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 3 月 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建成典礼，这是他在有生之年，为上海人民所做的最后一件实事。
当天晚上，潘汉年便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为陈毅、潘汉年、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六人，陈毅为团长。
这次会议有三项议程：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决议的草案；
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这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
过去，毛泽东是很信任高岗的，他对陕西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
高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52 年底和 1953 年初，高岗、饶漱石先后被调到中央工作，分别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时，中共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革国家领导体制。
高岗、饶漱石便趁机勾结起来，首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进行篡觉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
1954 年 2 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 1954 年 8 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1955 年 3 月 4日至 31日的全国党代会上，讨论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撤销了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应主动把问题和过去的错误向中央讲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
会议印发了所谓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
饶漱石问题发生后，所谓被“包庇”的胡均鹤已于 1954 年 9 月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也已于当年12 月 31 日，被送往北京公安部隔离审查。
为什么把饶漱石和扬帆扯在一起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0年冬天，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被控制使用的“敌情”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中央有关部门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同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分。
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和检查工作时，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机关在控制使用“敌情”人员中，也存在类似南方某省的隐患，这位负责人据此对上海公安机关提出了批评。
特别是对于建立那个“情报委员会”和任命胡均鹤担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满，下令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门检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检查人员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重用”了一批起义投诚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员，特别是对子“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有过于“放手”“使用不当”“内外不分”的现象，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原则性错误”;
二是让一大批投诚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继续留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加以使用，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并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并未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分子钻了空子，干了一些坏事，造成不良影响;
三是被控制的“敌台”(即所谓“逆用台”)有掌握不力，运用不当问题。
1950 年春天，敌机对上海进行大规模空袭时，其中2月 6日这一次对上海电力公司等一批工厂企业的轰炸损失最为严重，而恰恰在此前不久，一个被控制的“逆用台”曾向敌方提供过一份有关上海电厂企业生产状况的情报，因而怀疑这其中有因果关系。
在检查工作基本结束后，对于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竞得出了如下结论:
“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 3300 多人。”
关于“3300”数据的来源，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分析说，当初检查时，大抵是把上海和华东地区所有曾经被用过的各类起义、投诚、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统统计算在内了。
事隔 30 多年，即在“潘扬案件”已被平反之后，才有人说出了这数据的来源:
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一样。
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三千而是 3300。
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众人一阵大笑。
据说，就是因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为定论。
当时，作为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了如此严重的“大错”,主管局长扬帆当然逃脱不了直接的领导责任，而扬帆的认错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
因此，他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1953 年初，扬帆不幸患了脑肿瘤,国内医疗条件欠佳，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这一去就是近两年时间。
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和局长扬帆虽然已被认定犯了“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错误，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错误性质仍然被界定在工作问题范畴之内。
直到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后，由于饶是华东局书记，批准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的是饶，而具体负责“情报委员会”的是扬帆，于是扬帆就和饶漱石联系在一起审查了。
1954 年底的最后一天，当扬帆正在上海家中休息养病时，突然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晚遭扣留，过了两天，他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
面对这些情况，以及党代会上的有关提法，作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潘汉年，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他和饶漱石、扬帆都是有过直接工作联系的，扬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若干措施，原则上也都得到过他的同意与支持，在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
那个关键的当事人胡均鹤，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也不能毫无关系。
尤其是他和胡均鹤在抗日时期的一段特殊联系，当年他在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
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将他骗到南京去，并且用挟持的手段，拉他去见了汪精卫，此事他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
当初，参与其事的胡均鹤既已被捕审查，自然会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向有关部门交代，会见汪精卫一事，虽然未损害党的利益，但长期未将此事向组织报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潘汉年决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 月 31日会议结束，当晚，心事重重的潘汉年来到同住北京饭店的夏衍的房间里，向这位知交交心说:“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
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件要紧的事，便诚恳地对潘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
是什么事？潘汉年当时没有说，夏衍也不便问。
第二天，潘汉年立刻找陈毅面谈了自己在 12 年前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详细情况，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有关报告转呈中央。
陈毅也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答应亲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转交他写的书面材料。
陈毅还安慰了潘汉年几句，要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陈毅将材料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先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做出了立即将潘汉年逮捕审查的决定。
其“罪名”有二：一是潘在抗日时期秘密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
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的责任。
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本来，党中央、毛泽东对潘汉年一直是十分信任的。早在1945 年，饶漱石给中央打潘汉年的小报告时，毛泽东还专门批发了一个电报，表示不要轻信谣言，以免中敌人奸计。
那么，建国后，毛泽东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在潘汉年检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以后，反而急匆匆地逮捕审查，造成一桩冤案呢?
这应当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从党中央指导思想的偏颇以及法制不健全等方面去考察。
我们知道，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联共代表大会上做了秘密报告，不久，又揭发出来长期控制内务部的贝利亚竟然是个长期潜伏的内奸，这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很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虽已结束，台湾海峡形势仍然很紧张，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发展，工矿企业多次发生事故，农村也有聚众抢粮，谋杀干部的案件发生，这些不能不影响党中央、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一些不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
4 月 2日，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老人听说潘汉年正在北京开会，便打电话给胡愈之，请他专程去约潘汉年到家里吃饭，以便在一起叙一叙。
沈老已有很久没有见到潘汉年了，他深知潘汉年在上海的工作担子很重，每次来京公干，都是匆匆往返，沈老也不便多耽搁他的时间，岁月流逝，他们转眼已有一二年没有在一起畅叙了。
这一次，也是天意安排，沈老忽然想起，非要请潘汉年吃一次饭，他觉得对潘汉年这样的中共朋友，是永远不能忘记那风雨同舟的深厚情谊的。
沈钧儒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远在 30 年代初期，沈老等人就在潘汉年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从事救国活动。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入狱，沈老作为头号“犯人”被关进铁牢中，又是潘汉年通过胡愈之，并动员社会各界知名的爱国人士的声援和营救，才使得“七君子”在监狱中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而“七君子”获释，也是由于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重要成果。
1948 年前后，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离港，并安全地转人解放区，也倾注了潘汉年等人的心血。这一切，沈老作为一位资格很老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辈，是不能忘怀的。虽然他比潘汉年大整整 30岁，他们却成了不平常的忘年之交。
当胡愈之来约请潘汉年到沈钧儒老人家去做客赴宴时，潘汉年这时的心情虽然不好，但前辈的感情不好推却。于是，便应约到了沈老的家里。
沈老还约了一些彼此熟悉的朋友坐陪，大家畅叙了一番，气氛融洽而愉快。饭后，潘汉年即向沈老告别。沈老对这次聚会很高兴，但这位当时已年届人十高龄的老人根本没有想到，他和潘汉年的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1963年，沈钧儒老人与世长辞时，他的这位忘年交朋友，再也没有资格来和他告别，向他献上一片诚挚的情意了。
4 月 3日下午，潘汉年还有一个约会，著名剧作家兼电影导演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要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和夏衍。
吴祖光也是潘汉年的老朋友了，1947年，吴祖光由上海到香港，是唐瑜介绍和潘汉年结识的，用吴祖光的话说，“初一见面便成莫逆之交，就像多年老友那样相近相亲”。
解放后，虽然一个是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一个是普通的党外的文艺家，但两人友谊如初，往来频繁。
吴祖光夫妇一去上海，必受潘汉年的热情招待；潘汉年每到北京，也总要去吴家谈天小坐或是约吴氏夫妇到自己的住处喝茶或出去吃饭。
这次潘汉年来京开会，他们又按例相约见面，虽然潘汉年这几天心绪不宁，郁郁寡欢，但老朋友是不好失约的。
吴祖光和新凤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有关潘汉年在这天下午的活动情况，吴祖光作了如下回忆：
1955 年 4 月 3日的下午，诗人艾青到我家来，我和凤霞正要应邀去北京饭店，看望从上海来北京开会的潘汉年和夏衍同志，艾青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去了北京饭店。
时近黄昏，我约他们到附近东单新开路一家小小的家庭饭馆康乐餐厅吃晚饭，同去的还有夏公的女儿沈宁和女秘书李子云，子云笔名晓立,是后来著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
夏公当晚另有约会，在餐馆坐下不久，没有吃饭便先离开了。
那天，汉年同志和平时一样衣装整洁，由于刚刚理完发而更显得容光焕发，但是我感到他不似往常那样兴致勃勃，似乎有一些隐隐的抑郁，整个晚饭时间很少讲话，饭后也是他首先提出要回饭店休息，于是大家就各自散去。
我由于赶写一个电影剧本开头部分的解说词，写到午夜过后，就在书房里睡下，感觉到只不过闭了一下眼睛，便天亮了。
听见电话铃响，原来是夏公从北京饭店打来的，问我:“昨天晚饭后，汉年同志到哪里去了？他的房间里没有人。据服务员说，他一夜也没有回来……”
这太奇怪了，他明明是乘坐汽车回北京饭店的呀！……但在我要继续说下去时，电话里面夏公说:“知道了,知道了……”显然是旁边有人来提供了情况，电话就挂断了。
潘汉年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原来，潘汉年告别了吴祖光、艾青之后，回到北京饭店 301 房间。
晚 8 时许，潘汉年接到电话，说楼下客厅里有人等他，请他马上下去一趟。
在楼下等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干警，潘汉年下楼后，罗瑞卿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当即将潘押上小车，直送功德林监狱。
对于逮捕潘汉年的事，潘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同住北京饭店的许多熟人都是毫不知情。
潘的警卫相其珍当晚看戏回来，已12 点多。他发觉潘不在房里，马上到陈丕显、夏衍处打听，都说没见到他。
夏衍的秘书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
第二天，正当夏衍、相其珍在打听潘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
同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为防止张扬，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并嘱夏一定要保密。
当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 5 日，上海市长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了潘已被捕的消息。
他诚恳地、留有余地地对上海代表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同志有许多和他相识或者有来往，请不要担心。潘是因为内奸问题而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 1943年。
在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嫌疑。”
现在看来，陈毅讲这番话的时候，也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远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
4 月 7 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因为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
潘汉年因“内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在上述通报的范围之内，被严格地保密着。
全国党代表会议结束后，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特别布置：潘汉年出了问题，你们回上海有人问起潘，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
相其珍不久就被“隔离”起来，因为向他打听潘汉年情况的人很多，直到报上公开发表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才得以露面。
7 月 1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公布了潘汉年被捕的事，报告中提到:
“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引起党内外、国内外的极大震惊和关注。
而报告中所提到的“证据”，还是同年 4 月 3 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两条。
7 月 18 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仅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由于潘汉年已“定性”,因此他的一些战友，他领导的一些干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后受到株连，蒙冤人狱，没有被捕而在本地区、原单位受隔离审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
扬帆因潘汉年被捕，而在 1955 年 4 月 12 日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
显然,已把扬帆也定为敌我矛盾,和潘汉年案件捆在一起了,以后被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为“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
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一天，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
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
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他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
当时，周总理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周总理还指示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组织专门班子，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文电等有关档案。
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 局局长狄飞，他们检查了 1939 年 3 月到 1948 年 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的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排列。
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
而且，当时采取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
李克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 1955 年 4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武报告。
报告列了七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
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
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
(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 1941 年 6 月 13 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 6 月 20日收到。
(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
(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
这是当时在延安的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泽东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
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
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
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泽东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
这个决定,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露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
潘汉年经营好几部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泽东、周恩来所知道的。
1955 年 7 月 9 日，李克农再次向中央报告：
从 1946 年到1949 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组织来往电报，及对照从 1949年缴获的蒋敌特档案看，这一时期潘提供的情报“未查出可疑材料”。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但在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的调子愈唱愈高的形势下，对这样一件中共党史上罕见的高级干部被指控为“内奸”“反革命”的集团性大案、要案,势难进行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审查、处理，李克农的报告也未能引起中央的重视。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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