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潘汉年被华中局推选为七大代表。
当年11月间，他由交通李代耕带领，离开黄花塘，乘火车经津浦铁路先去北平，拟再进入晋察冀根据地转到延安。
他们抵达北平后，潘汉年被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李代耕则去边界探路，相约十日返回。
但是，李却逾期未返，而那时敌警每日要到旅馆检查，潘汉年在北平又无公开职业掩护，为了安全起见，他留给李代耕一个社会关系，旋即返回上海。
潘汉年抵沪后，通过董慧与张唯一(华中局情报部在沪的机关负责人)会面，要张转报华中局，说明他南返上海和等待交通安排去延安的情况。
不久，华中局情报部另一负责人徐雪寒，奉命从根据地到了上海，同潘汉年会晤，告知他将另派交通带路。
1945年1月初，他与董慧在交通刘积干带领下离开上海，经徐州、彰德进入太行山。
在经过晋冀鲁豫根据地时，还见到了邓小平、滕代远等人。
1 月 29 日他们抵达延安，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住在杨家岭，准备出席党的七大会议。
一到延安，潘汉年就决心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情，但他却得知，就在潘汉年到达延安前夕，饶漱石已经先向中央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违反纪律、在根据地有自由主义思想等问题。
不过，中央十分信任潘汉年，认为饶漱石不了解情况。因此，当潘汉年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准备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如实汇报并显出有些诚惶诚恐、吞吞吐吐之态时，毛泽东没有等潘汉年说下去，便笑着说:
“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中央是信任你的。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总之，中央对你是了解和信任的。”
毛泽东的这番亲切而热情的话语，一时竟使潘汉年感到惶惑不安，又使他深为感激和欣慰，以致他缺乏勇气、一吐为快。
后来，潘汉年曾对友人说,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等他离开延安时，又深深后悔了。
就在毛泽东与潘汉年谈话之后，中央于 1945 年 2 月 23 日向华中局发出了一封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说:
“敌伪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汪精卫等，完全是造谣诬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怀疑之处，相反还得到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此次汉年来延，毛主席向他解说清楚……
国民党中统局经常造谣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与敌勾结……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各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别听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事情就是这样被阴错阳差地弄得更加复杂化了，潘汉年也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向党解释清楚的最重要的机会。
党的“七大”会场 图片来自网络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日，潘汉年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评价党的城市工作时，潘汉年同刘少奇、刘晓的工作受到了表扬。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还指出: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
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开始积极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7 月 8 日，新四军军长陈毅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表示选派潘汉年等 6 位同志，代表新四军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
7 月 13 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举行集会，会上宣告正式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等 25 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潘汉年也是当选的常务委员之一。
8 月 10 日，纲领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组成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组织法五个专题起草小组，潘汉年出席会议，并参加政治专题小组工作，还担任了组织法专题小组的组长。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原定 10 月举行。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会议没有召开。
7 月 24日，潘汉年在中央社会部作了关于港、沪工作的报告，参加的人有康生、滕代远、李克农、师哲、陈刚、吴德、李士英、肖立等。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自九一八事变后沦陷 14 年的东北得到光复。
早在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
因为，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较好的重工业基础，而且北靠苏联，东邻朝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如果得到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更加巩固的基础。
同时，1945 年 8 月东北的光复，同苏联红军 8 月 9 日进入东北，给予日本关东军沉重打击是分不开的，这时明显地出现了有利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解放全东北的形势。
9 月 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东北局由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组成，彭真为书记。
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各抗日根据地增调部队和干部十余万人，从邻近的冀热辽边和山东水陆两路进入东北。
10 月下旬，潘汉年同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凯丰、朱瑞、王鹤寿等一批高级干部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加强工作。
40年代沈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潘汉年的任务是，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他到沈阳时，正逢东北局将撤离沈阳前夕，他即向彭真报告了中央社会部给予的任务，彭真要潘汉年和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共商工作。
经讨论决定，沈阳以南地区的情报业务由中央社会部领导，沈阳以北地区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
当时，邹大鹏准备离开沈阳转移去本溪，而潘汉年初次来沈阳，无人认识他，潘汉年主动提出，埋伏下来，指导邹大鹏所属的人在沈阳的情报工作。
后邹大鹏约了沈阳地区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丁宜人与潘汉年一起见面，邹、张指定萧向前(当时化名陈百学)掩护潘汉年，把潘安置在萧家。
当邹大鹏往后方转移时，派交通转告潘汉年去抚顺与东北局联系，潘得信后即去抚顺，向彭真汇报了沈阳的工作，又领取了数月的活动经费，旋回沈阳。
不久，董慧也经邹大鹏系统的交通，带队从南满抵沈阳与潘汉年见面，同住萧向前家。
1946 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的凯丰告诉沈阳《文化导报》的总编辑鲁企风，说中央派潘汉年到沈阳领导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你与《文化导报》以后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时隔不久，沈阳志诚银行经理巩天民(中共党员)电话邀请鲁企风去巩的办公室。
鲁企风当时只知巩天民是中苏友好协会的委员，为了方便起见，鲁企风约了一位苏联朋友，一起到巩天民那里去。
经巩天民介绍，鲁企风与潘汉年见面，后来，苏联朋友先告辞了，潘汉年便谈起 1935 年他到苏联的事情来，又告诉他，巩天民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
谈话结束时，潘汉年对鲁企风说，以后会面，只要写一封信，信中写明日期、时间，送到大西街路北一家“青年书店”,到了约定时间，在沈阳大南门里一家路西的咖啡店就可会面。
不久,潘汉年告诉鲁企风说:“民盟中央委员里有6位是东北人(民盟总部当时设在重庆)，中央要他们都到东北。
《文化导报》要宣传民盟、介绍民盟(包括领导人)，让东北人民了解民盟的政治主张，并准备欢迎民盟几位领导人到沈阳，他们来时，要到车站去迎接并召开欢迎会。”
当时，报社立即组织这方面的稿件登载。
1946 年 1 月 10 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许下了诺言:
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二、各政党有合法地位,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
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
同时,又发布了“停战命令”，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北平)。
这些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这时，潘汉年让鲁企风把《文化导报》交给民盟办，让鲁到正在筹备的《新华日报》(沈阳版)工作。
2 月底，巩天民介绍抵沈阳的民盟成员韩幽桐与潘汉年见面，后来潘汉年把韩幽桐介绍给鲁企风说:
“这位韩女士，韩幽桐，她是西南联大的讲师，是韩立如的本家。她是民盟的，她先任《文化导报》的主笔，以后这个报就交给民盟办。”
《文化导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沈阳为韩幽桐的到来开了欢迎茶会，《文化导报》上不仅报道了欢迎茶会，还刊登了韩幽桐的简历和有关民盟的材料。
3 月 1 日至 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命，从根本上推翻政协决议。
3 月 12 日，苏军按照协议从沈阳撤出，国民党军队随着苏军的撤退，进驻沈阳。
次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文化导报》,鲁企风从沈阳转移到北平，而韩幽桐也通过潘汉年的关系，到了抚顺。
3 月中旬，东北局迁驻梅河口(现吉林省梅河口市)，潘汉年与东北局的联系日趋困难。
4 月，原沈阳情报部门一个工作关系被捕叛变，这一事件即影响北满、北平一些老的人事关系的安全，也波及了潘汉年、张为先的安危，他们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设法送信给沈阳军调执行小组中共方首席代表饶漱石，要求派人同他们取得联系和请示活动办法。
饶漱石立即派曾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过，和潘汉年熟悉的叶文津(公开身份是孔祥熙系统《时事新报》的记者，随军调部在沈阳进行采访活动)去同潘见面，向潘转达他的意见:
或去大连华中局驻在机构，或去北平军调部找李克农，二者请潘定。
鉴于当时沈阳形势日趋险恶，张为先也宜离开沈阳隐蔽一下，于是，他们把工作安排后，决定同去北平找李克农商议。
约 4 月底，潘汉年、张为先和董慧由叶文津掩护离开沈阳，当时铁路交通拥挤，秩序又极混乱，他们历时三昼夜才抵北平。
到达北平后，潘汉年指派叶文津去军调部向李克农汇报情况，李即派刘进中把潘汉年、董慧两人从旅馆接到军调部，张为先在北平有家，就回家去了。
1946 年5月间，潘汉年搭乘军调部的飞机抵延安，向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报告了沈阳的情况和他们离沈赴平的经过。
他在延安枣园仅逗留了数日，中央社会部决定他回北平南下，去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
他回北平后，安排好工作，即与董慧乘军调部的飞机到了南京，住进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董慧抵宁后又乘火车去上海。
在南京期间，潘汉年学习了周恩来关于形势发展的报告和党中央的指示、工作方针，还同廖承志一起，接待到办事处的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等。
过了几天，周恩来就派潘汉年到上海去，让他先和当时上海工委的负责人华少峰(华岗)取得联系，待周本人到上海后，再最后决定他的具体工作任务。
这样，潘汉年就到了上海的马思南路“周公馆”，不久，周恩来来到上海，决定潘汉年不进行公开的活动，以领导情报工作为主(继续领导张唯一负责的情报系统),让他和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龚澎等保持联络，必要时参加外国人士的一些活动。
6 月间，潘汉年召开了所属系统在沪部分的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再次强调，情报工作今后仍是长期埋伏的方针。
潘汉年与张唯一等人，一起讨论了筹建秘密电台，恢复与中央社会部的通讯联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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