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中共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花等，款项也筹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窖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
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昊堡、茵(佳)县、神木、府谷地区，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安事变前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一撤，我们进入延安，又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陕甘宁根据地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成为中央得以安身的根据地。
回师休整期间，红一方面军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总结，会议开了十几天，分几个会场，一军团一坨，十五军团一坨;一军团又分成坨沱讨论。大家有什么讲什么，没什么顾虑，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突出的事例是批评一军团的本位主义。一军团在洪桐、赵城一带扩兵比较多，筹款也多，而十五军团在北线牵制敌军，主要是在山区活动，伤亡比较大，而扩兵和筹款都比较少。
中央要一军团分一部分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坚决不答应，强调自己的编制也还不足，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每个会场都去了，听后作了个结论，批评了一军团，聂荣臻同志出来承担责任，说他是政委，没把好舵，应该由他负责，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原三军团的同志在会上也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取消三军团的番号;同时，在三军团改编成一军团的第四师时，政治委员是彭雪枫。把原一军团的陈光调来当师长，他们两人性格不一样，在有些事情上合不到一块，东征中有些不团结在会上也开展r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开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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