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指派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后，何应钦成了空头的参谋总长，而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又成为空头部长。
刘劲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刘劲持(1904-1988)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爱国民主人士，浙江青田人。
早年入读厦门大学建筑系，1927年后，入读黄埔军校南京第六期。1932年入读陆军大学。
抗日战争中，任第70军第24师师长，参加了南京守城战、武汉会战等。 抗战胜利后，国防部第5厅厅长、第26师师长、整编第57师师长、第98军军长。
1949年12月，在四川阆中率全军官兵起义，后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1988年4月12日在杭州病逝。
刘劲持口述：
1945年8月15日，坚持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胜利。
次日早晨，我在重庆江边的轮船上奉命匆忙交出第76军第24师师长职务，到军政部军务署步兵司，接任司长，开始跟随陈诚工作。
何应钦从1927至1944年担任军政部长，一共18年。
何应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主张轰炸西安，出兵征讨，蒋被释，回南京后，对何应钦存戒心，何几乎失宠，但因无适当接替人选，仍安于位。
抗战开始后，何升任参谋总长，他用人唯亲，大权旁落，被军务司长王文宣、兵役署长程泽润等人搞得天怒人怨，最后，引起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不满，向蒋介石提出，撤换何应钦。
抗战后期，陈诚先后担任过第四、第六、第九三个战区及远征军的司令长官，对前方官兵艰苦抗战的情况比较清楚，对后勤贪污腐败深为不满。
他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啥吃啥，后方吃啥有啥”，此话也都是针对军政部而发的。
当时，何应钦还想恋栈，想让陈诚的亲信方天接替王文宣任军务司司长，来缓冲他和陈诚之间的矛盾，但方天坚持不干。
于是，何又保荐顾祝同接任军政部长，蒋介石不同意，而美国军事顾问团又催得很紧。
最后，蒋介石指派陈诚接任军政部长，何应钦调为空头的参谋总长，有职无权，何也很不满意。
最后决定，由何应钦以参谋总长名义兼任陆军总司令（先驻昆明，后驻芷江），负责反攻作战计划，才解决了人事上的安排。
当时，兵役署长程泽润，不顾新兵饥寒病困，贪污舞弊，挥霍享受，所谓“五子登科”、“红黄蓝白黑”一应俱全（指的是豪华住宅、娇妻美妾、红丸、黄金、阴丹士林蓝布、白银、白面、鸦片烟等一应尽有），后被控告，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后来，兵役行政脱离军政部，另成立兵役部，由薛笃弼任部长，进一步改善征兵事务，军粮则改归粮食部长徐堪直接负责，后方勤务部的车船运输，也被军统控制了一部分，军政部职权被搞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
陈诚接掌军政部后，首先取消兵役部，恢复兵役署，派徐思平为署长（徐号孝匡，四川渠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戴高祥为副署长（戴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曾任四川军管区参谋长）；
同时，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先后成立青年军9个师；
又将后方勤务部并入军政部，撤销防空司令部，调防空司令黄镇球为后方勤务部司令，以原陆军大学战术教官郗恩绥为后方勤务部参谋长。
接着，陈诚又指派林蔚任军政部次长，负责内部一切业务，将原军务司扩大为军务署，由方天任署长，郭汝瑰、周彭赏任副署长，并将原通信司、马政司与工兵城塞等业务，以及后勤总部运输处均划归军务署，下辖：
步兵司、骑炮兵司、工程兵司、通信兵司、运输兵司、马政司及署办公室共7个单位。
方天要求副署长及各司长，均须由陆大毕业当过师长以上职务的优秀骨干充任，而科长及参谋人选，则要求陆大毕业或军校出身的年轻精干人员充任。
国民党军队中，各军、师长、各地警备司令、师管区司令等主官任用升调，原属参谋总长何应钦的职权范围，因何应钦调驻昆明，均划归陈诚签办，于是，军政部增设人事处，由刘云瀚任处长。
刘从全国各战区、各军事机关学校中挑选优秀军官，和方天研究后，造简历名册送给陈诚决定后，签报蒋介石批准发表。
陈诚用人偏重保定八期、军校六期和陆大十一期。
在整编部队方面，陈采纳美军顾问团的建议，裁减军、师番号，将战斗力薄弱、军风纪差、装备窳劣、兵员不足的部队，不管正规军还是杂牌军均大量改编撤裁，编余官佐，成立15个军官总队予以收容。
有些师长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则被安排到青年军担任副师长（如新编第5师师长廖慷，第143师师长吴啸正等）。
国民党整编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另外，还选定40个美械装备、素质较优的部队整编为甲种师，如驻云南境内及驻印度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新6军（军长廖耀湘）等，作为对日作战的主力部队。
此外，以防坦克炮、火箭筒及通讯器材等美械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整编成若干乙种师。
以上甲、乙两种师均提前补足兵员，加紧训练，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
我原先任的第24师就是乙种师，美军顾问团认为，以甲、乙两种师的装备和兵力，加上炮兵和空军的支援，就足以打败日军，但要求官兵素质优良，补给及时迅速。
陈诚按照美军顾问团的要求，亲自到昆明及各个战区整编部队，裁减番号，补充实力。
抗战胜利的第二天，我接任步兵司长时，陈诚还在第三战区与顾祝同研究部队整编工作。
原步兵司长车蕃如随同出差还未返渝，我将第24师的职务移交副师长张新代理。
张新是浙江浦江人，我的黄埔第三期同学，胡宗南第1师的老干部，任副师长已3年多，论资历应由他接任师长。
但是，方天为安排车蕃如当师长，并提高所属各司长人选条件，就报请和我对调了。
车蕃如是贵州人，当过团长及军令部一厅二处处长，文笔很好，熟悉业务，得到陈诚的信任。
方不顾第24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下令与我对调，但要我先去宜昌参加反攻，取得胜利后再到差，用意极为周到。
不料，日军迅速投降，结果车蕃如到差后受到第76军、第24军内部人员的抵制，有职无权，师部一切业务均由军部直接指示张新处理，车蕃如只挂名师长，10个月后，就调回参谋总长办公室任副主任，第24师师长终由张新接任。
内战再起，车蕃如去台湾，而张新在陕北清涧战役中被俘。
林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军政部次长林蔚是我在军令部时的老次长，见我到差表示欢迎，并说日本投降后，整军建军业务重要，应迅速熟悉情况，从今天起，每晚7至10时照常办公。
步兵司副司长李汝和此前任胡宗南的参谋处长，还未到差，当时司内无人负责，我当天下午即正式办公批阅文件。
方天办事要求很严，每天早晨8时上班号一吹，即打电话查询文件及人员到班情况，重要公事漏夜赶办，一般文件也不许积压，每星期一下午，按收发文簿逐一查对，违者即受处分。
我3年多的部队生活懒散惯了，如今，只好谨慎从事。
从方天谈话中，我知道陈诚任军政部长后，对山东情况特别注意，曾派李延年及骑炮兵司司长杨业孔回山东老家，收编地方团队。
我到差的那天，接到他们的来电，说已接洽好了，可收编为两个军，由李延年任集团军总司令兼一个军的军长，杨业孔任另一个军的军长，枪支勉可敷用，请求发给番号和经费。
我知道，日军投降后，国共双方部队都要大量裁编，一兵一官都不准再收编，此事重大，我不敢作主，去请示方天。
方天说，速复电制止，要他二人立即回重庆，还说辞公亦交代过，国共两党必须长期合作，美苏两国已商妥调停方案，不希望中国再起内战，影响世界和平，不久，美国将派大员前来调解。
我虽有疑虑，但只好照办，后来，杨业孔回重庆，对我很不满意，内战再起时，这些团队都投向了中共，杨业孔对我更大加责备。
陈诚任军政部长到1946年底2年内，除改善役政、成立9个青年师外，均大量裁减部队，更不许收编地方团队及伪军，如吴化文、郝鹏举、张銮基等伪军，均是通过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收编的，我们只好照办。
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陈诚患胃溃疡，正在养病，很少见面，但他对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应保留哪些单位很为关心，各方面送来许多方案，他看后，都交步兵司研究保存。
有一个星期天，下午3时许，陈诚来到军政部，带来一份他亲笔修订的国防部编制，找林蔚、方天等人研究后誊抄好几份，晚上带去开会。
当时，规定只星期日下午放假，林、方及办事人都不在，我因上午有些文件未办完还在办公室，陈诚叫我去，当面指示修改意见，要我办好于晚饭后送交，我也提了几点改正意见，得到许可。
我赶办好后，林、方回来吃晚饭时，我报明情况，交上表册，得到赞许。
从此，陈诚对我有了印象，要我随同出差，后来就提前保荐我去昆明任整编第26师师长（初跟陈诚的人，一般须服务两年以上才能外调队职）。
毛泽东亲自来重庆，陈诚很高兴，希望两党和平协商，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使两党处于合作地位。
双十协定签字文件 图片来自网络
陈诚对于“双十协定”表示拥护，但对停战协定却有顾虑，怕长江以北国共两党的部队在地域上互相交叉，容易发生争执，引起冲突。
他认为，陇海铁路以南，国民党不能放弃，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及地方民兵，必须全部撤出。
后来，停战协定公布了，他也勉强同意，但东北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很担心，认为是祸端。
他曾经微露口风，说最好以长城为界，共产党以东北、内蒙为主，山海关以内归国民党控制，还认为，第18集团军8年来在晋、冀两省发展壮大，抗敌有功，以黄河为界，国共双方平安共处，而平津保持中立区，维护平汉、津浦两路畅通。
马歇尔来华负责调停，陈诚认为美苏必须讲信用，共同调停国共和谈，维护世界和平，然后，国共部队大量裁减，改编成国防军，各自脱离党的控制，不久，国民党下令撤销军队党部，不举行纪念周，停止征兵。
我任步兵司司长时，国民党部队调整为90个军，约250个师，连同各省保安团队，共约320万人左右，缺额很多。
如新1军孙立人部编制总数为4.6万多人，由广州乘船开赴秦皇岛出关接收东北时，美军顾问团派员清点人数，只有3.06万。
美军顾问说：新1军、新6军在印缅作战时，每日由美方发给给养，清查人数均是满员，何以回国才半年，就缺员1/3？要求迅速补足。
我们回答说：抗战胜利了，大家都想回家，新一军多数是南方人，不愿去东北，有的不愿参加内战，就自动离开了。
陈诚知道，兵心厌战，缺额很多，无法补足，他当时也很乐意接受马歇尔的调停方案，第一步把国民党部队集团军改为军，军改为整编师，师裁去1个团，改为两团制的旅，保留90个师；共产党部队整编为18个师，每师总人数1.4万人。
第二步再缩编为60个师，共产党部队占10个师，始终保持5与1之比。
从这一点看，我认为，美苏调停方案在兵力、土地、政治、人事、国大代表等方面，主张国共均须保持5与1之比。
第一步整编为108个师后，再进行混合编成，以3个师编为1个军，共36个军，其中有18个军由国民党两个师、共产党1个师混合编成，打破两党界限，成为国防军。
再进一步，由3个军合编为集团军，全国划为12个军区，其中两个总司令由中共将领担任，已提出林彪、陈毅任总司令。
关于各军、师编制及如何整编，按照马歇尔的规定，每个师1.4万人，全国陆军在150万人左右，加上海军、空军总人数共200万人以内。
至于如何整编，双方可按自己的情况，先编成军或师，再混合编为国防军。
但是，这样多的军队要现代化，在经济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已很困难。
国民党部队，地方及派系色彩很浓，有些军、师、团长都超过服役年龄，如将各军直接改编为3个团之师，人事上会发生很大困难，不如暂时设旅为宜，这是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的。
会上，只规定各师裁减1个团，改称为旅，为讨论减少师直属队，后经蒋介石批示“应将师直属队大量裁减”，我照示改正后，林蔚还不敢负责，要送给何应钦审定（当时何应钦由昆明来重庆）。
1945年12月，中共人员要我去商谈整编方案，我偕一位科长准时前往，告知职级、姓名，握手问好。但对方不肯告知姓名，只听我方的说明，在保留旅一级问题上争执颇多。
我问他们如何整编，他们又不肯介绍，只说双方商妥后，一星期内，中共有100多万人的部队即可将18个师按三三制由集团军整编到营，使会谈无结果而散，出门时，熟人告知他是饶漱石，我吃一惊，初步感到和谈困难。
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原是仿照苏联体制建立的，“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想成立大元帅府，下辖8个部，第一部主管作战及后方勤务已成立。
因当时中日双方都未正式宣战，不好用大元帅名义，就仍用军事委员会之名。
南京失守后，国府西迁重庆，各军事机关撤至武汉、衡阳等地，刘斐建议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虽然合并取消一些部，但单位仍嫌太多，编制杂乱，职权不明，互相牵制，指挥十分困难。
抗战胜利后，各军事大员都主张改组，各提方案，但经过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还是美国顾问团提出建议。
当时，美国也正计划成立国防部，还没有确定方案，就想在中国先成立国防部，作为试验。
他们提出6个厅、8个局、4大总部的一整套方案，和美国想建立的国防部基本相同。
但是，美国是总统制，国防部直接归总统领导，参谋总长负责军队指挥与作战，权力很大，而我国国防部属行政院，参谋总长位置只能排在国防部长下面，和总统隔了两层，地位无形中降低，顾问团也认为，不能很好解决。
这份国防部编制大图表挂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美军顾问团办事处内，被方天和我等少数人先看到了。
于是，我们就通过译员提出修改意见，将参谋总长、保密局及战略顾问委员会均列为总统直接指挥单位；右面列有行政院，下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保密局等同在一线上，用虚线由国防部通到6厅8局4大总部，表示国防部长有权可以间接指挥。
修改后，隔了两天，顾问团请蒋介石亲到求精中学，说明这是美国最新拟定的国防部编制，还说美国也是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同归总统直接指挥的，蒋介石说这样很好，完全同意。
那天，方天和我都坐在后排静听，事后向陈诚报告，陈当然很高兴，但当天各军事委员都未来，只派得力助手前来旁听。
不久，即发布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的通知，白崇禧有职无权，成为空头部长。
美国顾问团最初送来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编制，比参谋总长办公室还小，只有3个司100多人，白崇禧很不满意。
过了几个月，美国派一上尉参谋送来新编制，部长办公室增加到300多人，其中很多是专家及文职人员，白崇禧才满意了，我们开玩笑说：“大大的国防部，一个上尉参谋就有权决定。”
至于参谋总长办公室和6厅8局4大总部的编制，全由美国顾问团拟好送来，译成中文后完全照办。
不过，美军编制有平时与战时之分，如第二厅情报的平时编制只有200多人，战时编制有1000多人，相差太远，无法决定，按当时国共双方和谈未定状况，只好酌情予以增大。
美国顾问原先建议，国防部所属6厅8局4大总部的总人数限在1.5万人以内，结果我们无法做到。
整军方案及国防部组织决定后，于1946年3月还都南京，5 月1日，在中央军校内成立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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