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2日，首批叙任的陆军一级上将名单，在民国的各种媒体上新鲜出炉，不多不少正好八个。正在成都吃酒的“四川王”刘湘，匆匆看完报纸，找来找去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心中大为郁闷，再喝口酒自我安慰道：罢了，谁让咱没有参加北伐呢？只顾着争霸四川，忘记买原始股了！
（陆军二级上将刘湘，追晋一级上将）
确实如此，在这八名陆军一级上将中，有中央军（何应钦）、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东北军（张学良）、桂军（李宗仁）、粤军（陈济棠）、湘军（唐生智）的头面人物，甚至滇军都有了代表（朱培德），唯独却没有川军的！
其中最让刘湘来气的是张学良：那个年仅35岁的少帅，几年前还是北伐军的敌人呢！要知道，四川大小军阀们，早在1926年10月，就已宣布“效忠”了国民政府。
因为那个月北伐军攻克了武汉，四川这些军头们眼见大势所趋，只怕北伐军视川军为敌，几乎同时宣布”易帜“。其时间还要比奉军改编为“东北军”早上二年多，张学良是1928年底才归顺南京的。
所以刘湘很不爽。然而仅仅一天以后，再公布的“陆军二级上将”名单，彻底让川军将领炸了锅：老蒋这是要闹哪样，拿我们40万川军当空气咯？
（刘湘夫妇）
一、四川军阀“兵多官小”
在这一天首批公布的21名陆军二级上将名单当中，川军的一大票高级将领，只有刘湘一人上榜，且排名只在第四位，川军其他所谓大佬，军衔最高者也不过是陆军中将。
比如曾是北洋军“森威将军”的杨森，1924年就已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如今却只能挂二颗星了。而那个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的“灵官”王陵基，当天只被授予了“陆军少将”衔，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哇哇大叫。
也难怪川军搓火，经过中原大战的洗牌，截至1935年初，西北军已作鸟兽散、晋绥军和桂军残部均不到10万人枪，湘军、粤军也基本“半中央化”。即便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当时也只剩下不足20万人马，而坐拥40大军的川军，凭啥地位如此低下？
再就军衔而言，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刘湘就已经获授上将军衔，跟阎锡山、冯玉祥（也都当过北洋政府的上将）那是平起平坐的。
如今到了国民政府时代，不仅刘湘跌出了第一梯队，其他川军将领也大多降衔叙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杨森曾是北洋军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首批授予的特级上将和陆军一级上将，重要资历是要参加过北伐战争，只有第一批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八个军长，才具备这个资格，后来也基本都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比如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唐生智等等，都是北伐军长的职务，而冯玉祥和阎锡山是在北方响应北伐的，起步就已是“集团军总司令”，至于陈济棠，其实是代表粤军顶了李济深的缺。
那位当年的第四军李军长，因为多次反蒋被两次“永远开除党籍”，正流亡在外。而张学良凭借的是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助蒋，尤其是后者功劳最大，直接出任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官大得邪乎。
换言之，尽管四川大小军阀们，在1926年就换了帽徽，但一直忙着在天府之国内战不休，并没有真正参与北伐战争，包括在中原大战期间，川军也基本是作壁上观，既不出工也不出力，自然不受南京方面的待见。
（早期川军）
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二刘争川”，直到1932年9月才分出胜负来，此时中原大混战已经结束，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在这份功劳簿上，川军的贡献接近于零，政治地位当然一落千丈。
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川军的高级将领们，在当时国民政府军界的职务普遍偏低，最大的头目刘湘，也仅仅是“四川省主席、四川剿总司令”而已，只能算地方大员。
而冯玉祥、阎锡山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培德是代参谋总长，唐生智是训练总监，陈济棠是“南天王”兼南路军总司令，互相职务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另外一层，是南京政府对川军的战斗力，此间表现出明显的鄙视，在“二刘争川”的混战期间，红四方面军趁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非常迅速。刘湘在军阀混战中胜出后，曾纠集111个团20万大军发起“六路围攻”。
战役结果是川军完败，徐向前指挥英勇的红军将士们，大破兵力优势之敌，毙伤俘川军8万余人。1933年8月，刘湘因所部惨败被迫提出辞职，虽不久获准复任，但是老蒋对川军的态度日趋不满。
（邓锡侯、刘湘、刘文辉）
二、老蒋本意正要“削藩”
1935年川军的日子更不好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杀入川境，又分别通过四川北上，而奉命“追剿”的川军，要么交手即败，要么保存实力，总之屡次堵截不利，恭送各路红军离境。
老蒋大怒，一边命令中央军跟踪进入四川，以武力做后盾，准备实施“削藩”之策；一边开始对川军下手，要求限期实施“整编”，其实就是裁军裁官裁编制，跟修理其他军阀手段相同。
根据军政部拿出来的整军方案，彼时编制多达300余团的川军，必须在1935年9月底之前，裁撤到100个团左右！那就是要砍掉三分之二以上，据称每年因此可省军费2000多万元。
既然裁汰缩编川军已成定局，其高级将领的铨叙军衔当然要控制，摆明了这就是“军衔歧视”。四川大小军阀眼见中央军源源开入，还要裁汰他们命根子一般的军队，当然不愿意任人宰割。
于是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将领，跟老蒋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明暗博弈，总之不肯轻易就范，仅1935年下半年，就召开了两次整编会议，双方吵得一塌糊涂，火药味充斥着重庆和成都。
南京政府试图控制云贵川的“削藩”政策，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在军事上，专门设立重庆行营，调动和指挥大批中央军入川，以武力迫使川军服从命令；在政治上，则对川军内部实施分化瓦解，从而引发刘湘等人的强烈反弹。
至1935年底，经过两期所谓“整编”的40万川军，军官只是在花名册上少了6000人，士兵干脆没有裁撤多少，许多部队摇身一变成为了独立旅、保安团，反正是换汤不换药，气得重庆行营直翻白眼。
恰好1936年连续爆发了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时局一片混乱，川军裁汰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局面稍安，然而到了1937年6月，终于腾出手来的老蒋，下决心要彻底解决川军的问题。
这次来真格的了，老蒋不仅重新制定了多达十一条的《川康整军方案》，还专门派出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钦差”的身份赶到重庆，当面逼迫刘湘以下川军将领，限期一个月内完成第三期整编。
（何敬之）
按照这个整军方案，川军有关人事、财政、编制等特权，通通被南京政府剥夺，何应钦明令：在之前正式备案171个团的基础上，川军必须再砍掉20%的编制和兵员，如此引发川军大小军头的严重不满，会场一度剑拔驽张。
这次会议是1937年7月6日召开的，然而就在会议的第二天，传来了“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国难当头，川军将领们主动停止了跟何应钦针锋相对，基本同意按整军方案执行，并且纷纷表态，在8月10日之前一定完成整编，然后奔赴抗日战场。
某种意义上，正是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避免了川局继续出现动荡，否则川军极有可能跟中央军发生火拼。这是有前例的，1936年老蒋被扣时，刘湘差点命令成都的川军动手，把中央军驻蓉机关和部队全部缴械。
现如今川军上下接受了整编方案，且主动请缨奔赴抗日战场，对于企图全面控制四川的南京方面来说，简直是特大利好，老蒋窃喜之余总得有个态度，于是当即下令给一批川军高级将领晋衔。
这就是将星的第一个妙用：拉拢加忽悠，前面是刻意压制，后面则必须封官晋衔，以便让川军主力尽快上路。
（川军士兵）
三、川军将领逐次“加星”
1935年首次铨叙时，由于上将员额数量控制严格，曾有93名原来挂着上将衔的将领，被压缩为“陆军中将”军衔，甚至包括陈诚、薛岳、卫立煌等中央军大员，必然引发一些职务上的尴尬，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于是1936年2月再推出《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
条例的大概意思，是一些资深或者职务较高的陆军中将，可以根据任职情况“加二级上将衔”，全称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简称才是“中将加上将衔”，坊间亦称为“候补二级上将”、“准二级上将”等等。
这个办法其实早在北洋时代就用过，前面提及的杨森，便获得过这一军衔，即在上将员额固定、暂时没有出缺的情况下，给一些职务和级别较高的中将级军官，先弄个候补上将的名份。
国民政府在最初设计铨叙军衔体系时，一度放弃了北洋军制中关于“加衔”的模式，目的是避免高级军衔的泛滥，然而1935年在实际操作中，又发现问题太多，这才恢复了“加上将衔”（其他加衔没有恢复），具体规定有以下主要几条：
（邓锡侯是川军第二位二级上将）
1、符合晋任二级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须先“加上将衔”。说明：这就是真正上将的门槛了。
2、陆军二级上将出缺时，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说明：获得中将加上将衔，有优先晋二级上将的权利，并且是“选升”。
3、“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之员数以陆军上将员额为限。说明：加上将衔的数量不能超过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的现有总数，以免泛滥。
4、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二级上将同。说明：中将加上将衔以后，便可以挂三颗星，大礼服与二级上将相同。
1937年7月10日，刘湘致电南京吁请一致抗日，决将川军主力缩编到15万人，自兼司令长官、以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分三路出川奔赴抗日战场，南京政府稍后予以正式批准，同时宣布晋衔二员：
（刘文辉）
陆军中将邓锡侯，此前已于1937年3月31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是川军第一位“中将加上将”衔的获得者，另外在9月间被紧急加衔的是：
陆军中将刘文辉：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军团长兼第24军军长。
陆军中将杨森：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六军团长兼第20军长。
陆军中将唐式遵，1938年10月24日也特加上将衔，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
因此截止抗战之初，川军能挂三颗星的将领，也不过区区五人，其中陆军二级上将1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4人。1938年初刘湘在汉口病逝（追晋一级上将），从此在整场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再无真正的“陆军二级上将”。
（唐式遵)
四、“厕所事件”后再次加星
如果深度研读抗日战争史，是不能够得出“川军战斗力很强”这个结论的，这是由川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以及长时间参加“低强度”的军阀战争所决定的，面对现代化的日军，仅就军事层面而言，川军的整体表现其实很一般。
川军抗战声名之盛，主要体现在气节和骨头上，那就是不认怂不投降，所以才有了王铭章、饶国华、李家钰等陆军中将，战死沙场之壮举。这三位中将都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追晋是较为特殊的哀荣，并不需要再先加上将衔了。
正因为大多数川军部队战场表现欠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若干中央军大佬比如陈诚等人，纷纷指责川军拖后腿，最终闹出个“厕所事件”：杨森等川军将领严重不服，又不敢公开顶撞，密谋在会场的洗手间里搞事体。
权高位重如老蒋者，那也得亲自上厕所的，于是在墙面上看见了如下的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川军不能白流血”，“川军不是后娘养的”云云，老蒋一边提裤子，一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容易调出四川的几十万大军，难道要放回去继续当地头蛇么？那抗战大后方非得乱套不可！
为了安抚和稳定川军将领们的情绪，陈诚出面请了客喝了酒，而老蒋也说了不少言不由衷的宽慰话，同时表示将给战场表现较好的川军将领，连升官带加衔，这一回将星的妙用是：安抚和分化。
陆军中将孙震：1939年5月2日特加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跑跑”的叔叔。
陆军中将潘文华：1940年5月25日特加上将衔，时任川陕鄂边区绥署主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
陆军中将王缵绪：1940年5月25日特加上将衔，时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
陆军中将王陵基：1940年5月25日特加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0集团军总司令。
因此到了抗战中期，川军将领中已有8人获“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数量确实追平甚至超过了一些杂牌军，但其中有一个显著特点：都是候补而非实授二级上将，说明川军已经缺乏领军人物了。
（孙震）
直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21日才有正式任官令：“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熊式辉、陈仪、邓锡侯等三员，着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也就是说，邓锡侯成为继刘湘之后，川军第二个真正的陆军二级上将。
邓锡侯时任川陕甘边区绥署主任，后来晋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按规矩，他是增补二级上将何成睿退役的出缺，另外熊式辉是增补万福麟退役而出的缺，陈仪是增补徐源泉退役而出的缺。
抗战爆发前后，军事委员会曾拟定晋升28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都是准备任命为战区副职、集团军总司令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仅川军就占了7员，如果算上“先行一步”的邓锡侯，则达到了8员之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四川作为大后方和主要兵源地，其对抗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蒋需要用“升官晋衔”的办法，稳住川军高级将领群体，避免内部矛盾激化。
另一方面，老蒋也企图利用封官和加衔等方式，使川军内部山头林立，且无明显鹤立鸡群者，便于对川军将领分化收买和刻意拉拢，而从结果来看，这个手段倒是颇为有效。
尾声：川军“三星将领”的结局
抗战胜利以后，群龙无首的川军，已被分化瓦解得七零八落，其中一部分彻底投靠老蒋，被迫完成了杂牌军队的“中央化”，比如杨森、孙震的部队，或者完全依附蒋系而存在，比如王瓒绪等。
另有一部分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再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比如邓锡侯、刘文辉和他们的部队；还有一部分干脆失去了兵权，实际处于“寓公”状态，于是曾经数量庞大的川军，事实上不再成为一个军事集团了。
而在认清老蒋的真实面目后，川军将领们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8名挂着三颗星的川军大佬，最终的结局如下：
（潘文华）
1949年12月，邓锡侯、刘文辉和潘文华，在四川彭县率军起义，宣布弃暗投明。
1949年12月，王瓒绪在成都率部起义，结果几年后又企图越境逃跑，被捕后病死狱中。
1949年12月，杨森、孙震先后逃台，失去了兵权只能担任闲职，混吃养老。
1950年2月，王陵基兵败后化装潜逃，在川南地区被俘，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军衔最高的俘虏，注意他只是“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
1950年3月，唐式遵率残部负隅顽抗，在川南地区被我军击毙，成为解放战争中毙命战场的最高军衔将领。
（王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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