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浩坤等人到案，专案组立刻分工，组长纪博达、副组长杨迎喜负责讯问郁浩坤，贺知臻和老唐负责讯问姚敏（姚姑娘），盛冲讯问钱某。
原以为，两个老刑警拿下一个21岁的小痞子，是一桩很简单的事儿，可是，一接触郁浩坤，却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
这主儿虽然年轻，也从未折进过局子，按说，肯定是缺乏反讯问经验的，可他却仿佛具有与生俱来的抗审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管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吭声，十足的零口供。
纪博达、杨迎喜跟他耗了3个小时，哄、骗、逼，红脸白脸都试过，还请他吃了一顿当时算是比较上档次的夜宵。
一碗加了爆炒肉丝的冷面，还有冰镇酸梅汤，郁浩坤就像理所当然应该受到这样的款待一般，一脸平静地吃喝，吃完又向刑警要了一支香烟。
刑警还以为感化有效，不料再讯问时，依旧是零口供。
纪博达、杨迎喜不得不暂停审讯，把那边正在对付钱某的盛冲叫出来问了问情况。
钱某跟郁浩坤虽是哥们儿，但最近交往不多，昨天（8月9日）上午，郁去钱某那里，说住几天，钱某自无二话。
按照道上的规矩，钱某不会打听郁这几天干了啥事儿，如果郁自己透露，他也只有听的份儿，人家说多少他听多少，听得明白听不明白都不好追根究底，所以，钱某对郁浩坤的近况，根本提供不出什么内容来。
负责讯问姚敏的贺知臻和老唐也没有收获，17岁的姚姑娘倒不是不吭声，她愿意开腔，甚至还有点儿饶舌，可说的都是杂七杂八的琐事。
要说跟郁浩坤没关系吧，每桩事都搭界，但跟专案组正在侦办的命案缺沾不上边。
正说着，纪博达忽然听见面前三人中，不知哪位腹中如鼓，说你们还没吃夜宵啊？快填肚子！顺便给那姑娘也弄点儿吃的。
对面那家通宵馆子里冷面、甜点都有，小姑娘喜欢吃甜的，什么冰镇酸梅汤、冰淇淋都给她叫来，吃好了我去跟她聊聊。
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姚敏早就饥肠辘辘，当下吃了一顿，有点儿感动，毕竟以那时的经济水平，像她这样一个没有收入，家境也一般的少女，是很少有机会这样吃一餐的，郁浩坤请她也就不过吃一客冰淇淋什么的，哪有这么丰盛。
所以，当纪博达出现在她面前，而且一旁的贺知臻又介绍说“这是我们领导”时，她就冲动了，当即表示：“领导有什么要问的，我只要知道，一定告诉你们。”
接着，就审出了以下的内容：
郁浩坤负罪潜逃后，轮流落脚于几个狐朋狗友那里，跟姚敏一直没有断过关系，隔三差五见个面，有时，还出其不意突然来到姚家。
姚敏父母并不知道郁浩坤是逃犯，见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又听说是在铁路上工作的（那是姚敏骗父母的），心里赞同这门亲事，任由两人交往。
三天前，郁浩坤和姚敏去戏院看了一场歌咏比赛，分手时约定，8月8日立秋日中午，郁去姚家找姚敏，两人出去午餐，然后去溜旱冰、逛公园，晚上去“鸿福饭店”用餐。
可是，姚敏却等来了一场空，可想而知，对于一个期望值特高的少女来说，饿着肚子这么白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直到晚上十点钟，郁浩坤才敲响姚家的门，把对他一脸铁板的姚敏哄出家门，她以为要去吃夜宵，哪知郁浩坤却给了她一封没有信封的信，叮嘱她明天一早，送到他家那边的菜场，交给在门口电线杆下临时摆摊的曹氏。
姚敏想拒绝，但看他说得郑重，再说，她也不是真的想和对方分手，耍了一会儿性子，也就只有点头答应。
这就是说，郁浩坤那天有重要事情缠身，以致影响了他跟女朋友的约会。
是什么重要事情呢？显然不是什么正经事，否则，郁浩坤不会对刑警玩零口供的。
纪博达这么想着，忽然灵机一动，问姚敏：“郁浩坤最近经常跟哪些朋友交往，你知道吗？”
姚敏说知道几个，有的是听他说的，有的是一起吃过饭的，经常在一起的有“大块头”、“一拳倒”和“金和尚”，都是綽号，本名叫什么不清楚。
不过，吃饭时听“大块头”随口说起，他家住在西阁街，“一拳倒”住在顺河街，“金和尚”住哪里就不知道了。
纪博达跟杨迎喜交换意见后，决定诈郁浩坤一下，他们重新出现在郁的面前时，一脸的轻松，先不吭声，点燃香烟抽着，也扔了一支给郁。
抽了几口，杨迎喜开腔了：“小郁啊，我知道你爸是车站的搬运工人，那是无产阶级啊，革命的主力军。
按说，你这样的家庭出身，犯了事儿处理起来，根据政策是可以从宽一些的，但也要看罪行大小以及落网后的态度。我们可以给你一个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能不能抓住，就看你自己了。”
郁浩坤依旧不开口，但眼里却透出期待的神色。纪博达继续说：“你运气还算好，机会现在有了。我们已经派人去逮捕'大块头、'一拳倒和'金和尚了，你如果在他们落网之前交代，算你主动坦白，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帮你了。”
听专案组长说出那三位的绰号，郁浩坤脸色倏变，继而浑身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纪博达说，别抖了，赶紧抓住机会交代，西阁街离这里不算远，是派吉普车去的，一会儿第一个被抓到的“大块头”就要押过来了，那时，你想交代我们当然仍旧欢迎，只是不能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了。
这么一说，郁浩坤终于撑不下去了，问：“你们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对罪行严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尚且这样，更别说像你这种小角色了。”
郁浩坤不再犹豫，当即招供说，8月8日晚上，他和“大块头”、“一拳倒”、“金和尚”偷了辆三轮车，前往小北门，抢劫了一个解放以后已经失势的帮会小头目，名叫颜养芝。
颜养芝被关过一年刚刚出来，家产抄没大半，老婆离婚，带着子女出走另过日子，颜独自居住于小北门一处其父留下的老宅里。
这桩由“金和尚”策划的抢劫案并不是要抢劫钱财，他们知道颜养芝没钱了，但据“金和尚”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这个颜养芝私藏军火，他们打算弄到手，然后去外地抢银行。
抢劫进行得比较顺利，没动手，颜养芝就乖乖交出了他藏下的一箱手榴弹。
事后，郁浩坤因以前跟颜打过照面，担心颜万一再次被捕，交代出手榴弹被抢的情节，于是灵机一动，写了一封信，让姚敏偷偷送他家去，以便以后有个抵赖的依据。
专案组当即调集多名刑警，将“金和尚”等三人以及颜养芝捉拿归案，讯问下来，情况属实。
如此，算是歪打正着意外破获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但跟专案组侦办的命案却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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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专案组另外两路对丁师傅和于若聪生前那些社会关系的调查也在进行，但并未取得进展。
刑警要找的主要调查对象丁师傅已离开银楼，刑警正在打听他的下落，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些小混混儿倒是找到了几个，却没有说出什么情况来。所以，这两项工作还得继续。
8月10日，刑警终于找到了丁师傅，他离开银楼后，去了一个老乡经营的煤炭行做了账房先生，这天正在吃中午饭时，刑警登门拜访。
丁师傅是老江湖，见两个便衣刑警出示的证件分别是市局、分局的，便知案子不小，是两级公安机关联手办案，马上放下饭碗接待刑警。
听说“老正祥”于老板的儿子在8日夜间中镖身亡，丁师傅一下子明白，刑警这是来查他是否涉案。
在正式谈话之前，他先指着堆在墙边矮柜上的几厚摞账本告诉刑警，这一周因为要迎接税务局的大检查，每天晚上都在加班，核查解放以来的每一笔收支账目。
这些账目，有一大半是前任账房做的，他不熟悉，查得很吃力，老板亲自协助不说，还特地请了一个放暑假在家的财务学校学生担任其助手，即便如此，这些工作直到今天也还没完成。说着，他招呼伙计请老板来跟刑警见面。
老板过来后，丁师傅借口打开水回避了，刑警向老板了解下来，丁师傅所言属实。
这个老板一看就是个胆小怕事之人，生怕刑警有疑问，又唤来几个伙计作证，正说着，那个财务学校的学生也来了，刑警问了问，说法一致。如此，就可以证明丁师傅没有作案时间。
丁师傅打了开水回来，刑警对老板、伙计的调查已经结束，接着，刑警向丁师傅道明来意。
听刑警把案情作了一番介绍，看着刑警拿出来请他鉴别的那枚三棱钢镖，丁师傅微微一笑。刑警连忙请教：“丁师傅认为这枚镖有问题？”
“镖没问题，应该是旧时留下的真货。不过，如果说凶手用这枚镖在几步之内杀死了于少爷的话，恐怕就有问题了。”丁师傅问刑警，“法医验尸时对于创口是怎么说的？有草图吗？”
刑警拿出法医画的创口剖面图。丁师傅看了看，摇摇头，随手拿起那枚三棱钢镖，对刑警说：“我要打柱子上的那个节疤。”
话音未落，钢镖已经出手，正中七八米外一根木柱上的节疤，深达寸许，这份功力，令刑警惊叹不已。
丁师傅又唤伙计取过一根抬煤炭用的粗木杠，倚在离他一米开外的墙角，说要打木杠上的那条裂缝，结果一镖打出去，竟然偏了一点儿。
丁师傅指着尾部犹在微微晃动的钢镖解释说，这种三棱钢镖重心在镖中间稍偏后，适宜于攻击远距离目标，这样才有准头，若是攻击近距离目标，就容易打偏，这不是技艺不够精，而是镖本身的问题。
您二位刚才说，于少爷是在两米处被这枚镖击中心脏部位，我觉得似乎不太可能，有这种本事的武师，别说现在，就是在前清也没听说过啊。
刑警听着既明白又糊涂：“您是说死者不是被这枚镖打死的？可是……”
丁师傅嘿嘿一笑：“也就两米距离，还值得用飞镖暗算？小攮子扎上去就是了嘛！”
一语提醒了刑警：对啊，不就是要杀死于若聪吗？凶手既然和他熟识，已经将其骗到现场了，冷不防一刀就干脆利索解决，还用得着玩飞镖显摆？
可是，凶手确实是在于若聪背部留下了这么一枚飞镖，法医也认定于若聪死于这枚钢镖，这又怎么解释呢？难道凶手是直接把这枚钢镖作为匕首扎入于若聪后背的？
丁师傅说，用这么一枚钢镖直接扎入人的背部而且那么深，目标又是一个大活人，身手还比较敏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须知钢镖是用来投掷的，用三根手指捏着尾部才能发力，若要凭空扎入这么深，那除非目标是个死人。所以，我想当时现场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凶手先把类似锥子的锐器刺入死者背部，于少爷受伤倒地后，再把这枚钢镖扎进之前的那个创口。
刑警马上想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创口内部应该会留下痕迹，难道法医解剖时没有发现？
丁师傅说，可能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法儿发现，我估摸凶手用来刺杀于少爷的凶器是一把锥子，就是寻常街头皮匠用来修鞋的那种工具，先用锥子刺杀于少爷，再把钢镖扎进创口，由于钢镖的三棱直径比锥子稍大一些，又是紧接着下手的，这一下扎进去，法医解剖时很难分辨。
刑警听得频频点头，他们中有人当时就在解剖现场，是看着法医解剖的，记得法医并没有检查创口的横断面。
这种杀人方式堪称奇特，一般情况下，也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进行剖检。
返回专案组驻地，刑警向组长纪博达汇报了丁师傅的推断，纪博达立刻去市局与法医沟通，法医随即和纪博达一起去市局食堂，割了一块牛肉，用锥子和那枚钢镖当场试验，发现如果刺入角度相同的话，即使进行横断面剖检，也难以发现什么痕迹。
那么，8日晚上在走马巷现场，凶手是否有能力保持那份镇定，注意到两次刺入的角度呢？这个，就需要对尸体重新进行解剖检验了。
于若聪的尸体在之前解剖过后，已经交由家属领回。当时，民间都是土葬，像“老正祥”这样的有钱人家，通常还有家族墓地。
于若聪的尸体被领回家后，先设灵堂做法事，虽已立秋，但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于家从冰厂购来冰块把灵床围住，还弄了两台电风扇日夜猛吹。
昨天遗体入殓，这才撤去一应降温用品，法医、刑警一干人上门时，法事还在继续进行。
杨迎喜跟于老板说因侦查需要，法医须再次检验死者尸体，希望家属理解和配合，于老板尽管于心不忍，但还是点了头。
再次开棺检验，并未发现创口被两件不同凶器刺入的痕迹，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时隔数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即使有痕迹也难以检验出来。
法医的结论是：未曾检得两次刺入的痕迹存在，但不排除这种推断。
当晚，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大伙儿非常重视丁师傅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丁师傅说的那样，其目的是转移侦查视线，让刑警把注意力集中到武林人士那边去。
为什么要转移侦查视线呢？很显然，这表明凶手一伙自认为比较容易被刑警发现端倪，由此，刑警就想到了之前第四路调查获得的线索。
第四路调查由刑警梅期寒和派出所临时借调过来的民警进行，重点是走访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班狐朋狗友。
梅期寒是徐州本地人，四十挂零，抗战前曾干过旧刑警，抗战爆发后不愿当伪警察，干脆离职跑单帮做生意。这人生性机灵，身体也好，又会武术，还能操江苏、山东、河南方言，惟妙惟肖，连当地人也难以分辨。
这种特点仅仅用在跑单帮上，似乎埋没人才，于是，有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朋友向組织上推荐了此人，中共也正需要这种人才，梅期寒就兼着做起了中共的地下交通员，不过是义务的，不但没薪水，有时自己还得贴点儿进去。
梅期寒的地下交通工作做得比较牛，最多时身兼三种角色——徐州地下党、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人员。
解放后，地方政府不了解这人的情况，将其作为旧警察关进了局子，要审查其历史问题。
不料，前脚刚抓了人，马上就有电报、电话过去，命令立刻放人，还指示在征求梅期寒本人意向后，可以安排其参加人民警察队伍，当个组长、副股长什么的也可以，并在档案中写明，不作留用人员对待。
就这样，梅期寒干起了刑警老本行，但他识趣，组长、副股长什么的就谢绝了，做普通刑警比较省心。
像梅期寒这样的资历，让他查摸于若聪生前打交道的那些小混混儿，真可以说是大材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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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民警小江调查了十七八名小混混儿，从其中三人口中获知：
于若聪在出事之前两三天即8月5日、6日，曾兴冲冲地向这三个要好的小哥们儿分别许诺过，最近他会弄到一笔钞票，到时候，他们可以结伴去北京玩，见见市面，开开眼界，以后也好向人家炫耀炫耀。
这三个小哥们儿的年龄，都比于若聪小两三岁，一个是乞丐，两个出身贫穷，平时少有钱钞经手，而于若聪是“老正祥”小开，手头钱钞来得容易，而且出手大方，所以，三人很愿意听于若聪的指挥，跟着于少爷没少胡闹过。
他们知道于若聪从来说话算数，这次也确信他不会骗他们。
获悉这条线索，梅期寒曾去于家走访，于家可以给小少爷平日零花以外钱钞的，无非于老板夫妇和于少爷的两个嫡亲姐姐，这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银行职员，手头都比较宽裕。但是，这四人最近都未曾给过于若聪哪怕是一分钱。
前面说过，于若聪上次惹祸被公安局抓进去，虽然最终有惊无险，被网开一面，但也让于老板出了一身冷汗。
此后，于老板就把与儿子有关的财权交给那两个前辈拳师处置，梅期寒与那二位接触过，两人是同门师兄弟，都已年届七秩，两家合住一个院子。
于若聪每次去领钱，都会被二老盘问一番：最近在干什么？跟什么人交往？上次给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两个老汉凑在一起更是啰唆。
于若聪受不了这份折腾，渐渐去得就少了，最近已经半月没有登门。
如此，于若聪最近可以获得一笔钞票之说，就跟家里没有关系，可供四人前往北京转悠一趟的钱钞不是一笔小数目，于若聪可以从哪里获取呢？他的被杀是否与此有关？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多半有关，而且，从凶手企图转移侦查视线这一点来看，对方还不是寻常的流氓团伙之类。可能于若聪掌握了对方的什么把柄，以此进行勒索，对方假意答应，找个机会就把他灭口了。
案情分析到这一步，专案组方才觉得似乎找到了于若聪被害的原因，遂决定循此方向往下追查。
次日，8月11日，梅期寒、黄求者二刑警早早就去了于宅。
这天，于家举行送葬仪式，要把于若聪的灵柩，送往郊区的家族墓地安葬，梅期寒不知做法事的和尚选的是什么时辰，只怕去得晚人家已经出门了，这一来一去，至少得大半天，那就只有等于老板返回后再调查了。事后回想，幸亏去得早，否则的话，只怕往下的活儿就没有那么顺畅。
两人到达于宅时，那边已经做好送葬的准备，正在举行最后的仪式——出门前，把要给死者带往阴间的东西全部焚烧一净。
火堆前，两个男子正在把要焚烧的物品一样样往火里送，梅期寒眼尖，眼光扫去，发现那二位正从旁边的藤条箱里取出一沓沓大大小小的纸张，顿时心念一动：
于若聪生前有两大爱好，一是飞镖，二是绘画，此刻要烧掉的应该就是他的画作了，其中，会不会有与案情相关的线索呢？
想到这儿，他立刻指着那两个男子大喝一声：“停！”
那一箱纸张确实是于若聪生前的画作，最上面的（就是被人拿在手里正往火里送的那一沓）是于若聪最新画的。
那男子听见刑警大喝“停”，下意识地把已经点着的这张画抽回，用脚踩熄，饶是如此，也已烧掉了大半张。
这是一幅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是一幢不知坐落于何处街头的民居，残画上的民居只留下四分之一，右下侧人行道上有电线杆，还有一个竖放的长形垃圾箱。
如果说这张残画当时没有引起刑警注意的话，那么接下来出现的三张就必须投入全部注意力了。
黄河东岸那家“莫忧馆”的跑堂提供的被刑警在笔录中称为“秃子”和“折扇”的那两位仁兄，就出现在于若聪的笔下。
于若聪自小跟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刘保姆学绘画，后来，又跟账房闵先生学习国画，中间一度还去参加过美术学校举办的假期训练班，这么些年学下来，已经画得有些根底了。
去年庆祝开国大典时，他画的人物作品，曾被街道推送至区里参加展览会，据说，原已定下送市里展览并可获奖，但因为作者的品行问题，被刷了下来，这样一个主儿，画出的肖像足以吸引刑警。
梅期寒、黄求者没见过“秃子”和“折扇”，最初也没有把画像跟那二位联系起来，而是惊叹于这位于少爷的画技，连问了几遍：“是小于画的？”
仔细查看之下，梅期寒觉得这两个形象似乎面熟，盯着两张画沉吟不语，黄求者也有同感，思忖片刻，猛然想起：“这不是'秃子和'折扇吗？”
梅期寒也回过神来了，不由得连连点头，这一卷画中还有一张，也是一个男子的肖像速写：四十岁左右，一头浓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张国字脸上长着一对虎目，耳朵略带招风，两腮颜色较深，估计是长着络腮胡子，刚剃掉又长出胡茬儿。
刑警向于家人了解：这三位是谁？是否来过于家？是否有人见过于少爷和他们在一起？
于老板一边摇头，一边招呼全家上下包括佣人、伙计以及相帮料理丧事的邻居轮流辨认，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三位。
刑警又把那一箱作品一一翻检，没再发现似与案情相关的画作，对最近一段时间在家里跟于少爷接触较多的家庭成员以及佣人、伙计进行询问，也没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
至于那几幅画作，据于母和几个佣人回忆，那是于若聪在卧室外面的天井里画的，大约是被害前三四天的事儿，于若聪经常在那里画画，家人都司空见惯，因此也并未在意。
刑警拿着那三幅肖像走访了多家邻居，依然没有人能提供线索，梅期寒、黄求者议了议，决定去一趟“莫憂馆”，请那两个跑堂辨认。
午前，梅期寒、黄求者返回专案组驻地汇报调查结果：
“莫忧馆”跑堂确认三幅画作上的两幅分别是“秃子”和“折扇”，另一个国字脸中年男子他们也见过，十来天前曾与“秃子”、“折扇”一起去“莫忧馆”吃饭，点了很多菜，说是为那人接风洗尘什么的，但后来那人没有再去过。
下午，专案组开会研究梅、黄发现的情况，由于已有昨晚有关灭口的推测，众人就循着这个方向进行分析。
于若聪生前所画的最后四幅画，三幅是人物肖像，一幅是房子，可以推测，那三人就是涉及这起凶杀案的案犯，而那幢民居，就应该是案犯的落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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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聪画得很仔细，连房屋门前人行道上的电线杆和垃圾箱也没忘记，由此想来，钉在门框上的门牌也是会画上的，可惜给烧掉了，不过，有这么小半幅残图，应该可以找到那个所在。
纪博达、杨迎喜认为，那几个家伙在一周之内，两次去该饭馆用餐，不排除他们就住在这家饭馆附近，没准儿，这两天还会再去，遂决定派三人前往“莫忧馆”蹲守，指望撞上好运气。
另外的同志，则分头查找那幅残图上所画的民居，这就不需要分组了，不过查访区域要分派一下，每人骑辆自行车，前往划定的区域转悠就是。
会后，一干刑警就开始行动，转悠到晚上，没找到相似的民居，次日，继续进行访查。
当时的徐州市区范围没有现在这么大，但也有六个区，街道不少，区区数名刑警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还是很费工夫的。
不过，终于没有白辛苦，午前，刑警梅期寒给组长纪博达打电话报告，已经发现了残画上的那幢民居，坐落于南门大街培德巷口。
梅期寒的发现并非偶然，他是花了心思的，前一天下午接受任务后，众人马上遇到了一个问题——图只有一张，但分头去市区查找的侦查员却有好几位。
当时没有复印机，要人手一张的话，必须把残画拍摄成照片冲印出来。但这可能要费些时间，于是就有人出主意，说把残画上的内容依样画葫芦，勾画在工作手册上不就得了？
反正是幢房子，不需要什么绘画功底也能描画个大概，梅期寒在笔记本上勾画时想到了一个问题：
与其一条条马路寻找那所房屋，倒不如盯着画中的电线杆和垃圾箱去调查。
昨天，其他刑警在街头访查的时候，他却去了供电公司，要求了解残画中那根木头电线杆的情况。
供电公司的干部看了他勾画的草图，脸露难色，说可惜没有显示杆号，否则一查一个准。
这种电线杆都是同一型号，木料是向木材行订购的，为防潮防腐，还涂上一层桐油，考究些的会在根部两米部位刷柏油。
这根电线杆通体都是一个颜色，看来没刷柏油，那肯定是1948年1月以后更换过的。
梅期寒听着觉得似有希望，寻思既然更换过，那就应该有记载，查一下档案就行。
接待他的那位干部也是这样想的，随即叫人去业务科查询，一会儿，回音来了，说查了档案，解放后接管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只有订购木材的财务发票，但发票上并不注明，所购木料是用于哪条马路上的电线杆。
干部对梅期寒说，要不明天你再过来一趟，我陪你去下面问问工人，看他们是否讲得清楚更换电线杆的事，梅期寒嘴上表示感谢，心里却已经在琢磨着，去市政局查垃圾箱。
之所以想到要查垃圾箱，是因为残画上那个式样的垃圾箱，是解放后才出现的，梅期寒是老徐州，知道解放前徐州市区马路上垃圾箱有是有，不过很少，属于点缀性质。
解放后，人民政府改善卫生环境，逐步添置木质垃圾箱，到1950年3月底，全市各条马路上都已经放置了统一规格的垃圾箱。
次日上午，梅期寒直接去了市政局，保卫干部陪同他去了下设的清洁科——就是现在称为“环卫”的部门。
正好，是那个具体负责更换和添置垃圾箱的工程师出面接待，这人记性很好，根本不用翻阅资料、记录什么的，看了一眼梅期寒递过去的草图，说你去南门大街上看看，肯定查得到。
这种把垃圾箱和电线杆连在一起，以防被人偷走的做法，只有南门大街上有，那是我们刚刚进行的试点。
南门大街正好是梅期寒分工调查的区域，过去一家家查看下来，他终于发现，南门大街培德巷口那幢民居符合残画的特征。
纪博达接到电话后，立刻驾摩托车去南门大街与梅期寒会合，为防止打草惊蛇，梅期寒就不过去了，纪博达也不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前往，实地查看下来，确认该建筑就是于若聪所画的那幢民居。
两人找到管段派出所，派出所刘所长介绍，培德巷口的这幢房屋原系一个名叫薄谦道的资本家于北洋时期建造，三开间门面，纵深三进，两层楼，后面还有一个大约四十平方米的院子。
薄谦道经营西药生意，这在旧时是一门比较赚钱的行当，他为人小心谨慎，非常注意沟通各方面的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陆续造房置地，还娶了两个小妾。
1936年，薄老板娶第三个小妾袁少玲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大小四个老婆每人一幢楼房，立即订立契约交纳税金办理过户，培德巷口的这幢房子就归袁少玲所有。
抗战中期，薄老板被日伪以“通匪”罪名逮捕，死于宪兵队，之后，除袁少玲外，薄家的所有人都离开了徐州，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也没听说过他们的消息。
袁少玲戏子出身，嫁给薄谦道做妾后，不再唱戏，闲居在培德巷居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跟以前那些朋友基本断了来往，用现在的說法就是做了金丝雀。
薄老板在宪兵队殒命，她成为寡妇后，再无约束，遂重新与外界来往，结交了一个掮客，一起投资做生意，还时不时以票友名义，登台演出，戏院也给她一份包银。
1947年，袁少玲经人介绍参加了“一贯道”，因为是戏子出身，擅长装腔作势甚至装神弄鬼，被发展为骨干分子。
解放后，取缔“一贯道”，很多城市像袁这种情况的大多吃了牢饭，但她却侥幸躲过一劫。一方面是因为她态度好，主动去公安局登记。
另一个原因，登记时她正患肺结核，是被隔离在医院里的时候，偷偷跑出去登记，此事还上了报纸。
这样，政府也就对她网开一面，再者，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治疗肺结核的药物更是紧俏，像她这种肺结核病人，公安机关也没条件关押。
袁少玲那个合伙做生意的朋友去了香港，她的生意也做不成了，不过，她颇有些积蓄，靠银行存款利息过日子，生活倒是无忧。
此外，她一个人住不了那么些房子，还能出租房屋收取房钱，在派出所民警印象中，这个女人还算老实，解放后没听说干过什么不法的事儿，跟邻居的关系也处得不错。
房东没问题，那么房客是否有问题呢？刘所长唤来户籍警老汪，让他介绍袁氏的房客情况。
老汪是留用警察，对这份保留下来的饭碗很是珍惜，工作比较上心，他的衣兜里，经常放着两本工作手册，胸前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下去除了询问就是记录，因此，不管介绍哪方面的情况都能说到点子上。
听纪博达说了要调查的内容，又看了那份残画的原件，老汪打开工作笔记翻了翻，告诉纪博达说，袁少玲属于内控对象，他每天两次下去了解情况，都需要重点留意。
解放以来，袁本人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由于她把房子出租，房客的情况相对复杂些，目前，袁少玲在培德巷的居所一共有四户人家租居。
接下来老汪说到的一个情况引起了纪博达、梅期寒的注意——
袁少玲的房客中，有一个男子是独居的，此人名叫盖捷，39岁，自由职业，既是中医，又做药材生意，还与两家私营运输公司有业务关系。
他是1948年底徐州解放一个月时入住的，当时，老汪刚被公安局定为留用人员，让他继续负责南门大街这个管片的居民户籍和治安，他对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天至少十个小时泡在居委会。
盖捷这样的租居情况，很容易使人产生怀疑，不由自主地往“逃亡地主”、“逃犯”、“还乡团”、“特务”等方面去想，老汪正要上门盘问，姓盖的倒主动登门，出示了第二区公安分局治安股盖章的证明，证实其户籍是在本市第二区，身份是自由职业，婚姻状况是离异，临末注明“未发现此人有政历问题及刑事罪行”，一句话：此乃良民。
如果搁别人手里，也许就不会继续关注这个对象，可遇到老汪这个性格黏糊、工作认真的留用警察，他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觉得盖捷这人身上可能有毛病，隔三差五就会有意无意地向居委会干部询问盖的情况。
可能由于职业原因，盖家平时来往的人比较多，经常深更半夜还有朋友进进出出，喝酒打牌，吆五喝六，骚扰邻居。
可是，最近一个多月，盖捷那里进进出出的朋友显著减少，也不骚扰邻里了，而且，来往的那些人多是邻居们以往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盖捷当即被作为重点嫌疑目标进行调查，专案组一面派人去盖捷户籍地了解此人的历史情况，一面密请包括房东袁少玲在内的其他房客、四邻八舍辨认于若聪所画的那三幅肖像，结果，有几人确认“秃子”和中年男子最近曾去拜访过盖捷。
8月13日下午，专案组决定拘捕盖捷，自午前开始，盖捷已被刑警秘密跟踪，发出拘捕令时，他刚拜访完一个朋友，步行返回南门大街培德巷的租居住所，四名刑警一路尾随，路过南门派出所时，一拥而上将其推进大门当场拿下。
本以为此案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没料到，却是白忙活一场。
盖捷被捕后，至少被四名群众确认的“秃子”和中年男子也随即落网，调查下来，二人一个是西医，在市一医院内科工作;另一个是水果批发行老板，都没有作案时间。
“莫忧馆”跑堂反映的两次用餐时段，两人都在其他场合，分别有多人作证，他们和盖捷的交往，是为一起投资做生意的事，至今还没有谈妥。
至于盖捷本人，确如户籍警老汪所介绍的前半部分内容，没有政历问题和刑事犯罪前科，乃良民一个。在这些证据面前，众刑警沮丧地意识到：那四名群众认错了人。
这一下，专案组上下都懵了，调查下来，培德巷该民居中的房东房客都未见涉案证据，那么，这幢民居怎么会出现在于若聪生前的画作中呢？于若聪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呢？
为什么和三个涉案男子中的两个（“秃子”和“折扇”）的人物素描放在一起呢？
8月14日，案件发生后第7天，在专案组举行的又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刑警首先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
七嘴八舌议了一阵，出现了多种猜测，但都缺乏依据，最后，副组长杨迎喜提议，先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暂不管它，另外寻找突破口。
组长纪博达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大家别纠结了，都说说吧，除了那些画，还能从哪个角度去开展调查？
循着这个思路，最后决定接下来同时进行三个侦查措施：一是继续安排警力在“莫忧馆”蹲守;二是继续找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些小混混儿调查，看是否能够发现蛛丝马迹;三是和两次对于若聪尸体进行解剖的法医探讨，看是否有可能从凶手行凶作案的角度找到突破口。
纪博达出面与法医沟通，参加解剖的两个法医是师徒，都姓王，当时徐州公安内部稱为“老王法医”和“小王法医”。
巧得很，纪博达去拜访他们时，“二王”正要给他打电话呢——他们对于这起案子的行凶方式有了一种新的推断。
这个推断来自小王法医，小王是部队卫生员出身，淮海战役中上前线救护伤员时负了伤，一条腿走起路来微瘸，伤愈后，就转业到了徐州市公安局。
领导根据其卫生员出身的特长，安排他跟老王法医学习，中间还参加过华东公安部举办的半年期的法医技术培训班，以全班第二的优异成绩结业。
按照当时的规定，从这个培训班出来的学员，已经具备独立验伤、解剖的资格。
小王回徐州后，虽然已是放单飞了，但仍旧一有机会就向老王法医讨教，还跟老王约定，但凡有命案现场，即使他轮休不在岗位上，也须通知他到场参与勘查检验。
毕竟，随着解放后治安形势的好转，命案发生率大大下降，这种实践机会能抓住一次是一次。
8月8日那天小王休息，正在和女朋友一起看电影，但他给当天值夜班的老王法医留了纸条，说明了自己的去向。
老王在接到出现场的任务后，马上叫人去电影院打字幕把他叫了出来，弄得小王的女朋友好生无趣。
复检时，小王正巧去省城参加一个业务会议，回来才听老王说了一应情况，小王对此甚感兴趣，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
他特地去买了锥子，用棉布棉花一层隔一层，做成模具进行试验，两天下来，终于有了感觉，今天就向老王说了说。
师徒两个研究了一番，认为他们的看法似乎比较成熟了，遂决定告知专案组，就在这时，专案组长纪博达登门了。
当下，老王就让小王将他的新观点向纪博达作了说明，小王法医认为，从第二次检验尸体时拍摄的创口横断面照片和老王法医绘制的模拟图（因创口腐烂，照片有些模糊）来判断，凶手那一下突然袭击，是以与死者背部呈九十度的角度刺入的。
这个角度说着简单，但真的实施起来，似乎有些别扭——要想直直地刺入于若聪体内，握凶器的时候，就不能像寻常格斗那样直握，如果是直握，就刺不出那样一个角度，除非于若聪是被按在地上后下的手，但现场勘查情况却不支持这样的推测。
这种别扭的姿势，对于凶手来说是一个犯难的动作，用这等犯难的动作，稳准狠地把凶器刺入特定位置，似乎是很难做到的。
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凶手才能完成在常人来说非常困难的动作——凶手做过专业皮匠，可以熟练地以各种姿势，各种角度使用锥子。
专案组对法医的这个观点进行了讨论，众人一致认同。于是，集中全组力量对全市皮匠进行访查，要求把市区各大街小巷设摊修鞋的每个皮匠都一一走访到。
鉴于之前刑警在“莫忧馆”调查时，从跑堂那里得知，8日晚上于若聪用餐后，是由那个“折扇”陪同着离开的，专案组怀疑“折扇”就是直接杀死于若聪的凶手。
现在，要在全市皮匠中访查“折扇”，便把于若聪生前所画的“折扇”素描翻拍成照片，交给访查刑警请皮匠辨认。
皮匠是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出现鞋子的年代就诞生了，一个简陋的工具箱，里面放着锥子、钉子、针线、锤子，再带上铁砧和几把切刀，就组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摊子。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走到哪个城市、集镇，如果看不见街头巷尾有皮匠摊，总会感到这幅风俗立体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市民百态中少了一态。
奇怪的是，尽管它属于服务行业中的一部分，却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行业协会之类的团体，可能也是所有服务行业中，唯一不需要缴纳税金、不需要拥有执照的一个另类。
所以，专案组要查访本市的皮匠，无法采取通常的手段，比如向工商局、税务局、工商联、行业公会等调阅从业人员信息，只能劳动侦查员们的两条腿。
这一查就花了两天时间，8月16日晚上，众刑警照例开碰头会汇总情况时，每人都显出一种疲态，合计下来，侦查员们一共接触了一百八十七个在大街小巷设摊的皮匠，老中青都有，甚至还包括三个十分罕见的女性补鞋匠，却没一个认识“折扇”，简直匪夷所思。
说于若聪把“折扇”画得失真了吧，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莫忧馆”两个跑堂能够在于若聪画的三幅肖像中认出“折扇”，说明即便存在失真，也不是很离谱。
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这时，刑警想到了一种使他们感到头痛的可能：“折扇”来自外地。
尽管皮匠们分散设摊，看似互不相关，但其中肯定也存在竞争，凡是涉及到利益的行业概莫能外。
皮匠们没有行业协会，不过，肯定存在着以籍贯为纽带的派系，派系内部、派系与派系之间的相互接触不一定很频繁，但应该是有联系的。
刑警查访了全市所有的皮匠，谁都没见过“折扇”这么一个同行，以此推测，“折扇”是外埠来徐州，他在外埠曾经从事过皮匠职业，现在已经改行，所以徐州这边的皮匠都不认识他。
这就麻烦大了，徐州地处苏鲁皖豫四省交界，交通便利，“折扇”如果真是从外埠流窜或者迁移过来的，那该到哪儿去找？
众刑警陷入沉默，大伙儿都望着纪博达，等待专案组长拿主意，纪博达沉思片刻，跟副组长杨迎喜耳语了几句，对众人说：“除了来自外埠，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呢？请同志们想想。”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有人发表意见：目标会不会不是修鞋的皮匠，而是从事类似职业的人员，比如皮鞋、皮革厂的技工之类。
专案组遂决定扩大访查范围，把徐州市内九家制造皮鞋、皮衣、皮箱的工厂和作坊的技工也作为访查对象。
这就不需要像访查皮匠那样到处乱跑，工厂和作坊都是列入行業名册的，上有管理部门，诸如工商局和行业公会。
尽管如此，也花了一天时间，刑警通过行业公会进行调查，由公会出面通知工厂、作坊，在约定的时间里，指派人事和工会干部各一名（作坊没有人事、工会之分，那就老板本人过来）到公会来开会。
人到之后，就让他们辨认素描的照片， 九家厂坊一一辨认过，一致摇头，这下，大家都没辙了，看来这个“折扇”真的是来自外埠。
纪博达只得决定，除杨迎喜留守，全组包括临时借调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分赴徐州周围的丰县、华山县（1953年1月撤销）、沛县、萧县、铜山、邳县、砀山七地，访查“折扇”其人。
这一折腾，又是三天，结果竟然还是白板一块，这起命案转眼已经发生十来天了，投入的侦查力量以当时的警力比例来计算，应该不算少，一干刑警都快累得人仰马翻了，可是，找了好几个切入口，都没法儿切入到案子的核心部位，这是怎么回事？
“二王”法医也为此深感不安，担心他们的推断，误导了专案组，经老王向领导提出，法医室对于“二王”关于凶手握凶器姿势的结论进行了研讨，最后一致认为没有问题。
8月21日上午，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纪博达请“二王”过去相帮分析，还是由小王法医出面对情况进行了说明解释，老王法医还带去了两把锥子和模拟靶具供刑警试验。
全组刑警试验下来，对于他们之前的结论没有疑问，这样看来，凶手如果真是“折扇”的话，那还要继续扩大查找范围，从徐州周边扩大到全省甚至外省。
副组长杨迎喜说，这样查下去不是办法，有点儿纯粹靠运气，要不咱们先设法了解一下，“折扇”到底是不是外地人，如果是外地人，大致上是哪个地方的。
那么，怎么查呢？他不是两次光顾过“莫忧馆”吗？可以派人去那家饭馆重新调查一下，看那两个见过他的跑堂，是否对其说话的口音有印象。
纪博达认为此提议可行，当场指派盛冲和老唐两人去饭馆调查，这边大伙儿继续讨论。
其实，关于“折扇”和“秃子”的口音，上次前往调查时刑警已经询问过，但跑堂说并未注意。
盛、唐两个此去，连启发带引导，但两个跑堂仍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等于白跑一趟。
不过，他们回到会议室时，这边大伙儿已经议出了一种新的可能——
之前认为凶手是“折扇”，不过是推测，其理由是8日晚上于若聪离开饭馆时是由“折扇”陪同，可能陪着于若聪走到走马巷口下手杀人，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半道上把于若聪交给另一个同伙，由那个同伙陪同到现场，然后下手。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另一个同伙才是专案组要找的皮匠，而专案组此前一直在访查“折扇”，自是不得要领。
现在，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进行调查：撇开“折扇”，向皮匠行业调查从业或者曾经从业的人员中，是否有行为反常的可疑分子。
有刑警担心，没准儿之前对皮匠行业的访查已经惊动了凶手，甚至有可能刑警直接向凶手本人出示了翻拍的“折扇”照片，会打草惊蛇，只怕此刻凶手已经远走高飞。
但纪博达却认为，如果是这样，就更应该进行调查，他逃离的同时也就暴露了自己，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就转为追逃。
全国除台湾以外，都解放了，看他能逃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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