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虽然未能侦破外白渡桥系列反标案，但是，能在一天多时间里，一举破获同样有着较大负面影响的大光明电影院反标案，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市局领导给予表扬。
当然，这种表扬同时也是一种催促，他们必须尽快破获外白渡桥系列反标案。
可是，专案组再次梳理了侦查思路，却始终未能获得新的线索，两天后，另一个案件的发生，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发现线索新机会。
9月21日上午，南京西路2004号乐义饭店大门口发生情况：又有人张贴“那玩意儿”。
上海乐义饭店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滩著名的饭店不少，上海大厦、国际饭店、锦江饭店、和平饭店，乐义饭店也名列其中，可是，为什么要把“那玩意儿”张贴到乐义饭店大门口去呢？
如果要说产生的影响，国际饭店、上海大厦、和平饭店都要比乐义饭店大些，可是，特务偏偏选中了乐义饭店，此为何故？
这里自有原因，因为这家饭店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警备区的驻地。
这天上午九点，哨兵刚刚换岗，接岗的哨兵，在饭店大门口的那个木头岗亭里，站了才两三分钟，忽然，从梵皇渡路方向，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行至岗亭前驻步，点头一笑，轻声道：“同志，劳驾打听一下，我要去祥福车行应该怎么走？”
哨兵给她指点了方向，但该女子却未能领会，反复问了几遍，才总算弄清楚了，又是客气地连连道谢。
一转身，一辆三轮车过来，挥手招停，上车款款而去，哨兵是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子，望着远去的三轮车，觉得什么地方似乎不对头，一时却又想不起到底哪里不对头。
当三轮车驶出他的视线的时候，他才忽然想起，这事儿似乎有些蹊跷：既然这个女人可以叫三轮车，那为什么还要来向我打听呢？
况且，祥福车行离这里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了，她犯得着破费吗？
这样想着，哨兵就出了岗亭，目光在岗亭前各处稍一扫视，不禁一个激灵：那块长方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警备区”的牌子的下方“备”和“区”两字的交界处，斜斜地张贴着一张长方形的白纸，把那两个字各遮住了一半！
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把本市发生反动标语系列案的情况，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作了通报，司令部也已经向警卫范围中，有市区区域的第一、二、三警备区作了传达，部队随即要求各基层在执行警卫任务时，务必注意这一动向。
因此，这个哨兵知道市区发生反标案，但他此刻望过去，觉得那张纸上的字很小，不像是标语，于是赶紧上前去看个仔细，一看题目，就倒抽了一口冷气：《告共军官兵书》！
专案组接到报案，迅即赶到乐义饭店，现场勘查所获得的痕迹证据表明：
这起案件所使用的纸张、油墨和印刷跟之前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北站三处的反动标语是一模一样的。
张贴方式也是一样的，先在木牌上洒水，然后将纸张往上粘，所不同的是，由于要在哨兵眼皮底下作案，所以，要另外安排一个人，假装向哨兵问路而转移哨兵的注意力。
侦查员向哨兵了解：那个女子怎生模样？
哨兵提供的情况是：该女子看上去大约三十来岁，说上海话，穿一件浅绿色丝绸连衫裙，头发是那种长波浪披肩式，穿什么鞋没看清，因为她站在岗亭外面，没法看。
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看了看岗亭方向，又注视了一下人行道上的树叶，问道：“她站的这个位置，处于上风头，你回忆一下，是否闻到什么气味？”
哨兵说，他闻到了香水的气味。
如上所述，从穿着打扮来判断，这是一个时髦女人。
于是，专案组马上想起了永安公司清洁工朱阿姨见到过的可疑女人，他们分析，这两处出现的女人可能为同一人。
永安公司出现的那位没有寻访到线索，现在这个，也不知能否找到，接下来，他们围绕寻查该女子开展工作，向乐义饭店周边的所有有固定位置的人（商店店员、各类摊贩、执勤的交警），以及能够找得着的正好路过此处的人（比如邮差、中药店的送药员）进行查摸，并去祥福车行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工作做下来，侦查员没有任何收获，所有被调查到的人员都说，对这样一个女子没有什么印象。
最后结果汇总到专案组长程晓芝时，已经是当天傍晚时分，他正盘算着晚上开会如何分析案情，刑技人员打来电话，说他们在对当天的证据进行鉴定时，有一个新发现。
这次张贴的这份“告共军官兵书”，全文不计标点符号共376字，是印在16开特制纸张上的。
刑技人员鉴定后，对于油墨、纸张的结论与之前的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北站三处发现的反标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国内无法生产的特制产品。
但在鉴定印刷情况时，之前三处地方张贴的反标，对于印刷的鉴定结论，是用小型手摇印刷机印刷的，但印刷机质量或者调试有问题，所以，印出的字迹看上去像是次品。
这次的鉴定物的字数多，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鉴定人员越看越觉得这不像是用机器印刷出来，似是在字盘里用铅字排出文章后，刷上一层油墨，放上纸张，用橡皮滚筒压出来的。
刑技人员中，没有人是搞印刷出身的，所以，如果要推翻上次那个技术鉴定的话，最好是请专业行家来相帮。
于是，他们就从印钞厂请来了一位老法师，用现在惯用的话来说，就是专家，请他作一个鉴定，老法师一看，马上得出结论：
这是用排版打样手段弄出来的，并非机器所为！
报纸排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还没有电脑照排，印刷全是用铅字排版，所谓排版打样，就是排字工人根据稿件上的文字，依样从字库里挑选出相应的铅字，放进一个固定面积的版框里排列好，然后，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刷上油墨，放上纸张，用橡皮滚筒滚压一下，把纸张揭下来，就成了小样，进行校对后修正差错。
刑技人员又请老法师鉴定之前的反标，得出结论一致。
于是，刑技人员把这一结论通知了专案组，这个新发现，对于专案组来说是打开了另一个窗口。
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也许可以以铅字作为突破口，当然，这个办法是否可以一试，那还得去向内行人请教。
跟刑技人员联系，他们获得那个印钞厂老法师的住址后，连夜登门请教，老法师说，你们的调查可以试一试，不过，这并非是印刷工人的强项，而应该去找字模技师。
印刷厂使用的铅字，是排字工自己浇出来的，其过程是：
把磨损废弃的铅字，或者专用的铅坯，放在铁质容器内加温使其熔化，倒进字模坯子，冷却后就形成了铅字。而字模，则是由字模工厂生产的，因此，如果要从铅字着手追查线索，那得去向制作字模的技师请教。
侦查员周清扬、小常奉命去寻访这方面的老法师，两人先去了行业协会，然后去拜访一位姓丁的老法师。
这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早年漂洋过海去英国留学，学的是化学，因为贫困而去伦敦的一家字模工厂打工，竟然喜欢上了字模制作这一行，最后不学化学，改行学起了字模制作，顺带也学了印刷技术。
回国后，有人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推荐了这个人才，宋子文来上海时就召见了他，称其为老丁。
宋子文是一个英语说得比汉语还流利的人物，跟老丁一吐英语，后者竟然不逊于他，于是大喜，任命老丁去中央印钞厂任职。
但是，老丁拒绝了，说他立志不当官，只做工，宋子文说，不做官也可以，但你得去中央印钞厂发挥才能，到了那边想干什么由你随便挑选就是。
于是，老丁就去中央印钞厂干起了模具制作，但他生性倔犟，又长期在西方生活，看不惯国民党那一套腐败做派，干了没多久就离开了。
老丁离开后，自己开了一家字模制作小作坊，他在字模制作方面，确实具有同行业中别人没有的一套本领，所以，不但上海滩所有字模制作匠都佩服他，不时登门求教，就是南京、北平、广州甚至东南亚的同行，也经常麻烦他，或登门请教，或请其去当地现场解决问题。
本来，老丁是可以活跃在新中国的字模行业队伍里，发挥他那份才能，可惜的是，两年前他得了中风，半身瘫痪，此刻连生活都不大好自理，不过脑子还清楚，面对着侦查员的求教，他示意打开台灯，用放大镜对着那几份物证照片，反复查看。
最后，丁老法师得出结论：
这是“汪模”铅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没有了。
周清扬、小常两人听得一头雾水，互相交换着眼色，然后虚心求教：“丁师傅，这个……什么叫'汪模’？”
所谓“汪模”，是当年上海滩“汪诚纪字模坊”生产的字模。
汪诚纪祖上数代为官，学问甚好，书画金石样样精通，他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三岁开始，就接受严格的文化训练，指望走父辈道路，在朝廷里占一个位置。
汪诚纪也确实有实力，13岁就中了秀才，17岁中举人，正准备继续冲刺时，清廷垮台了，从而终止了他的仕途之梦。
而汪家的好运由此打住，先是已经退仕的祖父病殁，跟着，刚从官位上下来的老父被仇人干掉，然后就是分家，汪诚纪排行最小，且由小妾所生，因此家产分得最少。
但是，“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汪诚纪的才华并不限于科举，他很快就把注意力从四书五经转移到了机械方面，不久，就来了一个彻底转型，隐瞒了举人身份和曾经显赫的家世，去江南制造局当徒工。
江南制造局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简称，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当时，这里集中着一帮子中外机械专家、能工巧匠，汪诚纪进去之后，刻苦好学，自然获益匪浅。
学了两年，他的举人身份被人发现了，于是成为一桩新闻，而他也就被中外专家、工匠看好，人家为他的这种追求事业的执著所感动，于是都愿意向他传授技艺。
就这样，汪诚纪在江南制造局一待十年，成为一名机械技师，其专长是模具制造，正当有望成为工匠主管时，他忽然辞职不干，不顾再三挽留，毅然离开了当时已改称为“江南造船所”的这家大型工厂，回到家里闲居。
这是干甚？原来，汪诚纪心里另有打算，他想开一家字模作坊。
这十年里，汪诚纪对于家传的书画金石犹自兴致不减，常习不辍，他选择模具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与这份爱好也有关系，毕竟，模具工艺是机械制造中的精细活儿。
对于书画金石最初也不过是一份爱好，一种自幼养成的习惯，汪诚纪也没有想到过，要把这份爱好和后来转型后学到的技艺结合起来。
待到十年后成为一名技师，他忽然找到了结合的路子，那就是字模，于是，上海滩诞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汉字字模——“汪模”。
“汪模”的特点是：制造工匠自己写字，自己刻模，而且，这位工匠于这两行都是专家级水平，这是字模行业中从未有过，以后也注定不会再有的一个特殊个例。
不难想象，汪诚纪制作的字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优质产品，因此，行业内称其为“汪模”。
汪诚纪出名后，外国收藏家慕名前来定制“汪模”，一概遭到拒绝，抗战爆发后，汪诚纪立刻移往租界居住，以防日本人强行抢模。
报纸排版示意图 图片来自网络
据说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次日，日本军队攻掠租界时，接到过逮捕汪诚纪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无法执行，因为汪诚纪在前一天晚上，因高血压症发作而住进了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三小时后即告不治，而其作坊内，并无“汪模”成品。
字模是有使用期限的，到了一定期限就报废，这样一来，“汪模”就此消失了。
丁老法师指着面前的鉴定物证说，这铅字是“汪模”那是确信无疑，但那是即将报废或者已经报废了的“汪模”里浇出的铅字。
你们要追查下去的话，那就顺着“汪模”追，会有结果，因为汪诚纪字模坊对于出售的每副“汪模”都有登记。
尽管汪诚纪已经过世，他那字模坊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汪家后人还在，对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我想，他们是不会轻易处理掉上辈人留下来的遗物。
于是，专案组立马追查汪诚纪的后人，次日查得了结果：
汪诚纪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不久也因病过世，留下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大女儿嫁到苏州，小女儿招婿上门，结婚后已经生了一对子女。
程晓芝说，这位汪先生是一位人物，值得我们敬重，他的后人同样应当得到一份尊重，我带两位同志去登门拜访，还要备一份礼物。
汪家小女儿名叫汪丹凤，住在南市文庙附近，本人是家庭妇女，其夫是江南造船所（即前述之江南制造局，1953年更名为江南造船厂）的一名电焊技工。
排版用的铅字
程晓芝带着两名侦查员，身穿便衣，携带茶食、水果登门拜访，汪丹凤听说是为了解父亲情况而来，接待甚为热情。
交谈中，侦查员提到当年“汪诚纪字模坊”出售“汪模”是否有记录资料之事，汪丹凤说确实是有，至今还保存着，因为那是先父的亲笔墨迹。
程晓芝说，不知是否可以麻烦你把这份记录资料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如果有价值，我们可能还要拍照。
汪丹凤说，这没有问题，于是就从阁楼上找出了一本厚厚的线装账，打开一看，里面记录着销售出去的每一副字模的情况：
什么型号、什么字体的字模，该字模的制作时间，以什么价格，出售给哪个印刷厂或者私人，是何时前来定制的，甚至还记录着是由何人介绍前来购买的。
侦查员说，这一点，丁老法师倒没有介绍过，汪丹凤在旁边说，先父制作出售字模，其实不全是为了挣钱，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不错，其中还有着很大的文化情结。
先父生前多次说到过，他制作的汉字字模不能卖给外国人，为防止外国人利用中国人出面前来定制，所以立下店规：必须有熟人介绍并作信誉担保，这笔生意才能成交。
程晓芝三人当下真有喜出望外之感，立刻用照相机把每一页资料都拍摄了两份底片。
照片冲印出来后，侦查员再次拜访丁老法师，请他相帮判定“反标”物证的字体，大致上应该属于何时出售的何种“汪模”。
丁老法师审看一番后，挑选出了12副字模的出售记录资料照片，说你们要找的铅字，应该是从这些字模中的某一副里，浇出来的。
专案组根据丁老法师挑选出的那12副“汪模”，派出6拨人马同时进行查摸，一有着落就设法取证，立刻送请丁老法师鉴定。
两天后，获得线索：符合查证特点的那些铅字，可能是榆林区太阳印刷社流出来的。
侦查员于是先对太阳印刷社进行外围调查，该社系一个名叫谈臻一的男子于1944年开办。
谈臻一，江苏常熟人氏，现年57岁，早年就到上海来谋生，当过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后来离开商务印书馆去老城隍庙开了一家制作名片、年画、招贴之类的小店铺。
抗战胜利前一年，搬到榆林区居住，开了一家小印刷社，此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未听说过跟日伪、国民党人士有什么交往，应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
前面说过，汪诚纪已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病殁，他的字模坊也随之倒闭，1944年开印刷社的谈臻一，是从哪里弄到的“汪模”呢？
据侦查员了解，这副“汪模”是一个名叫颜德清的人，向“汪诚纪字模坊”定制的。
颜是开印刷厂的，此人嗜赌，而且喜欢豪赌，据说曾跟杜月笙赌过，还赢了杜一些大洋。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无论经营实业还是赌博，都是需要专心致志去做，一心难两用，颜老板赌到后来，一败涂地，连印刷厂都抵押出去了，他决定举家前往海外投奔亲戚。
正好这时谈臻一要开印刷社，二位是好友，于是，颜德清就把那副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汪模”转让给谈臻一。
从当初跟汪诚纪的约定来说，这是违规动作，但这时汪先生已经作古，所以，颜老板也就没有顾忌，奉命调查的侦查员老李、老金决定先通过派出所把谈臻一传唤来接触一下。
出现在侦查员面前的谈臻子，给人一种老实憨厚的感觉，性格内向，说话语速很慢，他对于“汪模”所作的那番叙述，跟之前专案组获得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不是侦查员此刻所要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汪模”浇出了铅字，是谁在使用？
首先，侦查员排除了太阳印刷社印刷反动标语的可能，因为丁老法师已经说过，在铅字上打样稿的人，肯定不是印刷行业的人，那手法太生疏了，那么，会不会有人偷偷把印刷社的铅字，弄些出去给案犯使用呢？
谈臻一对此的回答是摇头：不可能的！我那里除了我一共才三个工人，他们怎么会把铅字弄出去呢？
侦查员觉得跟谈臻一谈不清楚，决定跟他那三个工人聊聊，到得那里，一个工人正在忙碌，两个可以抽空，于是，两个侦查员就分别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没有获得什么情况。
然后，跟最后一位工人聊是两个侦查员一起出面，那个工人才21岁，刚满师不久，姓宋。
老金给了他一支香烟，说小宋咱们谈谈，先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姓金，一个姓李，是公安局的，今天想向你了解一下，你们这里的铅字是否有过外流情况，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说什么，一切有我们担待。
原先，侦查员对小宋没有什么指望，已经谈过3个人了，都未能提供什么线索，这个小伙子还能说出些什么来呢？不过，小宋一开口，还真的提供了一条线索。
小宋是郊区嘉定人，晚上住在印刷社，这样安排，老板也有让小伙子看店防盗的意思。
太阳印刷社是前店后家的格局，前面是印刷社，中间隔着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那头，就是老板一家的住所，老板有一女一子，女儿名叫雅仙，已经出嫁，听说丈夫在外地工作，所以，雅仙经常回娘家。
小宋对雅仙印象甚好，因为打从他四年前到印刷社那天开始，雅仙就一直对他很好，说话和气，每次来还经常带些小吃、点心，当然，另外两个工人也是有份。
大约8月底，雅仙又来了，这次是傍晚过来的，说要在娘家过夜，当时小宋正坐在门前路灯下乘凉看《水浒》，雅仙掏出两张钞票递给他，说今天我过来得急，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听说提篮桥那边新开了一家糕团店，做的芙蓉糕味道不错，小宋你跑一趟去买三盒来，一盒给你，两盒我给阿爸姆妈和弟弟。
小宋买了芙蓉糕回来时，雅仙正和弟弟崇仙坐在门口聊天，她拿了芙蓉糕后就和崇仙一起去后面家里了。
当时，小宋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次日早晨早饭前照例打扫店堂时，发现架子上字盘里的铅字，少了一些。
排版铅字 图片来自网络
印刷场所的铅字是放在字盘里后，按部首放在架子上，通常同一个字都有成百上千个放一盘，常用字则放几盘。
小宋每天下班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把字盘装满，因此，他此刻一看，就发觉少了铅字，但对于印刷社来说，少一些铅字不算一回事的，反正有字模，没了自己浇就是，因此，他当时也没吭声。
侦查员分析：如果小宋说的情况属实，那么谈雅仙就是偷拿铅字的嫌疑人了，是她用买芙蓉糕的借口，将小宋支开，然后下手偷拿了若干铅字，从太阳印刷社到提篮桥买芙蓉糕，一个来回大约四十分钟，这段时间足够供其下手。
谈雅仙的居住地跟其父母属于同一派出所管段，老金、老李去派出所了解这位女士的情况。
派出所调出了谈雅仙的户籍档案资料，老金看着那里面的照片，皱着眉头对老李说：“哎！这个女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转脸问户籍警，“她住过虹口吗？”
户籍警摇头：“没有。这人一直住在榆林区。”
谈雅仙，1930年1月3日生，父谈臻一，母谈王氏；文化程度高小；无业；已婚（1942年嫁与朱大业），生有一子，名朱谋富，已于1948年患病去世。
侦查员问户籍警：“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是干什么的？”
“是个生意人，做西药生意，但解放后曾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人是国民党特务，由于口说无凭，我们也不能予以认定，只在内部做了记录。”
“朱大业的户口在哪个区？”
“朱大业原住处在徐汇区，那里还住着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的户口在跟谈雅仙结婚后，就迁到了榆林区由他出资买的结婚房子里，但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去了香港，而且，据谈雅仙说，离开上海后从未有过联系，生死不知。解放后，我们登记户口时就把他原来在国民党警察局的户籍登记取消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金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似的闪过一个念头，重新拿过谈雅仙的照片：
“我想起来了，这个女人的长相跟乐义饭店门口那个哨兵说的向他问路的女人相像啊！”
老金这么一说，老李也被提醒了，看着照片连连点头：“确实像。”
随即，两人又同时想起，谈雅仙似乎也符合永安公司清洁工朱阿姨所说的那个时髦女嫌疑人。
侦查员便马上给组长程晓芝打电话汇报，程晓芝大喜，说你们请派出所同志协助，赶紧准备好七八张跟谈雅仙年龄差不多的照片，我这就跟警备司令部和永安公司联系，立刻派车把那位哨兵同志和朱阿姨请到派出所辨认。
辨认结果：哨兵确认，谈雅仙就是那天向他打听“祥福车行往哪里走”的那个女子；朱阿姨也认定，谈雅仙即是那天她在女厕所看见的那个有不同寻常之举的时髦女。
为防止惊动谈雅仙的同伙，专案组决定悄悄将其拘捕，他们跟派出所方面商量后，指示居委会主任出面，把谈雅仙请至居委会，商量出黑板报之事。
侦查员等候在居委会，待谈雅仙进门后，将其拘捕，然后从居委会后门押解上车，送往市局讯问。
侦查员担心谈雅仙是否肯来，居委会主任相当自信，说平时谈雅仙经常热心地帮助居委会出黑板报，大约一小时前，她在弄堂口遇到谈雅仙从外面回来时，谈还问几时出黑板报，一定要叫上她。
这个计划很周密，但是再周密的计划也只能在活人身上实施方才有效，对于谈雅仙来说，这个计划实施不了，因为这个女人已死。
居委会主任到谈雅仙住所时，大门虚掩着，平时就一个人，这可能也是她经常回娘家的一个原因，居委会主任叫门不应，数声后就推门而进，客堂里无人，继续叫唤，仍不应，便去厨房张望，发现谈雅仙倒在地上，脸色青紫，看似已经没气。
专案组诸君得知情况后，大惊之下立刻勘查现场，初步确认谈雅仙被人扼杀。
程晓芝和副组长寿汝君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十有八九是杀人灭口，这就意味着目前的侦查触角，已经伸到了反标系列案的边缘部位，触及了敌特的神经。
专案组全体集中于谈雅仙住所，一番紧急短暂的商议后，决定立刻全体行动，分别进行以下工作：
一、调查谈雅仙死前数小时内的行踪去向，特别是侦查员访查过太阳印刷社之后那段时间的活动情况，要调查她去了何地，跟何人见过面。
二、谈雅仙死亡前，曾经有过什么人到过她家。
三、调查谈雅仙平时跟什么人接触以及有过什么言论。
四、调查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的政治面貌以及解放前的情况。
四小时后，专案组再次开会，程晓芝宣布了刚从法医那里获得的尸检结果：
谈雅仙是在发现其被害前的一小时之内被人用手卡住了脖子活活扼死。
如果说这一情况尚在意料之中的话，接下来公布的另一情况，更使人意外：尸检发现谈雅仙已经怀孕两个月。
各路人马在这四小时内，对谈雅仙的邻居、家属、亲戚、朋友等进行了调查，获得的情况综合分析如下：
谈雅仙死前大约两小时，刚从外面逛街回来，从其购买的东西来推测，她可能是去了南京路，因为，她到家后就拿了两盒“泰康食品商店”包装的糕点送往娘家。
到了娘家后，谈雅仙原先说好要在那里吃饭，还说可能晚饭也在娘家吃。但是，当她母亲把午饭准备好后，她却突然说，要出去一趟，是否回来吃午饭不一定。
她母亲想让她先吃一点再出去，但她听都没听，步履匆匆地出门而去，是什么原因促使谈雅仙改变主意匆匆出门呢？
据侦查员对谈家包括印刷社的那三个工人在内的成员逐个交谈所获得的情况，这段时间，谈雅仙无意间从父亲那里，得知先前曾有公安局便衣前来调查“汪模”铅字之事。
那么，谈雅仙为什么在闻知上述情况后要改变主意，立刻离开娘家呢？专案人员估计是急于要向指使她偷拿铅字的幕后人报告“已经受到警方注意”这一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她要赶紧发出警报。
谈雅仙离开娘家后去了哪里？会见了什么人？侦查员循着从谈家到谈雅仙自己住所的路走了一遍，最后，将注意力放到了沿途有电话机的地方。
从时间上推算，谈雅仙不可能赶到某个地方去报警，然后再在死前大约一小时返回自己的住所。
从其离开娘家到居委会主任在弄堂口遇到她的这段时间，只够她用不很快的速度步行一趟，但她改变主意不吃午饭，而突然离开娘家显然不是为了赶回自己的住所，所以，符合情理的解释应该是：
她赶紧离开娘家，在离娘家不远的某个有电话机的地方停下来，借用人家的电话机，向指使她偷拿铅字的幕后人报了警。
报警之后，那位幕后人给谈雅仙下达了指令：我们立刻见面！地点：你的住所！
于是，谈雅仙就往回赶，在弄堂口她遇到了居委会主任，她回家后不久，那个幕后人或者受幕后人指使的人，来到谈雅仙的住所，从现场桌子上的茶杯看，谈雅仙当时还沏了茶款待来人，而来人对于那杯上好的杭州龙井茶却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女主人谈雅仙的性命！于是，谈雅仙就被来人卡住脖子扼死。
大白天凶手登门，是很容易受到谈雅仙的邻居注目的，但这仅仅是通常而言。
所谓通常，就是一般情况下，既然有一般情况，相对来说也就得允许特殊情况出现，此刻，专案组遭遇到的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侦查员反复向谈雅仙的邻居包括弄堂口修鞋的小皮匠、卖糖炒栗子的小贩等人询问下来，竟然没有谁对此有印象。
这样说来，线索就遗憾地中断了吗？
不！专案组找到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电话！既然谈雅仙在离开娘家后给幕后人打过电话报警，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寻找对方的线索。
当然，这必须得有一个前提：知晓谈雅仙是用哪部电话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通过电话局进行查摸。
侦查员小常、小赵两人从谈雅仙娘家出门开始，对沿途有电话机的商店、工厂（当时上海街头还没有安装公用电话）逐家进行查访。查访到第十五家大昌五金行时，终于得知，谈雅仙借用过他们的电话。
案情分析到这里，其他都已经不重要了，程晓芝下令立刻派两名侦查员前往电话局，调查主叫号码是大昌五金行的那部电话机所拨打的号码。
电话局提供的情况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大昌五金行的电话机打给邑庙区的一家旅社，这家旅社名叫长风旅社，是一家私营旅馆。
当晚八点多，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带领三名侦查员，在邑庙公安分局两名警员的陪同下，以治安巡查为名来到了长风旅社。
先看唯一的那个电话机的号码，果然是大昌五金行的电话机所拨打过的号码，然后就让旅社老板把中午有可能接听电话的旅社人员找来。
老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中午不在旅社，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了，旅社账房张先生当时在，估计应该是张先生接听的电话。
账房先生来了，说他中午确实接听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是请旅客钱先生听电话，他让茶房去叫了钱先生。钱先生听电话时间很短，只“嗯嗯”了两声，又说了句“你在家等着，我这就过来”就挂断了。
侦查员交换了一个眼色，寿汝君说，那位接听电话的钱先生此刻还在你们这里住着吗？
账房先生说，钱先生下午已经结账离开，是茶房阿蔡帮他拎了皮箱出门的。
于是，叫来阿蔡询问，茶房说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钱先生在旅社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走的，我听见他上车后对车夫说：“去北站！”
这一说，账房先生又补充了一点：“钱先生接听过那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后就出门了，不一会儿返回，打了个电话，让北站售票处给他送一张傍晚去南京的车票来。三点钟左右，他订的车票送来了，是当着我的面付的款。”
寿汝君听得很仔细，想了想问道：“张先生你说的'不一会儿就返回’的这个'不一会儿’，大约有多长时间？”
账房先生仰脸略略一想：“也就我抽了支香烟的时间吧。”
“那位钱先生是几时住进来的？”
账房先生在住店登记上翻阅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登记：“他是7月13日住进来的。”
侦查员一看，这位钱先生名叫钱闻茗，持安庆市富运商行的证明（登记注明着该“证明”有安庆市公安分局证明其真实性的签章）入住长风旅社的，至今已有两个多月。
旅社老板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位钱先生可能不是良民，担心警方跟他过不去，在一旁小心翼翼解释说，这位客人入住后，派出所和分局在对旅社进行例行治安检查时曾几次对他进行过询问，还查看过他的证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我也跟他闲聊过几次，他告诉我，他是商行的店员，负责采购工作，这次到上海来，是为了采购小商品和五金件，因为商品供应紧张，不能很快就采购到，老板吩咐他长住上海，抢购一批是一批。
这位钱先生多大年龄？是怎么模样的一个人？说话口音？
哦！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样子，中高个子，长相斯文，白净长脸，眉毛比较浓；说话操国语官话，不过听得出有时会夹一点浙江口音。
专案组连夜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钱闻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雅仙之死跟其肯定有关系，但他并非是直接杀谈的凶手，因为账房先生说抽一支烟的时间，是无法完成从邑庙区赶到榆林区，杀了人再返回旅社，估计他让谈雅仙等候在家，自己出去通过电话，或者直接向待在附近的同伙下达了杀人灭口的命令。
看来，此人是这伙敌特分子的头目，反标系列案显然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
据旅社方面反映，钱闻茗下午已经去了南京，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是否立刻赴南京追踪此人？
这时，侦查员周清扬忽然亮出了一个观点：这个钱闻茗很有可能就是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
为什么？一是因为法医尸检时发现谈雅仙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二是有群众向派出所反映过，朱大业是国民党特务。
周清扬的观点一提出，马上引起了全体侦查员的重视。程晓芝下达命令：
派人前往谈雅仙住处、娘家调取其夫朱大业的照片，并立刻派车前往邑庙区把长风旅社的老板、账房、茶房请来。
照片很快就取来了，一共找到了十二张，有朱大业的单独照，也有包括结婚照在内的合影。专案组又找来一些其他照片，也是有合影有独影，混在一起。
等候了一会儿，长风旅社那三位被请过来了，请他们分别予以辨认，结果都是一眼就认定，那个名叫钱闻茗的旅客就是朱大业。
这样一来，侦查工作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程晓芝说，咱们不如暂缓去南京追捕朱大业，还是先立刻着手访查朱大业的家属吧，看看朱家在上海和外地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于是，寿汝君带了三名侦查员前往徐汇区朱大业家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朱大业以及朱家的情况。
派出所方面并不知晓他们的管段里曾经住过一个叫朱大业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朱早在1942年结婚后不久，就已把户口迁到榆林区，因此，民警当然就谈不上提供此人的什么情况。
那么朱家呢？朱家的情况倒是可以提供的：一对老夫妇，都已年过七旬，男主人原先是做中医的，其妻是家庭妇女；家里还住着已经结婚的另一儿子朱大方一家四口。
至于朱家的社会关系，因为这家不是被警方内部关注的对象，所以没有调查过。
侦查员于是就决定登门拜访，直接向朱家人了解。
这时已是早上七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运气竟然这么好：走进朱家院子，迎面有个男子正要出门，跟侦查员劈面相遇的一瞬间，对方眼睛闪过一道惊慌。寿汝君马上作出反应，大喝一声：“朱大业！”
对方没有反应，但不安的眼神是无法掩盖的，于是立刻被扭住，当下押解市局。
朱大业在上海待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白待，他除了主持制造了反标系列案，还通过看报，学习了共产党的政策，一进局子马上表示“愿意彻底交代”。
原来，朱大业早在1939年就已经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平心而论，当时他倒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中统”是为了抗日，也确实做了些抗日秘密工作。
当时，朱大业的公开身份是经商，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做特工，双料角色都很到位，但是，由于朱大业不会钻营，也不会抢功，所以在上峰眼里似乎一直是一个小角色。直到1945年年初，情况才有了改观。
国民党的“中统”局，名称几经改变，直到1938年3月，才定名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简称的由来。从1928年开始，这个特务机构的“掌门人”一直是老牌特务徐恩曾，1945年1月，徐恩曾因犯事而被蒋介石下令罢免，局长改由叶秀峰担任。
徐恩曾下台前几个月，曾要求在沦陷区从事秘密活动的“中统”特工将地下工作情况写成材料，集中到总部，准备编教材用。
朱大业是大学肄业生，上司就让他写了其中的一篇，这份材料交上去后，徐恩曾还没看就下台了，叶秀峰接替了徐恩曾的工作后，对朱大业写的这份材料很是欣赏，认为朱是一个人才，于是就下令“中统”上海区对朱大业予以保护，能够不委派任务的就不委派。
不久，日本投降了，叶秀峰主持的“中统”局迁回南京后，举办了一期特工干部培训班，朱大业被点名前往参加，培训班结束后，朱大业被委为“中统”局上海区的一名科长，负责收集中共情报。
到了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又指令“中统”局缩小编制，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这个机构又被指令改称“内政部调查局”，改由季源溥为局长。
但是，由于习惯原因，人们通常还是将该特务机构称为“中统”。当时，朱大业已经去了香港，生意不做，特工仍旧在当，但由于欣赏他的叶秀峰已经调离“中统”，所以升迁无望，情绪沮丧。
到了1949年6月1日，朱大业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去广州，在那里，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姓肖的处长向他宣布总部命令：
任命其为“中华民国内政部调查局江南地区心理特战总队总队长”，率部前往已被中共占领的上海市从事“心理特战”，可笑的是，这个“总队”连朱大业这个总队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成员。
命令宣布后，朱大业就和他的三名部属一起接受美国特工专家的临时培训。
7月2日，训练结束，当天四人即登上海军的军舰，前往舟山，然后化装搭乘渔船潜往上海。
他们一行随身携带了大量用于“心理作战”的特殊纸张、油墨、伪造的党政军机关和公私企业的公章、空白信笺，以及活动经费和用于联络的密写药水。
朱大业一行抵达上海后，用伪造的证明分别入住于四处旅社，然后开始活动，朱大业悄悄与妻子谈雅仙取得联系，认定并无危险后，就按照行动方案将谈发展为特务，指使其从太阳印刷社盗取铅字，并直接参加了永安公司、乐义饭店案件。
根据美国特工专家制订的行动方案，朱大业开始偷偷进行包括熟悉形势、地形在内的种种“心理特战”准备工作。9月12日，“心理特战总队”开始行动，在外白渡桥上挂出条幅反标。接着接连作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朱大业所接受的任务是：在大陆发展特务，同时应在上海、杭州、南京等江浙沪地区的大中城市反复作案，制造影响，动摇中共方面的军心、民心。
根据计划，他们四人应在上海待到9月底，然后通过收音机从约定的海外电台节目中，获取总部指示，决定下一步去何地行动。
在上海屡屡作案似乎很是顺利，朱大业没有感受到恐惧和压力，哪知，危险警报说来就来，昨天中午，朱大业忽然接到谈雅仙的电话说已有便衣警察前往太阳印刷社调查铅字之事，不禁一个激灵。
就在这一瞬间，朱大业作出了杀人灭口的决定，便让谈雅仙回住所等候，说立刻派人前往接她离开。然后，朱大业给手下特务郭良风打了电话，命其立刻前往谈雅仙住所，将其灭口。
之后，朱大业故布疑阵，订了前往南京的火车票，故意让旅社方面知晓自己的行踪，其实，他去了北站后，立刻前往徐汇区自己的老家。
离开广州前，上峰告诉他，据最新收集的情报表明，上海任何方面目前都不知道你的特务身份，因此，如果需要，可以伺机行事。
朱大业知道，自己这回执行完使命离开大陆后，不大可能再回来，寻思父母年迈，应该告别一下，受此念头驱使，他就决定回家过一夜。
当晚果然无事，但早上他想离开时，却偏偏跟侦查员劈面相遇。
专案组根据朱大业的交代，随即分兵前往郭良风等三个特务的藏身处，将三人全部逮捕。
1949年12月29日，朱大业、郭良风等四名特务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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