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陷入绝境，几十万军队被解放军重重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方，各不相顾，欲守不能，欲走不得。
九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肌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了一张腐烂了的菜叶而相互拼命撕抢。长春已变成了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一 认定起义之路
二十二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的第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焦灼地踱来踱去，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为了三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想到这里，我看看手表已是九点钟，便拿起电话话筒，对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说：“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十点钟一定到！”说完，又找暂编第二十一师陇耀师长。
十点钟，白、陇二位师长都乘车来到我这里。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了，找他们来做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白师长见我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我说：“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俩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看他俩的样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样开口。过了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谈起。”陇耀插嘴问道，“什么事情呢？”我说：“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白师长低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肇学的样子，就改变口气说：“这是关系全军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我又问：“肇学，你的意见如何？”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而陇耀总是表现性急，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虽然，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陇耀不同意白肇学的“解甲归田”的意见，他激愤地说：“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事件’的仇！”
我们反复地谈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谈到下半夜三点钟。陇、白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五点钟了，我躺在床上，激动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见白师长疲倦地斜倚在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身来，我忙按他躺下。他嘶哑地说：“从你那里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他说：“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心里不禁一阵怜惜。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你知道吗？”部队光荣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怎么不知道，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他气愤地回答：“更坏！”我趁势逼进一步问他：“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他默默地望着我很久，突然挣起身来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我一阵激动，忙用手擦去兴奋的热泪，紧握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临走时，我又交代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当时，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
十月三、四两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伤亡惨重，毫无进展。四日下午，郑洞国打电话把我找到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想试探一下郑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围的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郑听了很不以为然，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地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看他要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此时我心里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现在绝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去敷衍，在八里铺一带出击，配合新七军。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一次，李鸿是单独来的。闲谈中，我装作很愁苦的样子说：“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很恼火，说：“士气低落，大概皆相同。”我又试探着问：“你看，我们能继续守下去吗？”他愁苦着脸说：“困难太多。”看他的态度是很消极的，我就又试探着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的。”他摇摇头，表示信心不大。那时，新七军战斗力最强的师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其次是暂编第六十一师，最差的是暂编第五十六师。我就探问道：“五十六师可以突出去吗？”真没想到，这句话引出了他的一肚子牢骚。他立刻数说了一大套：“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原来，新七军上下也早已灰心丧气，自顾不暇，已无能力来阻止我们起义了。
我们派出的一个团，以敷衍的态度，配合新七军出击。打了三天，自然是毫无结果。七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三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说要撤。郑洞国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二 劝郑洞国、李鸿起义未成
自从九月二十三日早上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以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钟，在铁路宾馆，我们商议派什么人去与解放军联络。考虑到在职者均不便离开，认为派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两个人比较合适。这两人是原第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原第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
三十日中午，我们在陇耀师长处研究了我们起义对云南及眷属的影响。考虑的结果是：革命是要发展到云南的，暂时受些苦，以待解放；而且蒋介石已经手忙脚乱，自顾不暇，他也难于去加害云南；至于眷属，很可能会遭到危险，但要起义，也只有忍痛，何况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庭，哪个又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呢？！我们决定照原计划实施，不计后方一切，有冤有债，待革命成功时再算。这个眷属和后方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有些心情沉重，三个人直谈至晚饭后暮薄时方散。
十月一、二两日，中统特务史怡安和督察处长张某，接踵来第六十军军部探察情况。处处均须谨慎敷衍，细心提防，不能叫他们看出任何破绽。
二日下午，在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处，讨论怎样对付新七军。考虑以本军两个师的力量与解放军配合行动，虽感有痛苦，但不会有大的问题。首先议定两个方案：以军事行动予新七军以威胁，促其觉悟，必要时沿两军地境线占领阵地，严密布防，但绝不放第一枪，或本军撤离市区，在长春东北集结待命。同时于开始行动时，分别致函警告对方，由我给郑洞国、李鸿写信，由白、陇师长及所属团长给新七军的师长、团长写信，信的内容主要写蒋介石政府之贪污腐败、无能和无希望，指出目前及今后的军事形势。
四日下午四时，我们三人又在中长铁路理事会大楼进行第五次秘密商议。三、四两日新七军在绿园一带出击毫无进展，郑洞国令本军协力新七军作战，此举双方都要付出牺牲，太不合算，那么在此时发动起义是否可能？经再三考虑，认为：第一，尚未与解放军接洽；第二，在下级军官中的酝酿尚不够；第三，对新七军内部尚未作详密的调查；第四，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态度不明。由于这四个顾虑，恐不成功而引起意外的憾事，故另作两个决定：协力新七军出击部队，五日以敷衍的姿态出发，摸清新七军和暂编第五十二师（这个师的事，过去本军向不能过问）的底。同时对各重要干部进行酝酿策动。这次商议，又到晚上八时方散。
八日晚，在郑洞国官邸吃过晚饭返部，又约白、陇师长在铁路宾馆聚议。商定：分别进行对新七军的调查工作；考察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态度；秘密征询各团长的意见，限自九日起，四天内完成。
连日来，南京派驻长春的视察官李克庭、特派员项迺光（派在东北的大特务），皆到军部来打探军队士气如何，以及征询对今后军事形势的判断。来者不善。本人皆答以“士气低落”“军事形势尚可乐观”等话，予以敷衍。
对暂编第五十二师，几经与师长李嵩谈话，他表面上表示对现状不满，但依其身份、来历观察，仍觉不可靠。以李素来拒我过问该师人事及一切内部事务看，必须对他采取果断办法。
十三日夜十时，约白、陇二位师长在铁路宾馆讨论有关起义准备事项。首先交谈了酝酿准备工作的进行情况：内部酝酿工作结果非常好，众人皆以为目前形势下已不能再行迟延，对国民党政权之贪污腐败日甚一日，人民生活苦况水深火热，痛心疾首，一致主张反蒋起义。对新七军的态度，从李鸿言谈情绪看，愈觉有把握，唯对兵团部尚无情况搜集，但其力量有限，无顾虑之必要。
在交谈了上述情况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全军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就起义行动问题作了以下决定：第一，十四日晨派张秉昌、李峥先为代表，持信前往解放军方面接洽；信由白师长起草，我们三人亲笔签名。由陇耀布置张、李出城；第二，接洽妥当后，预定于十六日夜开始行动，除另有指示外，应采取积极行动向新七军布防；第三，布防完毕后，对其上级送信警告，对其士兵用喊话方式，说明本军意志；第四，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由第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各以一营兵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团长，然后挟制该师就范；第五，派纠察队维持市区治安，并由各部派员宣传、安抚，使之镇静；第六，处置好伤病及后方人员。
原计划十五日下午张秉昌、李峥先返回，但至晚尚无消息，我们十分焦灼不安。一是担心他俩能否顺利地与解放军联络上，解放军是否接受我们起义；再是担心他们被郑洞国和新七军捉去，走漏了消息，使部队起义行动受到破坏。
当天夜里，我的心始终放不下来，又到白、陇的师部探询各项工作进行情况。情况还好，外面亦无变化。但我仍一再嘱咐白、陇师长，要他们密切掌握部队，无论任何人召集开会，都不能离开，即或有危险，也不能变更计划。当我返回军部时，夜已很深了。
十六日上午十时，我正在吃饭，副官报告：“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没过五分钟，电话铃又响，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我拿起听筒，郑洞国语调很急促地说：“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这时我心想：为什么这样急迫呢？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正在吃饭。”而郑还是坚持说：“情况很紧，你马上就来！”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立刻问白、陇师长郑洞国找过他们没有，他俩都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是否联络的人出了事。我告诉他们：“没出什么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能不防。”他们说郑洞国没有要他们去，我才稍稍放一点心，便吩咐他俩：“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我到兵团部刚一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装得镇定自若。郑洞国身穿美式夹克，拉练大敞开着，半身陷在沙发里，面容憔悴，大口地吸着烟，见我进来，就起身递给我一份蒋介石从沈阳派飞机空投下来的“国防部代电”，内云：“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我看完“代电”后，郑洞国又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叫我看，并且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在叹气，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原来如此，我来前的一切担心，此时已全然消除。我把“代电”和蒋介石的信放在一旁，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他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十八日）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我说：“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郑听后默默不语。我又问他：“计划从哪条路走呢？”他说：“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对于他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啊！”郑洞国只是叹气，没有做什么表示。我因心里还装着起义的事，无意在此滞留，默坐片刻，就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见他点了点头，我随即离开。
从郑洞国那里出来后，我就坐车到了新七军军长李鸿那里，想劝他起义。李鸿正害伤寒发高烧。我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定，是否把我们要起义的事告诉他？转念一想：不行！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我们起义也没有联络妥当，不能轻率告诉他，自找麻烦。我头脑一清醒，就上车回军部了。
三 六十军全军宣布起义
从李鸿处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而张秉昌和李峥先还是没有回城，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原定当天夜里就开始起义行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仍不见联络人回来。而郑洞国又布置当晚开始执行他的突围部署，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急。好不容易熬到天将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终于推门进来。我忙上前握着他们的手，急迫地问道：“联络上了吧？”我看着他俩满脸喜色，马上又高兴地说：“一定是联络上了！”张秉昌笑着点点头，告诉我：“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
解放军接受我们起义了！我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白、陇师长。陇师长在电话上兴奋地冲我喊道：“军座，现在就动手干吧！”我也激动地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在去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前，我按解放军的意见，又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我们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
当我到了暂编第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我由浅入深，以诱导的方式，从眼前的政治形势，讲到六十军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后说明了六十军的处境。最后我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讲话，使不少人（主要是营一级军官）感到意外。过了好一阵，没有人起来发言，大家都很拘束。我笑着问道：“你们发表意见，看该怎么办？”依然是沉默。又过了一阵，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军长怎么命令，就怎么办！”大家都随声附和：“对！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我说：“不行，这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大家坚持要我决定，我坚持要大家来商议决定。推来推去，延误了不少时间。终于有人大胆地起来发言了。他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我当即否定了这个意见，说：“不行，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有人打了头炮，发言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尽忠报国，战至最后一人。”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就是没有人提议“起义”。我环视满屋的人，大家都是云南袍泽，是被蒋介石强迫到东北来打内战的，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受尽了蒋介石嫡系的白眼，几年来又都在战场上吃了许多苦头，眼前又都是无路可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起义。于是，我又更明显地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于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还应多加考虑！”大家又是一阵沉默。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此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又转过来望望我的反应。我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会场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我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都齐声回答：“同意！”陇耀师长这时站起身来，面对我大声说：“报告军座，我们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人们哗的站起来，我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从暂编第二十一师出来，我直接去第一八二师师部。我向白、陇两师长说：“暂编第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他们也一致表示拥护起义。随即该师也向新七军布防。
我命令白、陇两师长：“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我们有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我从第一八二师回来，打电话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李师长吗？有件事通知你。今晚十一时，你带着三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我还着重嘱咐他：“一定要准时到达！”
我一直等到听见他和师部总机讲：“要三团部！”才放下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我把副官长张维鹏找来，对他说：“起义行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暂编第五十二师还没有安排。这个师是杜聿明派来监视我们的。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师的事。他不会同意起义，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但是暂编第五十二师又正驻在我们两个师中间，是我们起义的障碍。现在，要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张维鹏问：“怎样解决？”我说：“我已经通知李嵩带着他的三个团长，十一点钟到这里来开会，到时你就将他们扣留。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不然，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张维鹏站起来说：“懂了，我一定办好！”
夜十时，我正在向军部和直属部队营以上军官动员起义，副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和三个团长来了。”我说：“你请副官长陪他们一会。”我又继续动员。十一点多钟，张维鹏高兴地跑来报告：“军座，一切都办妥帖了。”他笑着对我讲了经过（见本文末附注）。按计划顺利地扣押了第五十二师的师长、团长；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也都规规矩矩地表示服从命令，随全军起义。听完张维鹏的报告后，我立即抓起电话对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说：“做好行动准备，接到命令就开始行动！”他连声回答：“是！”而且把他对张维鹏表示的“服从指挥，拥护起义”的态度，又向我重复了一番。
随后，我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监视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兵力布置好了没有？他们说早已布置就绪。此时，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控制有了一个眉目，我心里又多了一分轻松。
四 再劝郑洞国、李鸿起义仍未成
处理过暂编第五十二师的事，已经是后半夜的一点钟了。为能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行动，我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裕昌源面粉厂——第五四五团团部，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思想倾向进步，拥护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在蜡烛光下我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信，总想劝他们与第六十军一致行动。给郑洞国的信原文是：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敬启
给李鸿的信，内容基本一样。十七日晨，天尚未明，即派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先送郑洞国，后送李鸿。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说：“见到郑洞国本人了，他们正在开会，乱糟糟的。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上午，郑洞国派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省府秘书长崔垂言来见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指挥位置，就叫他们到第五四六团团部，我在那里接见他们。
杨友梅见到我就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我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尚传道忙接过去说：“郑司令官讲，过去那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作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我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长春十几万老百姓，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做，是不够恰当吧！”我立刻很生气地驳斥他说：“你们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崔垂言见我变了脸，慌忙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把我纠缠得很不耐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我：解放军代表已经来了。我急于回指挥所，于是很干脆地对杨友梅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说完，我手向外一指说：“你们走吧！”临走时，杨友梅还讨好地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五 向解放军交防并接受改编
从第五四六团团部回到裕昌源，解放军代表刘浩同志正在等我。我们热情地紧握着手，刘浩同志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热烈欢迎你们呢！”
刘浩同志也是云南人，很直爽，很热情，谈了一阵我们就熟了。他笑着对我说：“曾军长，去年夏天六十军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还和陇师长会面交谈过，那时我就劝你们起义。”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相对笑了一阵，他又告诉我：“杨滨同志，就是给你当过副官长的杨重，现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重，是我过去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一九四七年秋天才离开第六十军的。到这时，我才确实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从刘浩同志谈话里还知道：在六十军内，从一九三八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不少，做了许多工作，连我设临时指挥所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共产党员，无怪乎团长朱光云拥护起义积极。原来，这次起义的发动十分顺利，得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
十月十七日下午，刘浩同志陪我出城到了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唐天际将军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我们抓紧时间，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我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我和刘浩同志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我们部队正走在路上，蒋介石就派飞机轰炸我们。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未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遭了殃。蒋介石的狠毒手段，更增添了官兵们的愤慨。我们进入解放区后，老百姓和解放军同志，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早饭，热情地迎接我们。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及萧劲光、肖华等一兵团的首长，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官兵们都感到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无不十分激动。
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把我带的这支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我仍任军长。
附注：
张维鹏同志在《六十军长春起义》修改稿中忆述了扣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团长的事情经过：
曾军长于当晚（十六日）九时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打了电话，要李带着他的三个团长于十一时到军部开会，同时打电话告诉我说：“李师长他们来开会时，借这个机会把他们扣留起来。”事先曾军长写了一封信交给我，大意是：六十军起义了，要李嵩命令他的副师长欧阳午及三个团长，听从指挥，和我们一起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他们，然后剿灭全师。可是李嵩于九点多钟就带着一团团长胡家驹、二团团长周曙初、三团副团长熊国桢（团长谢绍贤正患伤寒病）提前来到军部。我只得先把他们招待在副官处休息。因为时间来到，李嵩显得很急躁的样子，总是问我：“军长还没有回来吗？”我只得临时编话敷衍他。到了十一时整，我照预定的计划，把军长的信交给他，他看完后，心情非常沉重，胆怯地说：“我们遵命照办。”这时我要李嵩和三个团长轮流打电话给他的副师长及三个副团长（一团副团长贺良汉、二团副团长王鹏、三团副团长熊国桢已作代表在军部）来军部。他们来到军部后，李嵩拉着副师长欧阳午说：“千万要服从军长的命令，起义，起义，保全我们的性命……”两个团长也各向他们的副团长一再交代，要一致行动。这时，就将李嵩和一团团长、二团团长扣留在军部，将副师长欧阳午和三个副团长放回去，准备跟着起义，照军长指示行动。事后，看到李嵩坐着休息的地方，一包香烟被撕得粉碎，扔了一地，可见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欧阳午和三个副团长离开军部的时候，我又向他们说：“军长要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听话，跟新七军跑，我们就先剿灭你们。我们有解放军作后盾，你们不要执迷不悟！”欧阳午连声说：“是！”并要我向军长报告：“我们服从指挥，拥护起义。”就在这个时候，曾军长还打电话给白、陇两位师长，各派一个营监视暂编第五十二师。他们回答说：“早已布置好警戒了。”关于暂编第五十二师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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