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东达维北面的八角井胜利会师。双方一吹号，知道是红军，非常高兴。两大主力会师，本来是件大喜事，但由于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者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闹独立性，最终导致分裂，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使无数革命坚决、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遭受不应有的牺牲。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大的血的教训。
早在1932年，张国焘负责鄂豫皖中央分局时，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未经中央同意，即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率四方面军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向川西进攻，以策应一方面军渡江北上，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发动陕南战役，使敌人得以沿川黔边布防，破坏了一方面军的渡江计划。
不久，张国焘又借口配合一方左右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包座地区。张国焘到此突然变卦，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把红军队伍向南带走。中央决定迅速离开巴西、包座脱离险境，命令一、三军团以上山打粮草为名，跟随中央北上。
三十二军当时在马尔康、松岗。曾接到中央电报，叫我军跟随北上，一切都准备好了，决定次晨出发。夜里忽然又接到一个电报，叫我们原地不动，积极准备粮草。大家都很纳闷儿，心里好似放了一块大石头。紧接着周纯全把罗炳辉找去，可能要压三十二军跟张国焘走。
罗炳辉将军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尤其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很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在民主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但在对待张国焘反党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至于何长工，他在遵义会议后接替蔡树藩任九军团政委后，我们合作得不错，对他是尊重的，有事彼此商量。因此，我就和保卫部长卜盛光去找何长工，看他的态度。他正卧病在床，我和卜盛光表示对当前发生的这些意外情况不满意，认为其中有问题，要提防张国焘捣鬼，等等。我们两人讲话直截了当，并明白表示了我们的态度。何长工讲话不多，没有明确表态。但我们两人的态度他是清楚的。
罗炳辉从纵队指挥部回来后，就表示坚决拥护张国焘。何长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张国焘反党南下过程中，罗、何与三十二军指战员经受了一场复杂、曲折和严峻的考验，军团两个主要领导人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令广大指战员悲愤的惨痛遭遇。
周纯全紧接着来到三十二军召集连以上干部会，惟独不通知我。从此，对我实行政治封锁，不让参加会议，不抄送电报，我完全靠听小广播过日子。会议据说是罗炳辉主持，周纯全讲话，内容主要是反对党中央，提议开除毛泽东党籍，通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来，讲述会议情祝，非常气愤。按说军队中凡属政治性质的会议应该由政治部主任召集主持，这次会议竟不通知我，可能打算把我当胡底一样搞掉。
胡底原是上海特科负责人之一，历史上有过功绩，因为反对张国焘，被张国焘借故杀害。我听同志们讲了会议情况，心情很沉重，但不便当众表态，只讲听听中央指示再说。
因为我对政治部干部心中有数，其中也有个别难以相信的人，我最信任的有朱明(地方工作部长)、卜盛光（保卫部长）和王透（宣传部长）。但王透感情冲动时，讲话往往不注意场合，容易为人所乘，因此我当时对王透也只能讲几句安慰的话，不便深谈。
事后，我和朱明、卜盛光三人一起商议，我讲了自己的种种考虑。当时周纯全住在马尔康。中央纵队和第一、三军团已经到了包座，只有三十二军还在松岗。罗炳辉和何长工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渡岷江无桥又无船只；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住了所有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电台，没有办法和中央联系听中央指示，也无法和驻在党坝的第五军（原五军团）取得联系。
五军也有2000多人，军长为董振堂，政治部主任为曾日三，只有政委是四方面军干部。两个军合起来有四五千人，走进西藏也不可怕。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起队伍打游击去。
我曾去八、九两个团了解部队情况。先到15里外九团驻地白沙桥，团政委姜启化、团政治处主任刘学孔和团长都在。姜启化告诉我，刘伯承带着红军学校也被迫跟随南下了，路过白沙桥时曾对姜启化说，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姜启化对我说：主任，你带着我们走吧！我告诉他我的种种考虑，并说最大困难是没有电台在手，有了电台，队伍全部带走是没有问题的。
我后来去九团，见到团长杨梅生和政委辛世修、政治处主任刘生胜。杨梅生原是朱总司令带上井冈山二十八团的兵，作战勇敢，曾负伤11次。他对我说，“别的他不懂，但要说毛主席是反革命，他绝不相信，也听不进去。”当时我只能讲，事情以后总会看清楚的。
我没有机会和杨梅生单独谈话，但对两个团的干部思想情况心中有了底。以后司令部的管理科长张令彬跑来找我，我也向他透露了我的想法，并表示目前只有表示赞成南下。
我回到松岗，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恰好也来了。他们先去司令部，后来到我住处看我。还没坐上3分钟，罗炳辉就赶来了，看样子是怕我们讲什么话。后来朱总司令的警卫员潘某（兴国县人）告诉我，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安排在边缘上孤立的房子里，可能有借刀加害总司令之意，粮食方面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只找到几个牛蹄子烧着吃。那时恰好有个土司送我一条奶牛，我就叫警卫员把牛杀掉，烤成牛肉干，叫潘某给朱总司令带去。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松岗，导演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卓木碉会议（又称松岗会议，卓木碉就是松岗山坡下面半山腰一间房子，山下是大喇嘛庙)。这次会议却通知我参加了。
到会四五十人，主要是企图通过会议煽动大家诬蔑中央北进为“逃跑主义”，赞同他南下的错误主张。在这次会议上，我曾经发言说过赞成南下，本意是想用违心的话来迷惑他们，以免把我调离三十二军。
因为我和朱明、卜盛光等曾推测过，张国焘还可能用以下几种阴谋诡计来整垮三十二军：一是并入他的一个军，罗炳辉还当军长；二是调一部分部队和三十二军混编一起，加以监视；三是把不顺从他们的干部调开，另派人来控制部队。
张国焘率部南下到天全后，三十二军划归第四军指挥，军长许世友，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何长工上调后，派了一个名叫李干辉的接替了他的工作。随后罗炳辉通知我调动工作，到芦山总政治部去谈话，实际就是撤职。他问我由谁接替我的工作好，我意识到是要把不顺从他们的人调开，就马上回答说，“就是朱明吧！”果然，朱明没当上几天政治部主任，就换成辛世修了。
紧接着，张令彬、姜启化、王透、刘学孔和卜盛光等都一个个被调走，整个政治部换了班。上面留个辛世修，下面留个朱潘显。供给部部长赵镕也被调走了。
我离开三十二军，经天全西边的沙洲坝前往芦山，那时已是1935年年底。中途经过天全东边的十八道水，红军大学就在那个地方。我去红大看刘伯承校长，他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没有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而是在收发室接待我。他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听到前面在打仗，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四方面军和川军刘湘部在名山打仗，没有打胜。
刘伯承还把郭天民、张际春等都找来，和我面谈一阵，那时他们都已调到红军大学了。毛定方也在那里。
当晚，我找个地方住下，半夜突发高烧，便血。次日我赶到芦山总政治部找到李卓然，他叫我去张国焘的伪中央所在地住下等待分配。他们把我安排在何长工住房外的走廊里睡。那时我正害伤寒病，没医生看病，没药吃，也没人过问。病了几天，傅连璋听说了，去看了我一次。他也是一方面军的，因为走不了被迫留下的。他看我那天，正是我病情发展的关键时刻。他给我喝了点什么药水，走时安慰我说：睡一夜，明天看吧！
我懂得他的意思是说，好坏就在今天晚上了。我生命力强，居然拖过来了，没有死。
那时刘少文（我记忆中他是张国焘的秘书长）对我倒是很关心的，他有时到门边对我说几句话。头一次就告诉我：“那边”（指陕北）有电报来，叫咱们都北上。后来我听说，有人知道他给我通消息，批评过他。部队临出发前他还去看过我，并说走的时候要给我安排一副担架，这话他至少讲过两次。少文是个好同志，在当时情况下对我那么关怀，实在难能可贵。
我离开三十二军时，考虑到我的警卫员张纪南为人过于老实，跟着我怕他受人欺负，就没有把他带走。我另换了一个警卫员，不料后来竟跑掉了。幸而马夫老孙是老伙伴，一直关心我，照顾我。他是甘肃狄道人，是宁都暴动过来的红五军团战士，当过排长。我那时病得爬不起来，满身虱子，一抓就是几个。马夫帮我抓虱子，叹气说：“瘦成这样了！”
我到山边上挖的粪坑大便，大便完了站不起来，还得有人拉一把。后来烧退了，病慢慢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身体非常虚弱。我因为小时候在家乡山上采过药，长征中遇到中药材总喜欢搞一点背上走。
九军团到天全之前，打土豪没收过不少鹿茸，政治部的同志知道我爱好中药材，就送些给我，我保存了四五个长的，两三个短的。芦山大病之后，身体虚弱，心想吃点鹿茸丸药试试看。
我就告诉马夫老孙拿了鹿茸去找张令彬，请他找个中药铺给我作成丸药。芦山药铺用醪糟把鹿茸泡软去皮，切成小片，放在瓦片上烘干，然后用蜂蜜调和起来，作成指头大的丸药二三十个。头一次试服时，我把一个大丸子劈成两半，分两次吃下去，没事，第二天又吃了一个，也没流鼻血。听说部队要撤退了。临出发时，我还没力气爬上马背，老孙把我抱上，扶我坐稳。我上去了就下不来，还得他搀扶。
部队向北撤退，又要过夹金山。过小铁索桥那一天，老孙先把我从马上扶下来，再把马鞍上的东西一件件放在肩上背过去，把骡子驮的大米、盐巴也背过去，再回来牵两匹牲口，最后转回来扶着我慢慢过桥，再扶我上马。
我因为病后虚弱，过河一趟，全身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老孙愤愤不平地说：“这就是张国焘对你的待遇！”
我那时每天吃两个药丸，到了第四五天上，力气就大增了。那时已是1936年春天，我只有35岁，正是青壮年时期，体力恢复很快。
部队撤退时，我不属于任何单位，孤家寡人一个。叫我跟党校一起走。党校校长当时是刘西平，从前我在红军学校担任总支书记时，他是宣传委员，我到步兵学校任政委时，他是政治部主任，我去十九路军期间，他接我的工作担任政委。我们是老相识了，因此，这次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走，谁知他原来是负责监视我的。
到懋功后，顺着大渡河南下到了丹巴。一路上坐在石头上休息时，刘西平问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九军团是怎么搞的？我老老实实一五一十给他讲了。后来我才知道，刘西平把我的话都向上报告了。
过了丹巴，翻越一座大雪山叫党坝山，山顶上长的是骆驼刺，地上是席拉草，空气稀薄。过雪山严重缺氧，人十分疲倦，走不动，但只要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我们过雪山有经验的人，就帮助走不动的同志背枪，一翻过雪山，到长着草的地方就都能走了。山那边叫道孚，是康定北面第一个县城，城里有天主教堂，街上还能买到香烟。这时我痔漏化脓、发烧，找个大夫来看，开了一刀，去脓洗净，上个捻了就好了。
大夫就是解放后驻外大使陈志方。大夫一走我就睡着了，想不到王透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看望我，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上。他早已调出三十二军。他来时正撞见康克清和刘西平在我屋里闲聊，说一军团一个团政委因为反对张国焘，跑了，自己去找党中央，被张国焘抓住了的事。王透当场表示，有机会他也跑。不料他这话被刘西平上报了，王透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了起来。这是1936年大约3月间发生在道孚的事，我是后来听说的。
那个时期，一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如曹里怀、郭天民、张宗逊等，常在一起议论，认为中央是对的，四方面军南下是错误的。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他正想刹住这股风，就在天主教堂开了一个所谓道孚会议。我先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陈昌浩和何长工、李卓然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把一方面军中几个突出人物即曹里怀、郭天民、张宗逊批判了一通，就是没点我的名。
那是春天里一个大晴天，气候暖和，我一去就在门边蹲着，等着点我的名。会议休息期间，何长工走到我身边，说了一句：火青同志，你不是说都是我何长工的错误，你上台讲讲吧。但会上始终也没见点我的名。
有一天早晨，我在散步，遇见卜盛光，他已经调到保卫局曾传六那里去了。
他小声告诉我：“正在布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工作。”说完马上走开。我一听就心中有数了。
部队从道孚向北，经过一个小山坡叫将军岭，出产黄金，再过去就到了炉霍。当地有个大喇嘛寺，党校就住在寺里，庙宇海拔很高。刚住定，警卫人员（四川人）叫我：“看！王部长给捆起来了！”我赶紧往下一看，正是王透被反绑着手，几个拿红缨枪的人押着他走过去。我顿时心里像油煎火燎一样，难过极了。多好的一个同志，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部队在炉霍住了一段时间。刘西平被提升为党校校长。
曾提议我任总支书未批准。康克清任总支书记，我任总支委。我名义上是校务主任亦即总务处长，实际上当政治教员，负责讲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运动史。讲到有关张国焘错误的地方，我就不指名地批判那件事；如讲到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我就批判那个错误，但不举例子。实际上是要让学员们懂得，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干的。在讲到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我只批判陈独秀，不提张国焘的名字，指桑骂槐。
党史课讲完了，刘西平问我，这次南下是不是也应该讲一讲，他是肯定南下正确的，我就让他来讲。有一天，张国焘跑到党校来，是冲着我来的。他在大喇嘛寺阶梯
口小礼堂对大家讲话，不指名地批评了一方面军干部，批评我，他说，你们在党校天天老讲思想斗争有什么用，进了西藏要多了解地方的风土人情才对。
我在党校住了上百天。
7月间张国焘到甘孜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去了。我多年后在延安见到王震时，他告诉我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的事，并说，刘伯承见了任弼时就讲：“要把黄火青要出来。”
但当年我在炉霍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那时候因为康克清在党校工作，朱总司令有时去走走。
有一天晚上，朱总司令来到党校，情绪很高，康克清、刘西平和我都在座。总司令说，现在好了，意见一致了，要北上和中央会合。并讲第二天要开个干部会，叫我也去，有话可以在会上讲。
次日在喇嘛寺开会，到会的有20来个干部。陈昌浩宣布，“那边”愿意和我们一起，我们要北上抗战，并宣称南下还是正确的。朱总司令讲话后，我也讲了几句，我不谈路线，只讲团结，都是共产党，为了党的利益要团结，只有敌人是盼望我们分裂的，等等。后来听曾传六讲，我讲话后，有人奇怪我是从那儿蹦出来的，因为我平时和那些大人物没有往来，大家不认识我。
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之前，可能是为了表示要团结，把我从党校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当军人工作部长，作敌军工作。听起来官不小，可是没事干，因为草地并没有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是李卓然，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周纯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瑞龙、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宣传科长刘学孔、文工团团长徐以新，等等。过草地实际上是王新亭带队，周纯全不和我们一道。我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在炉霍时张国焘办过一个刊物名叫“干部必读”，是用寺庙里的经纸印的，内容都是反党言论。我选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人物和言论的小册子，包起来约有五六寸厚，背上过草地，准备有朝一日批判张国焘时好用。
我的背包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除了“干部必读”，还有熊胆、麝香、一个老虎肾和一本沿途路线调查记录。我一向喜欢调查行军路线，每天把沿途地名、路程、气候和沿途的树木高矮、长不长草、有没有石头等等情况，一一记录下来。
吴永康和我相处较好，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是一个老好人。他带了个寒暑表，我就每天把气候温度变化记下来。这也可算是“黄连树下看牡丹”，苦中取乐。这个记录本子后来过祁连山时丢掉了，实在可惜。
我没有警卫员，一切靠马夫老孙，临出发前他搞了一包酥油、炒面和茶叶，用个羊皮口袋装了驮上走，长征中特别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对我帮助很大，老孙实在是个难得的好同志。
过草地时，前面的人走着走着，就累得倒下去死了。每到宿营地之前，大家先找干牛粪，发白的才好烧，再找些灰灰菜，要能找到点豌豆苗就算是细粮了。到宿营地，点燃牛粪，先烧一碗水喝，再烧一碗水，抓点盐、抓点炒面和灰灰菜煮在一起吃，就是一顿饭。
人们知道我有酥油，都来要，谁要就给谁。部队到了班佑后，陈昌浩吹牛皮，说明天到包座，什么都有得吃，叫大家今天把带的东西吃光。大家真把口袋吃光了。不料第二天我们到了上包座，地里麦子刚出穗，没吃的，连灰灰菜也找不到。我的马夫急了，到处去找，后来在河边发现水里泡了几张牛皮，就拉张上岸来，先选皮厚的地方割下几块，用火烧烧毛，再用刀拉成半个指头宽的小条条，用开水煮来吃，吃了两顿牛皮，肚子发胀，睡不好。
又过一天到了中包座，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志坚准备大量的酥油糌巴让我们吃个饱。我吃了两三碗。我和刘志坚是早就认识的，九军团以前驻扎松岗时，他曾带了宣传队十几个孩子去看过我，像白帝城刘备托孤一样把孩子们托给我们照看，说他们是三军团的一点精华。
从包座进入甘肃，经过腊子口到了哈达铺，这里是汉人地区。到达时正是早晨，我还没有住进房子，就撞见任弼时正在村子路上散步。我和他原来很熟，就上前打招呼。
他让我进屋去，问我一路情况如何。我说就是气不顺，戴了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他告诉我，头一天已开会讨论过，调我到第六军团，接替甘泗淇的工作，担任政治部主任。我说只要能调到二方面军，当个伙夫我都干。我满以为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谁知第二天李卓然把我找去，说不去二方面军了，给我一个中央军委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叫我带几个干部到祧州去做少数民族统战工作。我一听，好比当头一棒，大失所望，心里明白他们是怕我到了二方面军，对他们不利，因此有意阻挠。但一想我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应当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就表示服从分配。分给我的干部中有魏传统、吴建初等，都是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所谓“白脚杆”的。另外还派了一个警卫班。
头天到野狐桥，离祧州二三十里地，是很大一个村子。
我们在店子里住下，找老百姓来调查当地情况，据说村子里有个大地主，于是就派几个战士把他抓来，没收了他的财产和200块大洋，两头大肥猪。接着开了个群众大会斗土豪、分田地、分财物。还给警卫班战士每人发了3块大洋。把猪杀了，带上半头出发。村里老百姓一直把我们送到祧州。
到祧州后作了些社会调查，了解到此地回、汉民族之间矛盾尖锐，民族间的争斗反复发生过不止一两次。当地有个名叫李仲芳的，曾在冯玉祥部当过旅长，了解地方情况。他想和我们拉关系，我们也打算通过他了解少数民族情况，并建立一支武装，作为搞统战工作的后盾。他的几个儿子（后来才知道都是土匪)带了百把个人来，跟我们要枪，我们给他们一些枪支。
卓尼大土司姓杨，那时才几岁，据说家里有电台，和美国人有来往，我们通过李仲芳和他有过信件来往，他还送过我们一匹马。解放后他当了地方人民代表，曾到过北京。
新祧州有个麦吾土司，我们也和他联系过。在祧州还曾遇见五军团干部董振彦的家属。他父亲70多岁了，到部队去打听儿子消息。董振彦是参加宁都暴动的红军师长。第二天他把儿媳也带来了，还送我们一些干馍馍。我们招待他们吃饭，把没收地主的东西也送给他们一些。
张国焘同意北上后，朱总司令来了电话，叫我们做出发的准备，又交代我们把李仲芳的队伍带走。那时正是七八月间。我们正准备出发，忽然又接电话，叫我们准备粮食，并说后面还有队伍来。我们一听，心中打鼓，又走不成了。
当天陈昌浩、李卓然和傅钟等几个人骑马来到祧州，我们倾部队所有，热情招待了他们。他们知道我是反对张国焘的，当着我的面一边吃饭，一边议论，我听出来是不赞成张国焘西去的行动，要和他斗争。
原来张国焘中途变卦，不愿去陕北，想渡河西进，在河西搞出个局面，再来和中央谈判，四方面军几个头头中只有周纯全同意他的意见。上述几个人到来以后，张国焘随后也来了。他们在一间大房子（可能是个教室)里开了一天会，还把李仲芳找去调查过河路线，据说李仲芳告诉他，这一带四面是高山，水流湍急，无处渡河，也没有渡河工具。因此张国焘只好转过头来，前往会宁与中央会合。中央特派陈赓带了骑兵团接他，团政委魏洪亮是我在红军学校时的一个指导员。
我们也从祧州来到会宁，我又回到政治部，中央军委办事处的任务算是结束了。李仲芳的队伍随我们只走了一天，就杀了护送他们的两个指导员，把枪拖跑了。
我们一到会宁，就听说中央要组织“宁夏战役”，我在朱总司令处见到陈赓，他当着朱总的面叫我跟他走。我当时心想，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了，又马上要打仗，从顾全大局出发考虑，一方面军的人此时如果都跑回去了，恐怕不利于团结。因此我就没有表态，想等打完仗再说。
会宁会合后王透被释放出来。有一天夜里他跑来找我，问我要衬衣。我两件衬衣分给他一件，5块大洋给他3块，因为他抽烟。随后他就走了。后来在甘州附近，西路军所谓动员闲杂人员离开部队去做群众工作期间，他和廖月华走了。那是一个月夜，卜盛光送他们走的，走了十多里，在一个庙里住下。以后廖月华又跑回来，但王透从此再没有音讯。
回想起来，当他来找我那天夜里，我如果能去找找李卓然，让他把王透分配和我在一起，也就不会被他们借口赶出部队。再说，如果当陈赓要我跟他走时，我不要过多考虑，而是下决心把九军团几个干部，如刘学孔、卜盛光、王透、姜启化和张令彬等都带走，同到陕北，就可以保存一批干部，他们都是会大有作为的。
关于“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消极避战而受到破坏，中央又发电重申今后作战步骤等，我当时都一无所知，否则，那时我走了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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