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是一座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城市。壶口瀑布，洪洞古槐，是人们提及临汾时最先想到的风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今天看来静谧安祥的历史古城，在七十五年前曾爆发过一场惨烈的大战，这便是解放战争期间由徐向前元帅指挥的临汾战役。
这场战役前后历经72天，我军部队伤亡一万三千五百余人，整体部队伤亡率将近是敌军的三倍，是解放战争期间尤为艰苦的一役。但是，时至今日，临汾战役仍然是被我军列为教科书级别的攻坚战典例。为纪念这场战役，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第八纵队23旅，更是被军委授予了“临汾旅”的番号。
那么，这场战役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让后人铭记至今？这场战役的胜利，又是如何影响了1948年后解放战争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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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的新阶段。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宜川、黄陵重创国军刘戡部，刘戡兵败自杀。刘、邓大军则渡过黄河，攻克洛阳和豫西等县。
然而，被我军包围的国军阎锡山部，一直是留在西北、中原两大野战军身后的肘腋之患。为了配合全国各地“将战线打到国统区”的有利形势，进一步孤立晋中和太原之敌，毛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决定发起临汾战役，拔除国军固守晋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为日后北上彻底歼灭阎锡山主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临汾坐落于晋西南的黄土高原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临汾不仅是当时同蒲铁路的交通枢纽，更是汾河下游物资集散中心，是影响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地区整体战略部署的重要据点。阎锡山深知临汾对于山西全局的重要性，因此很早便下令临汾守军构筑起外围警戒、外壕和城墙、城内和地道工事组成的四道防御阵线，妄图对抗我军。
在防御工事建成后，阎锡山得意洋洋地将临汾的四道防御工事称之为“铜墙铁壁”。为以防万一，阎锡山还调来了麾下的精锐部队：国军太原绥靖公署第66师、西安绥靖公署第30旅和8个保安团，共计2.5万人坐镇于此。
面对着临汾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就连运筹帷幄的毛主席也一度感到头痛不已。想要拿下临汾坚城，非要找到一位能打硬仗的悍将不可。毛主席思虑再三，决定找来当时抱病未愈，在后方疗养的徐向前。
徐向前出生于1901年，是山西五台人。在山西长大的他不仅深谙当地地形地势，风土人情，还是我军中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早在红军时期，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就高达十万之众，是我军中第一支统领十万兵的将领。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反三路，反九路围攻，和后来以惨烈著称的西征战役，均出自徐向前的手笔。打硬仗、恶仗，正是徐向前统兵作战的强项。
主席在见到徐向前后，一脸严肃地说道：“虽然我知道你身体还没有养好，但是党和军队确实需要你呀，不知道你敢不敢和你的老乡过过招？”
得知毛主席是想要让自己攻打阎锡山经营已久的临汾时，徐向前郑重其事地说道：“党和主席需要我，我又有什么可以推辞的呢？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与毛主席合影）
1948年2月3日，徐向前正式被任命为临汾前线指挥所司令员，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炮兵团和太岳军区8个团和晋绥军区2个旅，总计5.3万余人，准备进攻临汾。尽管当时我军的攻城部队规模要远多于临汾守军，但徐向前考虑到临汾城高沟深，而我军部队攻坚经验相对不足，攻城重武器匮乏的情况，决定采用“土木作业、连续爆破、坑道作业、步炮工协同”的战术，步步为营撬开临汾的大门。
1948年3月7日，临汾战役一触即发，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第24旅一马当先，抢先攻占临汾城南机场，缴获敌军两架运输机，彻底断绝了临汾守军的撤退外援之路。在得知退路被我军拦腰截断后，国民党外围守军军心大乱，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临汾外围的碉堡、塔楼等防御工事，便被我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接连攻克。3月22日，基本扫清外围据点的我军攻城部队驻扎在临汾城下，直逼国民党守军的城墙防线。
然而，徐向前很快发现这场战役的进行并没有自己预料的那样胜利：在开战的半个月时间里，外围奔逃的国军有一部分虽然是被解放军击溃，但有另一部分却是有意为之的撤退。阎锡山的用意是想要收缩兵力，将外围和城内部队合兵一处，利用临汾城的城防坚固和国军部队的火力优势，拖延时间，为我军造成更大的伤亡。
在3月23日对临汾的全线进攻中，主攻临汾东关的十三纵38旅坑道作业遭到了国军部队的破坏，只能临时用炮火开辟道路。十三纵38旅先后向城墙上的敌军发起了3次大规模进攻，但均被负隅顽抗的敌军给顶了回去。3月27日，地38旅再次猛攻东关，却因为坑道距离不足，部署的火药均未爆破成功，新一轮的攻城再度受挫。
徐向前在得知38旅攻克东关的尝试再次失败后，便立即调整了战术，对攻克临汾东关做出了新的部署调整：虽然此前我军攻克东关的尝试一度失利，但39旅此前顺利攻占的临汾电灯厂，为38旅日后再度进攻东关提供了有利的据点。徐向前决定，将第23旅的进攻方向转至城东北，以电灯厂为依托进攻东关。第37旅则从城东南，向小东门和府门之间发起进攻。
在发电厂断壁残垣的掩护下，第38旅等部队的坑道作业得以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我军的坑道迫近作业距敌军城墙越来越近，我军的作战部署面临着再次暴露的风险。第23侦察旅在经过地形考察后，向徐向前建议可用门板来作为掩护，确保坑道作业继续进行。
经过临汾前线后勤司令部的计算，当时我军共需10万块门板，这对于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最终，临汾地区的党委部门决定，从群众那里借用门板，门板上一律写上地址和姓名。战事结束后，门板物归原主，如有损坏解放军照价赔偿。
我党在临汾周边的土地改革政策，已经为解放军赢得了深厚的民心和基础。因此，在得知解放军准备要借用门板时，临汾周边的居民纷纷主动将自家的门板拆下，交给解放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我军就一共向当地人民群众征集了12万块门板，为临汾前线我军坑道作业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部分矿工在得知解放军准备以“坑道作业”的方法，攻入临汾城内时，更是主动加入到解放军坑道作业的队伍中，和解放军一起并肩作战。
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鼎立支持下，临汾前线部队共在10天的时间内挖通了4条通往东关城墙正中的坑道，并且在敌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部署了8000公斤的炸药。4月10日傍晚，只听“轰隆”的一声巨响，阎锡山口中“固若金汤”的临汾城墙便被我军炸开了两个大缺口。
这一声巨响，是人民对蒋家王朝腐败统治的怒火，更是临汾城内国民党守军的丧钟。在东关城墙被我军成功爆破后，临汾攻城部队一拥而上，与国军激战至4月11日上午，最终得以成功歼灭镇守在东关地区的国军第66师部队。东关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兑现承诺，将70%未损坏的门板物归原主，另外30%损坏的门板则予以了双倍赔偿。
在我军将红旗插在东关城头后，阎锡山大为吃惊，决定下令让临汾守军调整战术，以对挖坑道，抢先爆破的方式与我军开展反坑道作战。在双方激战期间，临汾国军甚至置《国际法》于不顾，公然使用毒气弹、燃烧弹来摧残我军战士，一度给我军战士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在坑道内幽闭昏暗的环境下，面对着穷凶极恶的临汾守军，我军还是很快克服了地下环境缺氧、容易迷失方向和敌军释放毒气等重重障碍。为了确保我军坑道不被敌军发现，我军战士采用了刺刀铲土，甚至手挖的方式，开掘了15条主坑道，40余条副坑道，就连第23旅旅长黄定基也亲自下场，与普通战士一起参与坑道工事作业，运输和装填炸药。
1948年5月16日，我军在临汾的坑道作业基本完成。数百名官兵徒手完成了坑道作战的最后一个环节——运输炸药。为了避免炸药在幽暗潮湿的坑道内受潮，解放军战士们纷纷脱下自己的衣服，将衣服盖在炸药上。5月17日，随着坑道内炸药的一声巨响，临汾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我军顺利突破。在炮兵的火力掩护下，我军攻城部队迅速嵌入敌军阵地，将临汾国军守军彻底分割包围，并在5月24日将国军残余部队彻底歼灭。
经此一役，我军最终以1.5万余人，三倍伤亡于敌军的代价，拿下了以坚固著称的临汾。然而，此战的意义对于解放战争的局势而言尤为深远——临汾战役结束后，吕梁、太行两大解放区从此连成一片，挺进西北的西北野战军，南渡黄河的中原野战军，从此再无后顾之忧，为日后我军华东打响淮海战役，华北解放太原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何阎锡山口中，号称“铜墙铁壁”的临汾防线，会在72天的时间内被装备不足，后勤紧张的我军攻克？
或许，从临汾战役中我军向群众征集来的12万块门板中，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古至今，能够决定战争和历史胜负左右的，从来都不是城防，武器和后勤，而是民心的走向与沉浮。临汾一役，正是我党历史上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以坚定的意志和应变的技巧，取得攻坚胜利的代表性一役，也是这场战役时至今日被我军载入军事教科书，供后世学习借鉴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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