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国军中，我算是比较清廉的，可是他比我还廉洁，到了不像话的地步。他不贪财不好色，家中用的是陈年老家具，家人吃饭餐餐无肉。他可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啊！他的行为举止都透露着一股共产党的味道！”
校长：“N希匹，我们国民党的官员，难道就只会贪财好色、到处捞钱吗？堂堂国民党高级将领，有这样作风应当值得表扬。要是其他人都能像他这样，早把共产党拿下了！”
在我党的众多特工中，熊向晖、韩练成、郭汝瑰三位最为出名，他们都是潜伏在国民党高层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解放事业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这三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的质量来看，郭汝瑰的战绩最为显著（包含但不限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剿总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
1944年3月，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校长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芷江受降仪式后何应钦与众将领
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校长的30多次讲话，并受到校长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目睹身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
在担任暂5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
（笔者注：郭回忆录里关于这个师的描述黑材料太多：国民政府军队极为严重的吃空饷、喝兵血、军官腐败、士兵待遇极差、军队无组织无纪律、后勤保障和军事训练一塌糊涂等等等等乱象。看过这些材料的人应该会认为国军打不过日军和共军是正常现象，打得过才见鬼了。主要问题在于已经烂到根了，武器再怎么先进也没用。））
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有机会耐心地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尤其是孙中山晚年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述，对照校长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才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校长，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后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
郭汝瑰作为一位参加抗战的将官，因为坚持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如此世道，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
对于校长本人，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校长“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校长确有军事才能。
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只是粗通战术，战略方面可以说毫无突出之处。
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这除了校长心存妥协、延误战机之外，也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以至于一点被突破，全线溃退。正面战场，败绩连连。
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校长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学术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校长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校长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
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阻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问题。原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校长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
郭还说到校长对于共产党，唯一一个稍微有点水平的认识就是“土匪两种途径论”，意思是历来土匪，流窜作案的必然归于失败，倚城而战负隅顽抗的往往成功。
这个观点如果结合黄巢起义、石达开西进等失败案例，似乎确实有一些道理，因此校长听说共产党丢了空城延安，甚是高兴，觉得革命即将成功了。然后46年的共产党和中国古代史上的土匪、农民起义之间，中间恐怕隔着几个国民政府的战斗力和组织动员力，这一点校长也许心里是知道的，只不过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而已。
在回忆录里郭还高度评价了张治中1946年为了促成国共和谈的努力，说他是重庆谈判中唯一认真推动国共双方互相谅解的人，真真正正为了推动和平建国而付出了大量心血。相反，陈诚在那段时间的表现可就没什么好话了。
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
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他在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还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
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
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但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原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之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
他连忙将这个风度雍容的青年人请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
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
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
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教员著作，供郭汝瑰阅读。
又过了几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
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
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郭汝瑰说道：“为了革命我可以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董必武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
校长在赢得了由内陆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
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校长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
顾祝同
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顶级特工都是”时间管理大师“。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校长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校长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校长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
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校长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1946年，郭汝瑰想方设法参加大战研究会，将会议中的重要内容记在笔记中，一次又一次传递给中共交通员。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
任廉儒
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道：“父亲有8本日记，里面记载的内容都是关于国民党的重要情报。在笔记中也写了几百遍'廉儒’的名字，这个人每来一次就会带走一个情报。”
平生比较谦逊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谈这些事，说再谈这些不是表功吗？
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笼统地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
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细节：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校长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
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校长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
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校长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但郭汝瑰本身却在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觉得此次失败十分怪异。盖74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各部队如此不协调，战斗力如此之差，除失败而外，当无二路。”
在这里，郭汝瑰看到的也只是国民党援军自身的原因。
郭升任徐州陆总参谋长和第三厅厅长以后，拿出来的作战计划、方案都是顾祝同、校长等认为合理的。如果认真看一下郭汝瑰提出来的方案的话，笔者觉得评价还应该更高一点：如果国军真的按照郭的方案或者说国防部的计划去认真执行的话，解放战争恐怕要多打两年。当然这些合理方案大部分都没能执行，原因很多，其中微操大师喜欢自己指挥、朝令夕改是一大原因。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解放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校长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校长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
“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如此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校长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校长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
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校长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校长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校长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
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校长报告。
杜聿明
从1948年12月之后，郭汝瑰就经常被校长派出去或者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总之就是不让他参加重要会议。郭汝瑰自己也有所察觉，而且经常感觉自己在路上走，后面总有“尾巴”。
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差一点儿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校长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
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校长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
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
从郭汝瑰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的侧面。
郭汝瑰自己算是一个有丰富基层经历的参谋人员，又长期在各大战场出谋划策指挥作战，对国军中的一些将领也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郭就多次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傅作义军事才能的欣赏，说他有战略眼光，偷袭张家口干得漂亮，后续偷袭西柏坡要不是共产党有间谍的话早就成了，还说他镇守华北也是颇有成效。
辽沈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校长上午还在北平部署东西对进，要包共军的饺子；结果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真抓了孔令侃，宋美龄一个电话就把校长从前线调回来“处理家务”。
整个辽沈战役期间，61岁高龄的校长在东北和华北之间飞来飞去，百忙之中还飞回上海扇了儿子一巴掌。在高强度连续加班、终于亲手送完东北全部国军之后，校长“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连续吐血”。
傅作义对此颇有微词，说校长不爱江山爱美人，不知轻重，缺乏统帅的基本素质云云。
这些话从郭汝瑰口里说出来，就显得十分可信，因为英雄所见略同，郭汝瑰也是这么看校长的。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校长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校长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
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批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校长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校长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72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
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
直到这时，校长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校长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
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校长又电令郭汝瑰为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校长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
想不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校长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建国后在仍需保密的前提下，并未公开郭汝瑰的身份，待遇按投诚将官处理，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重新入党，主编中国军事史和抗战正面战场史，以严谨著称。后出版回忆录自述情报贡献，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
郭汝瑰作为国军中枢决策层的参谋，对国军的各种弊端是有深刻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只会黑国军，实际上他替国军说了很多公道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段话：在8年抗战中，国民政府组织了22次大会战，共有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染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
这段话是郭汝瑰在他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首次提出来的。这本书也算是90年代第一部正面肯定并详细记述国民政府正面抗战的大陆著作。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实事求是地谈到了国军正面战场的每一次坚决作战和惨烈牺牲，既不乱黑，也不瞎吹，客观地分析了国军作战的顽强和一些弊端，堪称巨著。
晚年郭汝瑰
这是一本花费了巨大心血编写的军事史著作！
将参战部队的番号和指挥官的姓名全部给出，每一张战斗的作战地图全部都绘制出来。 让读者知道战斗的背景、交战的地形、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战斗结果为什么会是那样。 在本书中，每一次的战斗都分为四个部分：交战背景、双方的作战计划和部署、交战过程、战斗结果和战斗简析。
郭汝瑰因为“降将”的身份，在特殊时期受了很多委屈，即便如此，在组织的要求下，他依旧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没有告诉任何人。
即便是弥留之际的杜聿明在临终前询问郭汝瑰的真实身份，他依旧保守秘密，没有给杜聿明一个明确答案。
晚年的郭汝瑰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