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军人的实力不凡和不惧牺牲，曾经交战过的对手们始终视为一个谜，他们无法理解却无不佩服，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中国军人身上那谜一般的“东方精神”。
什么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这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人，恐怕至今也不知道，那些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在奋勇拼杀背后所背负的隐忍和伤痛。
1951年5月28日17时，彭德怀直接电令志愿军第63军并指挥第65军第194师迅速在涟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畔，正面25公里、纵深20公里地域组织防御，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
傅崇碧看着电报呆了。第63军在大雨泥泞中撤退到涟川，部队损失巨大，士兵疲惫不堪，要在如此宽大的正面阻击美军的集团冲锋，谈何容易！
打仗没有人愿意把阵地丢了，第65军也是一支能打仗的好部队，不是顶不住了吗?
时年35岁的年轻军长傅崇碧意识到考验第63军的最后时刻到了。
63军作战月余，伤亡甚大，粮弹奇缺，官兵疲惫。别说坦克，连迫击炮算在内，不过才200多，还不说由于炮弹供应不上，不少火炮成了部队机动的累赘，炮兵当了步兵用。而要死守的防线正面宽达25公里，范弗里特指挥的美军有四个整师，兵力近5万人，平均一公里内就有300多人。加上美军拥有各种火炮1600余门，坦克300余辆，还有空军的强大的支持，还有高涨的情绪。
彭德怀命令的阻击时间不是几天，而是半个多月！
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打电报给彭德怀，陈述没有把握完成任务的理由一一不能不顾现实，因为一旦防线失守，给整个战争带来的危害是不堪设想的：
“敌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已进至到涟川附近。东边之敌已到文岩里向芝浦里侦察，芝浦里是否有三兵团的部队请告。原令65军在涟川以南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该军未能完成任务，仅四天将敌放至涟川附近，使63军来不及准备。虽已令该军迅速布置，但可能难以完成志司交给的任务。”
杨得志
彭德怀的回电根本不容分说：“你们应令187、189两师各一部迅速向南挺进，坚决顶住敌人。该两师主力争取时间在预定地区抢修工事外，应令军直和188师一部在铁原志司指定的地区和内外石桥西北地区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并令188师在朔宁及东南地区做坚决战斗的准备。”
于是，第19兵团给第63军下达了行动的命令。同时以严厉的措辞致电第65军，命令他们配合第63军的阻击：“敌人并未增加新的力量，你们将敌人很快放进涟川地区，即如此你们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敌人侧背阻带敌人前进，便于63军抢修工事，否则铁原失守你们应负责任。”
彭德怀干脆把电话直接打给杨得志，声音沙哑而低沉：“就是把63军打光，也要在铁原坚守十五至二十天！
就在63军紧张地部署防线时，经过“血洒临津江”的65军正在用生命给63军换取时间。
面对着远比自己强大的美军，65军能够使用的办法只有一个，白天坚守，晚上反击。
在通往铁原的必经之路上，志愿军65军拿出了悍不畏死的决心，在每一个阵地上和美军死磕，白天阵地在美军空、地、坦、炮的联合打击下失守，晚上就组织部队玩命抢回来。
凭借从上到下必死的决心和坚决的反击意志，65军和美军打得有来有回，硬是以残军之姿把美军前进的脚步拖住了4天，一直到63军阻击阵地终于构建完成，65军才拖着残躯撤离了前线。
6月1日，65军撤离阻击阵地，63军187师、189师在涟川到铁原的公路两边完全展开，战士们走进自己简陋的野战防御工事中，准备迎接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自从接到命令的那一刻起，63军军长傅崇碧就知道自己即将面临自己有生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恶战。
傅崇碧
在对63军发出坚守命令后，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一直放不下心，他尤其担心的是：“傅崇碧他们怎么没有提出困难？要主动问他们一下！”
等杨得志派人到63军一问，傅崇碧人早已经跑去前线阵地上部署防御了。
这位军长一贯以来都有身先士卒的习惯，在解放战争攻打石家庄期间，他就曾经有过一次“单骑闯关”的壮举：当时身为旅长的傅崇碧，亲自带领2个侦查连深入敌人腹地，活捉了国军石家庄的最高指挥官刘英。
面对着志愿军最紧急的时刻，傅崇碧当然没法在军部安坐，而是立刻奔赴前线亲自指挥部署阻击阵地。
63军摆出的防御阵型是经典的“品”字形，以第187师为右翼防御师，担任玉女峰以东、涟川至铁原铁路、公路（含）以西地域的防御，以防敌中央突破。以第189师为左翼防御师，于涟铁公路（不含）以东、汉滩川以西地域，依托有利地形，坚决阻敌北进。与配属的第65军第194师，在玉女峰、内洞、朔宁、下浦地域组织防御。以第188师为预备队，在铁原以西灵洞、驿谷川、揪屯里地域集结待命，并以1个营为反空降预备队，准备歼灭在铁原、大马里地域的空降之敌。
铁原并没有既成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条件下接战，我们不可能挡住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没办法，军长傅崇碧又对下辖的189师下了死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挡住美军3天，为大部队争取出挖战壕的时间。
看上去，有点“蛮不讲理”，有点像“一级压一级”，但对于我军来说，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189师长蔡长元是一位战术大师。接到命令后，蔡长元并没有按照志愿军一贯的方式把手上的3个团排成“品”字形，而是直接把种子山主阵地化整为零，分成200多个战斗小组，每组30人左右，在了500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设下了大大小小百来个阻击阵地，如同钢钉一般挡在美军前进的路上。
熟悉军事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样反常的部署只有一个主题：拼命。
蔡长元打算跟美军拼了。
之所以摆出这样的阵型，蔡长元是有自己理由的：由于63军判断美军会从187师方向进行主攻，因此把军属炮兵全部调给了187师，而189师自己的重火力又曾经被美军轰炸，此时只剩下4门山炮和4门重迫击炮，真要打起来，美军的火力一瞬间就会把189师彻底淹没。
在这种情况下，189师如果把部队聚集起来死守几个主要阵地是绝对行不通的。
蔡长元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在阵地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志愿军需要的是时间。因为钢铁洪流冲击几十人的小阵地，看起来比螳臂当车还要可笑。但是，我们知道，在二战时期，重武器的作用并不是大量杀伤，而是破坏对方的兵力部署，为已方的步兵冲锋创造条件。几乎所有的阵地攻防，都是“大炮轰后步兵冲，冲击不动继续轰，轰完还得接着冲”的节奏。
至于来回切换的多少次，则取决于攻防双方力量和意志的比拼。即使是30人的小阵地，只要有人坚守，也不能免俗。而重炮轰击30人的小阵地，单位炮火的有效杀伤，又能有多高呢？这就极大地消解美军的火力优势。而且，这样的阵地有200多个，即使美军的火力优势没有被消解掉，单是在火力准备与步兵冲锋之间频繁的切换，所消耗的时间便已足够可观。而美军的战略核心，便是抢时间。
那么，如果美军无视这些散兵阵地，选择直接冲击正在挖战壕的主力呢？那就更精彩了。对于打坦克屁股、端炮兵阵地、劫后勤补给这些老手艺，咱们的志愿军简直不要大熟练。而且， 189师加强有9400多人，分出去200多个战斗小组，肯定是留有预备队的；蔡长元也一直在进行精细化的指挥，战斗小组的编成、位置等也一直在进行动态调整。这200多枚钉子并不是散装的，而是组成了两条镶着钉子的鞭子，一下下地狠狠抽打着美军这头公牛。而美军除了按部就班地攻击，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看起来，很残酷；实际上，也很精妙。
但有个问题。与美军交火的战斗小组，阵地是注定会被攻下的，战士们也极大概率会全部牺牲。而这个战术的目的，便是以战士们的生命，换美军的进攻时间。
要知道，我军在作战之前，是要作动员的；战斗小组领受任务的同时，也会明确知道这次任务的目的和对于整个作战计划的意义。也就是说，蔡长元这种拿生命拖时间的战术构想，战士们是知道的。这就相当于直接告诉战士们，告诉他们肯定会死，但又要求他们在死之前，为肯定会到来但他们注定看不到的胜利战斗到最后一息。对于绝大多数军队来说，这相当不可思议。
求生是人的本能。历史上险死还生的部队有很多，比如东汉耿恭的“十三壮士归玉门”，比如汉初韩信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无论如何艰险的境地，战士们内心都有一种活下去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能激发出已陷入死地的战士的潜力，从而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是正常的操作，也是人性的体现。”
而像志愿军这样，能心怀必死之志，甘为必死之事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但那都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少量敢死队；真正做到我们人民军队这样，不提任何赏格，只做简单动员，便能一声令下，三军赴死，纵观古今，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而且，这种战术安排还有两个技术性问题。
虽然与美军交火的小分队肯定会全部牺牲，但如果交火的战士们表现出色，大部队能支撑到撤退的命令，排在后面的未来得及与美军交火的小分队，是有机会活下去的。那么，作为久经战阵的百战老兵，对前与后的区别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谁在前？谁在后？
排在后面也不见得是一种幸运。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支军队战斗减员超过30%，便可以认定丧失战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的技术力量损失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转，战争能量无法输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主观方面，减员30%，意味着每名活着的战士，都有机会见识到身边战友各种各样的惨烈牺牲，本就紧绷的神经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旦有人受不了，崩溃了，恐惧就会像病毒一样指数级传染，瞬间波及整支部队。
比直面死亡更可怕的，是等待死亡。还未交火的战斗小组看着前方的隆隆炮火，一边想象着炮火中战友的处境与结局，一边确切地知道，自己马上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结局，这会是怎样的煎熬？
鉴于蔡长元这种防御方式太过罕见和残酷，63军军部和189师一度无法就防御部署达成一致，双方的争论层层往上，最终直接上报给志司决策。
志司当场拍板：按189师的方案来打！
决策一定，63军立刻相应加强了部署，把预备队188师移到了189师身后，以备不时之需。
很快，志司和19兵团派来加强63军的部队也陆续赶到：志司给63军多配了一个师（194师）的兵力。
当杨得志在兵团直属队抽出了傅崇碧最需要的500名老兵给了第63军时，年轻的军长十分激动，他说：“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个人，决不让范弗里特再前进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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