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国释放了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这就是最后一次特赦，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周养浩也在本次特赦之列，本来公安部在报释放名单时是没有他的，但是主席说：“也关了二十多年了，都放了吧。”
周养浩才搭上了这最后一班特赦的车。
周养浩被特赦后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回台湾。
同为军统三剑客之一的沈醉知道周养浩的选择后说：“原来周养浩一直是在假装积极，被特赦后才露出真面目。”
周养浩和军统的两任局长都是同乡，他本来是就读于法学院的高材生，但毕业后在老乡的介绍下，这位精通法律的大学生竟然加入了复兴社，自此开启了自己血腥罪恶的特务生涯。
当然，由于周养浩的高学历，再加上是毛人凤的侄女婿，所以他进到复兴社并不需要从基层做起，起步也算是高的。
周养浩从表面看就是一介书生，文文弱弱的，如果穿着一袭长袍，手中再拿几本书的话，那俨然就是个教书先生。
然而，谁又能知道，这个有着文弱书生外表的周养浩却是个极度狠辣、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军统赢得了“书生杀手”这个绰号。
1949年，国民党败迹已是越来越明显，而老蒋也已做好了败逃台湾的准备，但他仍然命令军统在云南等地留下大批人马坚守西南，一方面在西南大搞破坏、暗杀，一方面把之前抓捕的我党人员全部杀掉，企图因此来拖延我军解放西南的脚步。
周养浩就是被留下来执行杀戮任务的刽子手。
杨虎城将军也在本次杀戮名单中。
周养浩利用自己文静的外表，儒雅的做派，骗取了杨虎城将军的信任，被周养浩以到重庆面见蒋介石为由从贵州骗到了重庆。
就这样杨虎城将军及宋秘书两家六口人被周养浩骗到戴公祠，继而在戴公祠就上演了一出人间惨剧，杨将军一行六人，其中还有两名幼童就这样被残忍的杀害在戴公祠，这时据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已不足一个月。
而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所谓政治犯已全部被杀戮殆尽，那可是几百条活生生的人命啊，这些也都与周养浩脱不了干系。
周养浩在完成了一系列暗杀破坏行动后，眼看着我解放军已进军重庆，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立刻乘飞机逃到了昆明，准备从昆明逃往台湾，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昆明会有织好了一张大网等待他的到来。
周养浩匆忙乘飞机到了昆明机场，但机场已被卢汉控制，没有卢汉的命令，任何飞机都不能加油不能起飞，周养浩所乘的飞机被困在了机场。
作为一名老牌特务，周养浩敏感的感觉到了危险，他想偷偷搭乘民航离开昆明，但民航机票的控制权在沈醉那里，没有沈醉的签字任何人也拿不到机票。
周养浩立即给时任云南军统战站长的沈醉打电话，让沈醉尽快给他送张机票到机场，他想马上就离开昆明逃到台湾去。
在沈醉接到周养浩要他送机票的电话之前，另一名军统重要人员徐远举也早就在沈醉那里等着拿飞往台湾的机票。
沈醉和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关系还说的过去，给周养浩和徐远举弄两张逃往台湾的机票对沈醉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沈醉并没有想给他们。
因为此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已经准备好起义，沈醉也正在是参加起义还是逃跑之间犹豫。
说实话沈醉也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但是，他不敢，因为他刚被蒋介石晋升为中将游击总司令，这等于明确告诉他，他是要留在云南继续和共产党斗争的，他要是敢私自逃到台湾，估计一下飞机就会被密裁了。
但是不走，就他做过的那些事，卢汉起义后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思前想后，沈醉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只有参加起义才能活命。
既然沈醉已有了准备参加起义的想法，那他就不能放周养浩他们跑了，要是因放跑罪大恶极的周养浩等军统特务而惹怒卢汉，恐怕参加起义也救不了自己的命，自己岂不是得不偿失。
于是，沈醉决定先假意答应给徐、周二人准备机票，然后在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
沈醉接到周养浩要求送机票的电话后，说：“你来我这里吧，徐远举正好也在，我们三剑客最后团聚一下，明天你二位一起走。”
“还团聚什么呀，现在是逃命要紧，你赶快派人把机票给我送过来吧，我就在机场等着。”听筒中传来周养浩急躁的声音。
“好吧，那你就等在那里不要动，我这里尽快准备好让人给你送过去。”沈醉满口答应着。
1949年12月9日晚，卢汉果然宣布了起义，并扣留了来省政府开会的沈醉等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的沈醉立即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同意起义，并以云南军统站站长的身份发布命令：云南境内所有特务接受卢汉的指挥，停止任何特务行动，交出携带的武器弹药和电台等设备。
除此以外，沈醉还把徐远举和周养浩的藏身之地告诉了卢汉，就这样，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名罪恶累累的大特务都被卢汉的起义部队给逮捕了。
在机场抓捕周养浩时还有个小插曲，周养浩在与沈醉通完电话后，正准备回到自己之前乘坐的飞机上去等待沈醉派人送机票，可就在他刚要走近飞机时，却发现机场地勤人员正在抽他飞机仅剩的油。
老奸巨猾的周养浩立即觉察到危险正在逼近，他没有登上飞机，而是悄悄的把军装脱下来换上随身携带的便衣，装作若无其事的走进候机大厅，混入了候机的人群中，从人群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卢汉的部下带着昆明警察局的人正在搜查候机的人们，警察局的人大部分都认识周养浩，可是排查完了候机大厅的人，也没有找到周养浩。
警察局留下一些人在候机大厅继续排查，其余的人到大厅外停着的汽车中去查找。
果不其然，几个警察在一辆不起眼的外表破破烂烂的车中揪出了周养浩，原来这个狡猾的大特务，在警察们进入大厅前，就从机乘人员通道溜出了大厅，藏到了一辆破烂的车里，不过，最终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周养浩还是被逮捕了。
1950年，沈醉、周养浩、徐远举在重庆白公馆相遇了，他们三人和宋希濂等人被关押在一起，而这里之前都是关押我党重要人士和重要爱国民主人士的地方，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人不禁一阵唏嘘。
最初时，周养浩这些特务们都惶惶不可终日，毕竟他们手上沾了太多我党人士的鲜血，他们怕我党会跟他们清算，所以在被审讯时，尽量都是避重就轻，能隐瞒一时是一时吧。
但沈醉是个例外，他在被审问时不仅很痛快的交代了自己做过的所有罪恶的事情，还主动交代了他所知道的军统在撤离台湾前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以及这些潜伏人员准备对哪里进行破坏活动，军管会以此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那些潜伏人员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一网打尽，破坏活动也因此被终止了。
沈醉在我党对周养浩的审讯中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周养浩自知罪恶深重，被抓捕后就拒不交代任何问题，还试图以绝食向我党进行抵抗，就此审讯人员询问过沈醉，想了解下周养浩的思想动态，沈醉想了想，说：“周养浩应该是害怕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事情和重庆最后的大屠杀，罪孽太重，说出来恐怕就是一死。”
审讯人员很重视沈醉提供的线索，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来突破周养浩的心理防线。
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周养浩始终只是交代一些小的罪行，丝毫不交代我党已知的重大的罪行，要么就是不开口，以沉默来对抗审讯。
一天，我党再次提审周养浩，周养浩一如既往的交代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一再强调这都是上级下达的命令，他只是执行而已，但在让他在供词上签字时，狡猾的周养浩看到了审讯人员记录本上写着杨虎城的字样，他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他记得在他之前是沈醉在接受审讯，看来沈醉已经把他给卖了。
周养浩顿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本来从机场被抓起，他就已经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现在又是沈醉揭发他，他觉得自己既然已经没有活路了，那也决不能让沈醉活着。
回到牢房后，闷声不语的周养浩抓起手边的凳子就往毫无防备的沈醉头上砸，幸亏被正站在沈醉旁边的宋希濂抓住凳子，救了沈醉一命，但沈醉从周养浩凶狠的眼中看出，他们之间的仇恨是结下了。
1956年，周养浩等人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到了这里，周养浩还是拒不交代实质性的罪恶，还经常利用自己熟知法律的条件，用法律条文来和审讯人员辩论，为自己开脱罪行，常常搞得审讯人员头痛无比，却也无可奈何。
1959年，中央开始逐步特赦战犯，宋希濂、杜聿明第一批被特赦。
1960年沈醉被特赦，沈醉的特赦让周养浩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积极配合改造，积极交代自己的罪行，但还是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犯罪事实，这些事实我党都已有确凿的证据，但周养浩仍是坚决不承认，因此，他表现的再积极，在一次次的特赦名单中依旧没有他的名字。
1975年，中央决定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周养浩终于赶上了这最后一班车，但是他却在被释放后就立即选择了回台湾这条路。
沈醉对周养浩这些年中在功德林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当他得知周养浩被特赦后要回台湾时，说：“我才知道周养浩这些年一直是在假装积极，这刚被特赦就露出了真面目。”
我国对于周养浩等人被特赦后选择回台湾的举动没有阻拦，相反，我们还给他们提供路费和交通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但是，周养浩心心念念想要投奔的台湾，想要投靠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决的拒绝了他的回归，无奈的周养浩只能投靠子女客居美国，并最终在1990年客死美国，下场不可谓不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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