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柱国是广西人，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同学。他很聪敏，常常是全班考第一名的，他也长得英俊，后来去了保定军校。
我的部队没休息就出动，有两个士兵在途中病倒。我的先头部队赶在冯玉祥从郑州派出的骑兵旅前头抵达开封。我怎么评价当年的电讯呢？它说冯玉祥部比我们先到开封（据《革命文献》第十七卷记载，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张发奎电军委称所部前锋于六月一日下午六点占领开封；然而冯玉祥部将孙良诚六月二日电军委会，宣称该部于五月卅一日攻占开封）。这里面当然有谬误。
毫无疑问，是我部攻占开封，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冯玉祥派部队来开封。冯玉祥部入驻开封是捡了个便宜，冯玉祥明显怀有野心（据蔡廷锴回忆录，他的十一军第十师前锋部队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率先抵达开封。另据李汉魂六月二日的日记，第十一军已经占领开封并消灭黄河以南的敌军；冯玉祥已刊日记中的编按直指冯军于六月一日占领开封，武汉部队也已抵达）。
我怎样评论在开封俘获数以万计的敌军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此外，我不相信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当然，张学良留下了一些老弱残兵在开封城。
我的部下不会让冯玉祥部骑兵进城，根据不成文的规矩，先占领城池的部队有权拒绝其他部队入城，原因很简单：要避免添乱。当我和我的骑兵团抵达开封后，我亲眼见到冯部骑兵抵达城外。
北方的民众欢迎我军，他们欢迎我军甚于冯军，这是因为我军配备了野战厨房自行煮食，而北方的部队都要求老百姓提供伙食。
在开封，我抓到一个嫖妓的军官，他是第一个违反奸淫禁令。他哀求我处死他，而不要当众按军法处以二百军棍，通常由同级或上一级军官施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此人并非恐惧皮肉之苦而是害怕羞辱。
难道二百军棍打上去不疼吗？执刑用的木板是临时制作的代用品，那触犯军纪的军官可以穿着衣裤受刑。另外，执刑的军官本是受刑军官的朋友，下手不会很重，仅仅打屁股而已，事实上也不会打够二百下。
至此，在我部外江佬已超过粤籍官兵，有许多下层干部都是外省籍。许多黄埔四期、五期生，尤其是黄埔武昌分校训练的五期毕业生来我部担任低级军官。
谁提供我部军费？设在武汉的第四、第十一军联合后方办事处直接从军委会取得军费，它也负责照顾伤残士兵。补给工作由总军需署掌管。
政府会否拖欠军费？有时会。能否记得当时通货贬值？无此印象。能记得严峻的财政困难吗？不，简言之，我敢说自国民革命军建军后，我从未感觉经费成问题。此外，我部已积累了相当大一笔公积金。
我们自信有能力直捣北京。我们只需要同奉军交手，然而奉军已陷入混乱。我们感到奉军将退回东北。吴佩孚的军队已被消灭，孙传芳部正与南京方面的国民革命军作战。
我怎样评论阎锡山违反承诺——未派晋军出击奉军一事？当张学良进兵河南时，如果阎锡山出兵石家庄，他可以切断奉军的后方补给线，那么临颖之战就不会发生，我们肯定已经顺利到达北京。然而，我对阎锡山的态度并不感到惊奇，他本来就很滑头。
我对河南投诚的部队有何看法？他们的装备不差，但军纪很差，靳云鹗还抽大烟。
在第二次北伐中，我们犯下战略错误没有？没有，但以我个人经验来说，我们常常过分信任倒戈投降的部队，段国璋旅的复叛就是我们轻信北军叛部所遭致恶果的典范例子。诚然，向我们投诚的北军，多数还是忠于革命的。
第二次北伐的伤亡总数是多少？临颖之战付出最惨重的代价，伤亡率超过三分之一。其他战役的伤亡率就小得多。整个第一纵队减员五千多官兵，包括负伤与阵亡。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折损较少，因为我指派给他的任务比较轻松。
张学良的奉军同吴佩孚、孙传芳部队比较起来如何？吴佩孚军队战斗力最强劲，奉军其次，孙传芳部最差。装备呢？奉军装配最为精良，吴部与孙部差不多。
在第二次北伐中，农民协会帮助北伐军吗？是的，帮助很大，农民群众为我们担任侦察、向导、运输、通讯等工作。有人拒绝同北伐军合作吗？有过几次，河南的红枪会对我们不友好。总体上我对红枪会的看法如何？河南红枪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可是，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群众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政工人员。我军每占领一地，有时在占领前，共产党就派人去整顿红枪会。那些未经整顿的红枪会，对我们有所阻挠。请举一例好吗？他们有时骚扰我们的后方，掠夺我们的武器。他们装备很差。总之，红枪会的成员，协助我军的多于妨碍我军的。
台湾的历史学家蒋永敬在《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提及，在河南曾发生过农民与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党部之间的纷争，您记得吗？我无此印象，但是这类争斗是可能发生的。
我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态度如何？人们常常抨击湖南农运无法无天，但由于当时我对共产党印象甚佳，所以我对此类报告一概不予理会。当时我认为工运与农运都是新生事物，对在运动发展的痛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行为，我们应该持宽容态度。此外，我对农民协会有极好的印象，因为他们帮助北伐军。
五月中，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同第廿军杨森部、第十五军刘佐龙部从背后袭取武汉，武汉政府依靠叶挺部将十四师等逐出武昌，您对此有何看法？
夏斗寅部驻扎在宜昌，叶挺对夏斗寅部与杨森部采取行动是正确的。
我对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许克祥在长沙的哗变看法如何？当时我在河南作战，对此事未太留意。许克祥是卅五军军长何键的下属。我认为，湖南农民协会虽然犯了左倾幼稚罪，许克祥的滥捕滥杀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倘若我处于他的位子，我不会像他那么大动干戈。我不相信有关共党阴谋的报告，故仍然信任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我和一些参谋与一个骑兵连离开开封去郑州。一到我就看到张学良致国民革命军的函件，他希望我们不要毁坏郑州附近跨越黄河的铁路大桥。这座桥正由一位比利时籍工程师管理。从军事的观点，张学良应该炸毁这座桥以阻止我军追击撤退的奉军。但是，他顾及整个国家利益。他信中还说，希望把他留下的大量麦子分给贫民。我感到此人头脑清醒，置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利益之上。奉军的军纪不坏，张学良是足智多谋的。他原先以为河南守得住，所以构建了防御工事，临颖尤其坚固。尽管外传他是「太子爷」，他还是能干的将才。
几天后，我在郑州会议上遇见冯玉祥。他对我说：「你真了不起！你们南方人两条腿比我的马队还跑得快！」他不知道，我的部队是日夜兼程，一刻不停赶到开封的，他想不到我们跑得这么快。我们向开封急行军速度确实引起了北方官兵的钦敬。
顺带说一下，冯玉祥看上去是不可信任的。他似乎朝秦暮楚，反覆无常。我觉得他整天好像在做戏，常常穿着士兵的服装作秀。他看上去很古怪，我对陈公博（时任北伐军政务局长）说这是个野心家，陈也同意我的看法。
我怎样评价冯玉祥对武汉政府的态度？我的印象是：他是左倾亲共的。至于对武汉政府的态度，他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但他没有同我们断绝关系，似乎持骑墙态度。
在郑州会议上，我们决定把唐生智和我的部队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军政管辖权移交给冯玉祥。这是谁提议的？汪精卫。我们原来就计划如此吗？不，我们没有任何回师武汉的理由。我们原来计划在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后，稍事休息，然后进军北京。
为什么我们决定回师武汉？是因为湖南农民协会的左倾行动。汪精卫报告说，农民协会走向极端，导致后方不稳。他是郑州会议上最活跃者，唐生智也讲了许多，他也报告了农民协会制造的动乱。我们同意，鉴于前述暴行，我们不能再继续从事第二次北伐了。有关前述暴行问题，要留待我们回到武汉再议。郑州会议有没有提议军事长官解除各支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武装？没有。
郑州会议有没有收到朱培德发来的电报，说蒋先生准备夺占江西？是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但我们回师的主要原因乃是湖南农民协会的左倾行动。
汪精卫的提议是怎样被接纳的？唐生智、冯玉祥和我都赞成这一动议。据我回忆，当时争议很小，我完全同意这项决定。我的部队已经承受重大伤亡，我需要时间去整顿和补充。另外，我们南方部队不习惯北方的环境。
我感到回武汉可以安心无忧，因为我相信冯玉祥部足以抗衡张学良的奉军。我为什么不考虑冯有野心呢？是的，他确有野心，但你应该记得，我们留下了河南的部队，冯玉祥部在河南并不寂寞。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郑州会议结束，唐生智下令我部回师武汉。他对我暗示，回去后我们要东进，意即进攻南京。唐生智部将沿长江北岸，我部则沿南岸行军。
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说，汪精卫和其他武汉领导人突然离开郑州是因为他们得悉冯玉祥已经同蒋先生结盟，意欲扣留他们，是不是这样？我们离开郑州后才知道冯玉祥与蒋先生结盟，那时我们才感到冯玉祥是不可靠的。至于担心被扣留一切，那是过虑，因为唐生智部那时还驻扎于郑州。
回到武汉后不久，是不是汪精卫召集「非共武装同志」开会，向他们出示共产国际的决议（据《革命文献》第十六册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汪精卫在广东中山大学发表题为〈武汉分共〉的演说，汪揭露俄顾问六月一日交给他两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其他省份，苏俄要武装两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农份子），要求他们在军队中提高警惕？我记得在一次汪精卫召集的非正式会议上，他对唐生智、我和一些高级将领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达行动指令前要密切注意共产党。
当我听到冯玉祥于六月十九至廿日的徐州会议上同蒋先生结盟的消息时，我的反应如何？我并不惊诧。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大多数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圆滑，不像我们南方人直截了当。
武汉分共后，我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挂上将衔。第二方面军统辖第四、十一、廿军。廿军是由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加上四分之一个团整编而成。
总指挥与总司令有什么区别？当这两个官衔并存时，总司令高于总指挥，委我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隶属于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我俩是什么关系？唐生智野心勃勃，但我和他都是汪精卫的支持者。
六月，黄琪翔被擢升为第四军军长，下辖十二师、廿五师和廿一师，缪培南被任命为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廿五师师长，廿一师是由投诚的富双英旅扩编而成。
黄琪翔 朱晖日升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第十师、第廿四师和第廿六师。蔡廷锴和叶挺分别留任第十师、第廿四师师长，蔡廷锴的副手许志锐升任第廿六师师长。为什么让他接替吴仲禧？吴仲禧是福建人，福建出产不了勇士，但他是个出色的参谋人员。
应蔡廷锴的要求，我派第四军的陈芝馨接替许志锐任第十师副师长，蔡与陈是西江地区的同乡，除了陈芝馨，我有没有将其他第四军干部安插到蔡廷锴的第十师？没有。
除了许志锐，还有其他第四军的干部调到廿六师担任要职吗？有，副师长、参谋长、经理处长、副官长以及三个团长都是第四军调去的。
叶挺的第廿四师呢？三个团长都是第四军调去的。第十一军参谋长吴涵也是第四军调去的。
为什么第十一军有这么多第四军出身的军官？那是没办法的事。自从陈铭枢离开后，第十一军的军官们相继辞职，由此造成的职位空缺我必须填补。
谢膺白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我推荐郭沫若为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政治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尤其是第四军，这是由于廖干五的缘故。我推荐高语罕任第二方面军秘书长，他在中国共产党任要职（高语罕，一八八八～一九四八，一九二五年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六年一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任中共代表党团书记并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常委，二七年三月出任中共兴办的第一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秘书长与参谋长同级。
我把共产党员安插到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都很能干。既然汪精卫已经吩咐我提防共产党，为什么我还要把郭沫若与高语罕礼聘到第二方面军呢？是我同意任用他俩的。谁建议聘用的呢？邓演达提出建议，但汪精卫没有反对。如果汪精卫反对，他会告诉我。设若汪精卫告诉我不可任用郭沫若和高语罕，我会服从他，因为我不管是非，一直崇拜他。我很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我追随汪精卫，我不会迷失方向。但他没有给我明确的指示。我也亲近邓演达，二者的区别是，我觉得汪精卫能做我的领袖，邓演达则是我的知心朋友。
是不是邓演达既建议设立党代表职务又建议任命郭沫若为党代表？是的。党代表派到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吗？不是。当郭沫若出任第二方面军党代表时，郭沫若有没有利用他的特权？我敢说，他这个党代表只是名义上的职务，他没有真正执行党代表的职能。我从未向他下达有关政治部业务以外的命令，因为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明白自己对军事业务一无所知。我是独断独行的，他甚至从未要求参阅我的任何命令。他表现得十足是一个学者——有点不落俗套，有点浪漫。我不能确认他工作十分勤奋，他不像廖仲恺，他作风懒散，却很健谈。做为四川人，他是口才便给。事实上贵州人和云南人都辩不过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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