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十一月，中山先生离沪返粤，复大元帅职，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
粤军成立了第一师，粤军参谋长邓铿兼任第一师师长，陈可钰任师参谋长；梁鸿楷被委任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谢毅，第二团团长徐汉臣。梁鸿楷是第一师属下唯一的旅长。陈修爵掌第三团，陈铭枢第四团。
许多独立营的班长被委任为第一师的连排长，独立营直属于第一师，由齐公恪任营长，王超任副营长。其他隶属第一师的单位还有吴植夫的工兵营，杨勇的通讯连，梁公福的警卫排以及薛岳的机枪连。该连仅拥有两挺水冷式机枪，然按规定最少应配备六挺水冷式机关枪。
第一师有部分军官不是广东人，例如徐汉臣是湖南人，好多保定军校毕业的参谋军官不是粤人。除了徐汉城那个团，多数士兵是广东人。
粤军第二师是洪兆麟统领的，麾下大多数军官是湖南人，士兵则湘籍、粤籍都有。
第三师由魏邦平统领，士兵全系粤人，李汉魂、邓龙光、韩汉英在第三师。
粤军第二军长是许崇智（邓铿的义弟）。许济（许崇智的堂弟）、吴忠信和张明达任旅长，顾祝同、刘峙、卫立煌任参谋长，第二军的官兵都不是粤籍人氏。
粤军的组织系统是怎样的？九个士兵一个班，三个班一个排，三个排一个连，四个连一个营，三个营一个团，两个团一个旅，两个旅一个师。编制如此，但没有真正实施。例如许崇智的第二军始终没有师的编制，第二军员额不足。
第二师师长洪兆麟希望我去当他的少校参谋，我婉拒了。一九二○年十一月廿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签署委任状，任命我为第二师师部少校副官，我负责总务兼管后勤。有时候邓铿从西关陈塘打电话给我，他正在那儿同歌女饮宴，吩咐我带钱去那儿给他付账，我常见到许崇智陪着他。
有一次我兼任军法官。我负责什么呢？去调查第一师官兵的违纪行迳。审讯由一名军法处的文职法官主持，我在旁聆听，当他作出判决，我就签署，然后递交师长。我们没有审过什么大案。我还兼管过军需部门。
有个十二岁的孩子对我说，他没东西吃，我收容他到师部做些端茶水等杂活，我有权配备一个传令兵供我差遣，这孩子跟了我好多年。那时邓铿充份信任我，他对我影响至深。
我在一年内就从士官升到少校吗？是的，我的擢升比别人都快。事实上，第三团团长陈修爵希望我去做他手下的中校副团长。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当副团长要负责制订军训计划，我认为我不够资格，故我介绍校友罗子良就任此职，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
我认为还有什么职位是保定毕业生更适合担任的？参谋与教育，毕竟他们接受了好多年的训练。在军阀统治年代，保定毕业生是非常吃香的。他们有什么组织？他们没有组织保定校友会，但他们是四校校友联会的核心人物，会员包括陆军小学、军官预备学校、陆军中学以及保定军校毕业生。四校校友联合会是怎样组织活动的？我们缴付会费，举办招待会款待会员。我是会员，但并不活跃。
凯旋回穗后，粤军正规单位的军官就必须穿制服了，军官与文官混杂的单位则不必穿军服。粤军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班，轮训上士与排连长。优秀的排连长通过考试可以去广东讲武堂深造。粤军也轮训班长与副班长。
那个时期粤军的医疗设施如何？广州有一个军医院，总部与第一师师部都成立了军医部门。第三师有些团长聘用中医，但他们未被列入粤军正规编制。中医协助受过西方医学训练的西医，他们使用药油、绷带，还从伤兵体内取出子弹。
广东省为粤军军人提供了许多职位，这就是「水涨船高」。军中的文职人员几乎涉足于所有的职务。谁来推荐他们？至少是师长。师长们享有足够的声望，他们能向省长陈炯明推荐文官。
第一师驻扎在广州，谁供养他们？陈炯明经常送钱给粤军，在这方面他十分出色。军官与士兵都得过他的赏赐，亦即新兵现在除了每周四毛钱零用钱之外，还能领到四元五毛钱的伙食剩余金。然而，军官的薪饷仍然要打折扣。陈炯明的钱从哪儿来？从广东省政府财政局，由于他兼任广东省省长与南方政府陆军部部长，自然不缺钱！使用何种货币？陈炯明印行纸币，规定一元钱纸币兑换五个双毫，但双毫仍为市面上的主要货币。
军事单位在地方上收税吗？鸦片与赌博是明令禁止的，但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烟赌盛行无忌。有些军事单位包庇烟赌收取黑钱，对方倘若不肯就范，赌场烟馆会无休无止地受到骚扰。
譬如，那些军人会派遣兵士穿着便衣到拒绝付黑钱的赌场捣乱，于是赌场烟馆不得不「出血」。在某些地方，烟赌交易在固定（每月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廿三、廿六、廿九日）集市的公开摊位上进行。通常军事单位不需要主动索取黑钱，烟馆赌场会自动奉献。好一些的单位不会为算计几张赌台、几条烟榻而讨价还价。但他们知道，收这种黑钱只能在远离省会的地区，故不必害怕陈炯明的禁烟禁赌政策。
走私漏税是军人搞钱的另一种常用方法。例如，驻扎在河（珠江）南、控制着珠江三角洲（包括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水上交通线的广惠镇守使李福林，组织了一支「护商队」，表面上声称为了防御土匪，实际上付钱给李福林后，他就会派手下士兵登上民船，这艘船便可挂出书写着「福军」的旗帜，而这类船只往往从事走私活动。这类船只载着李福林的士兵、挂着福军旗帜，就可以拒绝海关搜检，也就逃避了进口关税。李福林就是这样财源广进。
其他军事单位使出同样的伎俩。商人们害怕土匪，也害怕军队。第一军（军长陈炯明）的第一师也这样搞钱吗？他们不敢。毕竟陈炯明的总部与宪兵单位设在广州。此外，邓铿也治军十分严格，第一师每天军训就耗费六小时。
这使我想起，我的革命战友陆志云告诉我有关盐务总局汕头缉私队的一个故事。缉私队执行盐务总局征税的任务，他们巡视各个盐场。查缉漏税案件。陆志云说，汕头那个缉私队的负责人每月可得到三千大洋的外快。陆志云建议我请求邓铿出面向陈炯明推荐，让我出任此一肥缺。我当时月饷仅一百廿八元，除了那盐税缉私队我到哪里去赚那么多钱哟——一年之内赚三、四万大洋；我只要三、四年就能挣下足够享受一辈子的巨款，此外，我也不必再上战场了。
我告诉邓铿，他问我：「你今年几岁了？」我答：「廿六岁。」他问：「你几时死？」我猜不透他的心计，咕咕哝哝道：「不知道，我相信近期不会死去。」他以指责的口吻说：「我从未想到你是这么糟糕的年轻人，你只想去赚钱，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现在我明白了，我看错你了！」我哭着说：「我知错了。今后我再也不考虑这类坏主意了。我决心听您的教诲，做一个好青年。」在邓铿的熏陶下，我再也不迷失于「求官搞钱」的诱惑了。这就是邓铿感染我的众多事例之一。
我对陈炯明的看法如何？我们称呼他「陈老瘾」，他嗜烟十分酷肖他的嗜「俭」。我们都很尊敬他。他的私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他没有恶行、不贪污、憎恶烟赌，也很有学问。
由于第一师没有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邓铿要求李济深到第一师来。广西籍的李济深同一些第一师军官是广东陆军中学、速成学堂、讲武堂的同学，当时他在北洋政府陆军部供职，他应邀南下后接替陈可钰任第一师参谋长。待人和蔼友善的陈可钰调任副官长。
邓铿打算在陈铭枢的第四团扩充一个营，以便落实一团三营的编制，他想安排我出掌第三营，陈铭枢拒绝了，因为我不够资格——不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要缪培南的堂弟缪培坤去当第三营营长，因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当陈可钰告诉我这一内幕时，我勃然大怒。我对陈可钰说，正因为有人说我不够资格，我偏要带兵，我偏要当营长。陈可钰没法改变我的决心，我辞职不干了，从师部搬到了一家旅馆。
一九二一年夏，我被任命为中校帮统（相当于副团长）兼邓铿的同学莫飞熊统领的警卫游击团第一营营长。游击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它并不意味着游击战。一些混合起来的部队往往被冠以「游击」二字，因为粤军不想赋予正规部队的名称。
我去北江地区的连县就职，叶挺与我同行，那时他是工兵营营长，他去那儿是为了招募新兵。莫飞熊劝告我不要出任营长职，因为那个营的士兵大多数是当过土匪或民团的。他要我以副团长的身分留在他的广州办公室帮助他做事，因为我能接近邓铿。我拒绝了这一安排，我坚持要下部队带兵。
和叶挺一起回到广州后，我向邓铿解释我对充任副团长不感兴趣。因而，我又无事可做了。邓铿叫我回到第一师师部去，但我不想回去。陈可钰想推荐我去当宪兵营营长，然而邓铿说，我的个性不适任该职。最后，我被任命为第廿七警卫游击营少校营长，这个职位出缺是由于营长李子皋去世。
第廿七警卫游击营中，有些是当过土匪的，他们曾帮助我们从福建一路打到广州，该营组成了李安邦统领的游击团的一部份。第廿七营驻扎在南雄，虽号称一个营，但仅有二百士兵，纪律松驰，抽鸦片。邓铿知道该营品流复杂，所以告诉我如果尽了力气仍无成效，就回广州来。
我到南雄后，该营不让我就职，我告诉副营长，倘他不移交营长印信，我不会就职，我会报告总部，这就意味着中止薪饷与供应。由于他的部下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势必重新落草为匪。就这样，我拿到了印信。营长的图章比连长大得多，是方形的，称为「印」。
除了营旗，营长旗挂在营部门口，后者与营旗的大小、设计相同，差异只是蓝底写着一个张字。这是粤军的规矩吗？不，只是在粤军杂牌部队中的陋习
我这个营在农村地区收取烟赌税项，我首次拿到这类黑钱。我有没有「吃空额」？我命令值日排长把他的连队中每个职级官兵的准确数字写个报告给我，附带他的连长印信。那连长不能瞒骗我，因为翌日的值日排长会告诉我真相。我把现有人数如实呈报团部，但我坚持要按足额颁发薪饷给这个营。
我拒绝把任何余款或任何黑钱分给营部军官，而是分给我的部下。例如，我每月分发每个连长三十大洋。我身边的僚属分到钱太少，因而不高兴。但他们怕我，那时我活像个军阀。
我是否给士兵发钱？我给士兵每月两元钱，给下士四元，以此类推。我想，同一般军官相比，我厚道得多，他们从来不发钱给士兵。
我曾任命一个亲戚华仪九负责后勤。但他行为不端、花钱不当，于是我决心再也不让亲戚掌管后勤工作。在那个营待了几个月，很明显，举步维艰，积重难返。当我把这一忧虑报告邓铿时，他问我能不能解散这个杂牌营，用此经费组建大元帅府警卫团的第三营。
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副团长是李章达中校，邓定远和蒋光鼐是少校副团长。警卫团直属于中山先生，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他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该团下设三个营，薛岳的第一营是由第一师的机枪连扩建的；叶挺的第二营是由第一师的工兵营组建的。
我报告邓铿，我会遵令行事，但首先他要把第廿七警卫游击营召回到广州来。由于他们都是广府人，闻此当然十分高兴。一天早上，我将他们集合到广州的一座庙宇，通知他们，粤军总部已派了一支强劲的宪兵部队包围我们并解除武装，如果我们负隅顽抗，将会被消灭，但如果同意缴械，将获发三个月的饷银。
士兵们不反对领三个月薪饷回家，但有些军官不肯就范。在一部分士兵协助下，我解除了这个营的武装。我封存了枪枝弹药，呈缴第一师师部。次日，总部发下三个月薪饷，但发饷之前士兵们重新落草为匪了。那时我正在第一师师部，我叫了一辆人力车，叫特务连给我配备了一个排，那些士兵们见到那阵势便吓得逃跑了。那笔钱原封不动，我凭此重新招募警卫团第三营士兵。
我被任命为大元帅府警卫卫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委任状由陆军部颁发，是部长陈炯明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签署的。李步瀛任副营长，是我推荐他的。四个连长是：阮宝洪、苏德燊、王仲瑜和陈瑜。那就是我出任营长的经过，设若不是陈铭枢激怒了我，恐怕我永远不会当上指挥官。
做为师部副官，紧跟邓铿我得益不少。我是个年轻人，不必养家，仅需要扶养一个弟弟，每月有一百多元收入，可以过得很舒服。另一方面，由于我在师部的工作甚有成效，邓铿不想派我下去带兵，故我一直在等待时机。正因为陈铭枢的无理刁难，我才坚持要下去当指挥官。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感谢陈铭枢。同理，倘无一位同事测算我的前途命运，我会追随胡毅生或胡汉民，永远也不会开始我的战斗生涯。
我同陈铭枢的关系有否改善？没有。他对我不友善，我也不善待他，一则由于他歧视我，二则由于他个人生活的不检点。军官必须以身作则，陈铭枢却做不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赢得部下的忠诚，因为我想成为比陈铭枢更出色的指挥官。我尽最大努力向士兵灌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亲民爱民观念。鉴于陈铭枢小看我，我决心向他显示：虽然我年轻，我凭直觉，可以干得出色。
我们是中山先生的警卫，我营有两挺水冷式机枪。我们能正常发饷也能穿上像样的制服了。士兵们领到了石井兵工厂新生产的优良枪枝，都装有刺刀。他们佩上了装有两个盒子的皮质弹药带，也穿上了布鞋，终于摆脱了草鞋。
我很忙碌，每天至少要有一次操练，旁听讲课，有时自己上台讲。我认为营长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呢？营长是指挥战斗的，他需要智慧与勇气。在往昔，当两个将领率部交战时，勇敢意味着力量。诚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一名营长不再需要那种力量。智慧是指什么？智慧意味着设计谋略的才能，例如，怎样发动一次围攻。营长还需要小心谨慎，这都是《孙子兵法》教导我们的。
大约一九二二年，我营与警卫团奉命开往桂林。此前夏季，中山先生与陈炯明指挥了「援桂」之战，击败了桂军，将广西置于广东统治之下。中山先生带着第一、二警卫营，在桂林设立了大本营，积极准备经湖南省北伐。
在我一生中做过许多奇特的事。在梧州等候船只去桂林时，我营两个士兵迷路过了河。他俩回营后诉说，刺刀都被桂军第七军军长陈天太的士兵抢走了——我的士兵请假外出时常常把刺刀绑在腰部以示威风。我不知道他俩有否违纪，但相信他俩没有撒谎，因为丢失武器是犯死罪的。倘若这两个士兵犯了过错，他们会逃亡的。我问陈天太，他矢口否认。
我召集了连长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进攻陈天太部的一个连部，我派了两个连，拂晓时他们包围了陈天太部，打垮了对方，并且寻见了那两把编号正确的刺刀。
这次进攻造成伤亡吗？我们杀了几个桂军士兵？为了两把刺刀而打这一仗，我后悔不？做为一个年轻人，我是轻率莽撞的。当时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去攻打抢了我们武器又拒绝归还的人。当然，现在我并不这么思考。
陈可钰 陈炯明发觉了这一事件，下令陈可钰逮捕我送回广州。陈可钰命令我赶快去桂林。陈炯明逼陈可钰执行。我看见陈可钰神情沮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询问邓定远出了什么事。邓告诉我，这是我的错，陈炯明已来电命令立即逮捕我。
陈可钰一直待我很好。我告诉他，我会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并要求他把我押回广州。他叫我不要担忧，我应该服从他的命令去桂林，到了那儿我们可以期待，看会发生什么事。
陈可钰向中山先生报告了这件事，那时陈炯明已指令蒋光鼐接替我的职务。中山先生说，我要出发去清剿土匪，事实上可以派遣一、二营去剿匪的。十多天后我剿灭了土匪，中山先生打电报给陈炯明说，我已经立下战功，故对我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不久我官复原职。
我营与第一、二营轮流拱卫孙大总统与孙夫人，他们去哪儿我们戒备到哪儿。有时，他俩饭后出外散步，在这种场合，他会停下来问我一些有关士兵的问题。这就是我初次有机会同他交谈。
我对孙大总统有何印象？我只能讲，他是一个伟人，我深深为他的演讲所震撼，也被他的谦虚与热情所感动。他绝不小看我这样的营长。对我们来说，能见到大总统就是绝大的荣誉。那个年代的军队中存在着浓重的等级观念。团长、旅长、师长都是眼睛朝上望，团以下军官通常没有机会接触最高领袖。
我对孙夫人有何印象？我对她也印象很好，但与她谈话的机会很少。
在桂林，我见到了蒋介石。当我在警卫办公室睡觉时，我见到蒋坐了轿子来见总统。士兵们说「参谋长来了」，随即向他行礼。蒋先生没有给我留下许多印象，看上去他很严肃，他常常穿着那著名的黑色斗篷。当时他担任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参谋长。他俩一起在日本唸书，从同盟会时代就是同志。蒋给许当参谋长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看来他俩很要好。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基本政策的歧异。陈明鼓吹联省自治，孙中山坚持北伐。（据《广东省志》记载，北伐军费绝大部份由粤省负担，仅一九二六年就耗用毫洋八三二六万元，占当年省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八。）
我对陈炯明的立场有何见解？虽然陈炯明的私德颇佳，但做为国民党党员，他不应该反对孙中山北伐。我能不能回忆陈炯明反对北伐所造成的恶果？每当我们断了饷银，就用一部人力操作的印刷机生产纸币，五张钞票一页。多数钞票值两毛钱，有些是一毛或五分钱。这些纸币是临时印制，在当地流通。
对于孙大总统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对付吴佩孚，我有何看法？对此我并无特别见解。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一九二二年三月廿一日邓铿在广州大沙头车站被暗杀了。无疑，此案是陈炯明亲信的助手叶举策划的。邓铿的遇刺身死，使孙大总统失去了他的右臂，他下令北伐军回师广东，并免除陈炯明的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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