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奔走于国统区，“处于虎口，稳如泰山”；返回延安统帅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燃烧在中国大江南北。
黄河在咆哮，中国人民在怒吼。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这时，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正在古都西安，进行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奔走。
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等会谈，并将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经同意后复电转告何应钦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下，终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
一、初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和谈判斗争，达成国共合作协议
8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参加。
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出席。
会议期间，他们多次发言，并接触各方人士，广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战主张，积极推动发展抗战的大业。
叶剑英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
他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做了分析。
指出，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
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
他对战略战术问题表示了明确的观点：“我们虽然主张战略上持久，但是战术上仍然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
战略上虽然采取内线作战，但战术仍然应取外线作战，随时包围敌人。
所以，我们要打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的运动战。”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武装民众、政治工作、粮食补给等问题。
他强调，进行宣传鼓足干劲，做好动员后的巩固工作。
发动妇女鼓励亲人上前线……叶剑英的发言博得一片掌声，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会议上公开亮相，进行统战工作。
共产党在南京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等各地将领，一一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从接触中，他深切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
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作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
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朱德离开南京去西安后，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会谈。
一天，何应钦举行家宴，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赴宴。
大家正在用餐，电话铃突然响起来。
何应钦接完电话后回到桌旁，高兴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补充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中共中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11人的中央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
随后，中央军委发布第八路军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
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办事处就设在南京中央路傅后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
在这座二层楼房里，叶剑英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
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
项英到南京找叶剑英等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及改编意见。
叶剑英和叶挺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事宜。
11月21日，他俩面见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
二、多方奔走交涉，解救国民党监狱中的大批难友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但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却不予释放。
“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
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
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
三位女战友披头散发走出来了。
周恩来、叶剑英望着久别的受难同志，强作笑容说：“你们还认识我们吧!”夏之栩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流下热泪，连忙说：“认识，认识，我们怎能忘记周副主席、叶参座呢!”叶剑英走过去，和夏之栩亲切握手，说：“小夏，你受苦了!”寒暄一阵之后，周恩来，叶剑英问她们：“这里有多少人?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她们略算了一下大概关有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
周恩来、叶剑英转身向陪同在一旁的反省院院长说，先保她们三人出狱。
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
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
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地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
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相呼应，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被救出。
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
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
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三、转战武汉，为民族解放而苦斗
抗战的形势急剧发展变化着。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战结束，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直逼南京。
1937年11月下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抵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当时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
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
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
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叶剑英很忙。
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叶剑英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紧张地工作着。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叶剑英为委员会成员。
随后，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
会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叶挺、项英等商谈，新四军办事处于2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
这一段时间，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
有一次，在叶挺家中，看到年轻的廖似光在座，叶挺忙拉着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外甥女。”
叶剑英风趣地说：“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难道还要保密吗?”大家都笑了。
接着谈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谈到深夜，恋恋不舍离去。
后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以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
他身处危局，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解决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还要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
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同时，参与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
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
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
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
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
他们还派张友渔等到湖南加强同程潜的联系。
对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
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
与他相识熟悉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
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
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
叶剑英同宋庆龄、何香凝他们的关系也是很亲密的。”
在武汉期间，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
他先后同国际友人伊文思、斯诺、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多次交谈，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他在欢迎会上热烈致词，并亲切会见阿尔泰?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等，感谢印度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
后来，柯棣华不幸牺牲，叶剑英细心照料他的亲属。
柯的妻子郭庆兰回忆此事，写道：“我刚到延安，中午，叶剑英派人来请我和印华去他那里。
我过去没见过他，自感衣帽不整齐，又带孩子，不免有些拘束。
我去时只见他和夫人都在屋子里等候我。
叶剑英只穿着一身普通军装，当即迎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我抱着印华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和菜。
印华伸手便要抓着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他笑着说：'没关系。
’并招呼我吃饭，他的夫人还帮助喂孩子。
我的心情这时才平静下来。
叶参谋长说，1938年，他在武汉就认识了柯棣华大夫。
当时，他曾亲切接见过医疗队全体成员。
爱德华是队长，柯棣华是最年轻的两位医生之一。
他说，柯棣华医生很活泼，肯学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使那次欢迎大会显得很活跃。
他说，那时柯棣华等坚持要去延安。
最后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
我听到后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又抱过印华，逗得孩子直笑。
看到他对下级干部如此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
他看着孩子对我说：'孩子可不胖呀，你是护士，应该把他喂得很好。
一定要带好孩子，将来印华回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样，为印度人民服务。
’”四、辗转广州、香港、澳门，唤起民众，团结一切力量杀敌人
1938年初夏，日军向武汉进逼，危及广州。
5月，叶剑英利用去香港就医机会，在广州停留，与地下党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交换意见。
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促进统一战线工作。
5月2日，他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
在中山大学，他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六个问题，一个一个地作了回答。
叶剑英结束他的演讲时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潮中，她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
叶剑英的演讲，切中时弊，合情合理，风趣幽默，听众十分满意，爆发出一阵阵掌声。
广州报刊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叶剑英在中山大学演讲之后，应有关人士和报刊记者、编辑的邀请，召开了一次有香港记者出席的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在广州市东山区百子路廖公馆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里举行。
庭院的中央放着一张方桌。
叶剑英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端坐在藤椅上，不时起来同前来赴会的人亲切握手交谈。
招待会于上午9时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个记者递上纸条提问：“叶总在中山大学演讲的结束语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高潮中，他最后或能达到彼岸，抑或就此沉沦下去，全靠我们民众的努力来决定。
这话不好理解，似乎话中有话，不知指的是什么?”叶剑英看了纸条，微笑着用广州话说：“画公仔不要画出肠，要让大家去想嘛。
如果一定要答复，虽然抗战胜利的客观条件存在，如不发挥主观精神，就会沉沦下去。
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
当然要人民支持，人民还是决定浮沉的。”
有记者问：“叶总谈离开广东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讲出真情。
叶总是'前度刘郎’就有许多感触才是。”
叶剑英站起来，复述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遇赦回京重游玄都观时写“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的故事，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去考虑大局，不搞好全民团结，不努力去争取抗战胜利，而像一些旧诗人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作炎黄子孙!”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气魄，使与会者深为敬佩。
叶剑英又热心耐心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到了中午时，忽然传来了紧急警报声，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疏散掩蔽。
在疏散前，画家郁风拿着当场画好的叶剑英的速写画像请他签名，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看了一下，微笑着在画像上签了“剑英”二字。
这幅速写的画像连同叶剑英演讲全文一同刊载在《抗战大学》1938年第一卷第8期上。
演讲一文还由统一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就是用郁风为叶剑英作的速写画像做封面的。
这次记者招待会对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抗击日寇，挽救民族危急，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起了促进作用。
5月5日，叶剑英应民主爱国人士黄慎之先生的邀请，乘船至顺德碧江，专程看望广雅中学师生。
这所著名的中学原在广州，因避空袭转移到农村。
那一天，校长黄慎之早早带领教师、同学到码头列队迎候。
上午10时，一艘小炮轮伴着和煦的春风，迎着旭日，徐徐驶进碧江靠岸。
在一片掌声中，叶剑英身着中山装，风度翩翩，与郭沫若夫妇一行下得船来，走向人群。
叶剑英不顾旅途劳顿，到校以后，没有休息就步入一所由旧祠堂改建的“振响楼”，向集合在那里的广雅中学全体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用纯熟的客家话从分析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转入正题，精辟地阐述抗战基本条件，最后，谈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正如大海茫茫，今天中国的命运，正处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
我们不得到自由，就是在这波涛中沉没。
但是，这个命运是由我们去决定的。
青年的同志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各位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努力前进!”叶剑英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在全场听众阵阵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
他又关切地询问学校的情况，才和大家一一握别，缓步走到江边，乘上小火轮，向广州方向驶去。
当年听他演讲的青年学生欧舜初激动不已。
多年以后，已改名为欧初的这位广东省的领导同志、著名诗人在自己的诗中写道：长驱拔剑起英年，老爱黄昏夕照天。
羊石举旗倡义早，香洲靖乱指挥贤。
烛奸拒虎关全局，决胜屠鲸载史篇。
记得战时聆讲演，碧江到处灿红棉。
叶剑英在广州小住期间，还出席了他在国民党军的故旧和梅县同乡、同学、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
他在席间题词署文，诗歌酬答，激励抗战斗志。
有一次，叶剑英的同乡和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设宴招待叶剑英，并邀《抗战大学》主编陈华和他的女朋友廖琼(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作陪。
曾其清请来嘉应菜馆的厨师温哥做菜，别有风味。
开席不久，青年诗人蒲风到来。
曾其清请蒲风入席，共同畅饮。
蒲风带来他出版的一批诗作，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诗歌上面来。
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未到三十岁，就这么丰收，真不简单。”
蒲风说：“请叶总多多指教。”
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
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
大家点头称是。
接着叶剑英说：“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诗歌中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么?”蒲风说：“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
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和锻炼自己。
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
叶剑英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
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
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
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
席间蒲风送他已出版的一批诗作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赤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
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抗战救国多作贡献。”
将散席时，叶剑英指着陈华和廖琼说：“你们两位都是松口人，松口是山歌状元的地方。
你们晓得山歌状元刘三妹驳山歌的故事吗?”陈华说：“晓得，但故事和歌词记不齐了。”
于是叶剑英、蒲风、陈华、曾其清和廖琼一起东凑西拼，忆起了当年刘三妹与刁秀才驳歌的故事和几段精彩歌词。
“爱个(我的)山歌真系多，大船载来几十箩。
拿出几箩同你驳，驳到明年割早禾。”
“歌精唔好逞歌才，比得柬(这样)差爱认衰。
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
这时叶剑英高兴地说：“大家听，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唱得多好，这位山歌状元名不虚传啊。
山歌来自民间，内容丰富多彩，很受群众喜爱。”
过了几天，蒲风对陈华说：“那天晚上见了叶总，得益匪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艺，对诗歌有很深刻的见解。”
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叶总不仅是将帅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诗人。
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和诗意啊。”
不久，叶剑英离开了广州去香港就医。
在那里，他秘密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廖承志、潘汉年交谈，指导工作，并通过同乡旧友，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抗日。
他还到澳门与地下党员柯麟、柯平兄弟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叶剑英鼓励柯氏兄弟说：“扎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
提醒他们，港澳的情况非常复杂，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五、在“火烧长沙”的灾难中，临危不惊，坚持救亡抗战
叶剑英从香港返回武汉不久，日军发起对武汉的全面进攻。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军民紧急疏散。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
11月5日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从容离去，辗转到湖南长沙。
湖南首府古城长沙，这时已取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但由于日寇进逼，一片混乱。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无心抗战，在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点官样文章，几天之后就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人们得知这一消息，更加惶惶不安。
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
他还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动员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和广大军民一起坚持抗战。
同时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谈协助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叶剑英受张的邀请，同意担任省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
在长沙期间，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加强与新四军的工作联系。
祸不单行，火从天降。
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密谋“焦土抗战”“火烧长沙”。
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密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
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
12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分批撤退。
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
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
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汨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
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
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
在危难中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的安全，急忙带着办事处人员从火海中脱险。
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
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
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
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
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
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
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
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
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
’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里啪啦的响。
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
就这样，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五万多栋，居民死伤两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
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
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做解释工作，使张治中甚为感激，他说：“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