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称呼溥仪，都习惯而亲切地叫他为“小皇帝”。
虽然，他特赦出来到北京已 50 多岁了，与他同龄的人不少已当了祖父，为什么还是称他“小皇帝”呢?
为此，我曾问过几位“老北京”,他们几乎都是那样说：因为溥仪登基当中国末代皇帝时才三岁，打从他当皇帝那天起，北京人便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虽然，他以后在伪满时期，当康德皇帝时已是成人了，但一般人都不承认，而还是按中国正统历史，来叫他是清末的宣统小皇帝。
他住在全国政协后院宿舍时，凡来政协联系工作的人，都想看看这位小皇帝。
后来，他结婚一年多后，政协才给他离政协不太远的白塔寺东街(现改名赵登禹路，以纪念抗战时牺牲的国民党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东冠英胡同22号(原名东观音胡同)找到一座西洋式平房。
这里，除有宽敞的会客室、书房、寝室、卫生间、厨房和佣人住房外，还有宽敞的走廊与一个种有松柏树的院子，大门口另有一排门房。
像这种独门独院的房屋，当时能配给一个特赦战犯，这完全是考虑到他过去的历史地位而对他实行的照顾。
因为，当时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和外宾很多，所以，经中央统战部与全国政协领导报告周总理批准，才能让他去住的。
当时，国民党几位名将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等都只分配到两居室一套的房子。
溥仪新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政协知道溥仪不能独立生活，他新结婚的妻子李淑贤是朝阳区关厢门诊部的外科护士，每天还得去上班，便特地让原在政协照顾过他的赵华堂一家，搬住在他大门口左边的门房内。
过去，他压根儿不知道照顾别人，特赦后，才慢慢把他过去不会使用的几个字，学着使用。
如:“请”,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他却不习惯用，因为过去总是别人请他这样那样，他是不会请别人的；
还有“谢谢”,这两个字，更在他脑中没有生根，过去总是别人向他“谢主隆恩”,哪里有皇上谢别人呢；
最不习惯说的是“对不起”,皇帝怎么还会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总是“臣该万死”!
在不太长时间内，溥仪不但学会使用这些客气字眼，而且，还因为照顾别人而得到过表扬。
有一次，我们正在开小组学习会，文史会负责人申伯纯走进来，刚一落座，就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特地来表扬一位做了好事而自己不愿说的人。”
大家谁也猜不到是什么人的时候，申伯纯便正式宣布：要表扬的是溥仪！
原来，前几天夜晚下大雨，住在他院内门房的赵家房屋漏雨，全家都忙着把东西搬到大门口走廊，风很大，全家人裹着棉衣被坐在那里无法人睡。
溥仪和李淑贤听到后，连忙披衣起身去看望，见到赵老头一家坐在大风口，马上要他们搬到他家的会客室去住，直到房屋修好才搬回去。
这种事，如果一般人做了并不足为奇，但出自一个过去从来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溥仪身上，就很难得了。
所以，赵华堂把这一经过，向政协领导汇报后，政协领导认为，溥仪这一表现很好，便把申老找去,要他好好表扬溥仪一下。
我们便问溥仪，为什么做了好事也不在小组会提一提？他笑了笑:“这不算做好事，只是给人方便一下。”
溥仪自撤到东冠英胡同后，每天上班前便去附近一家小吃店吃早点，吃完顺道去政协上班。
开始，那家小店完全不知道这位衣着普通，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便是溥仪，但时间长一点，就被人发觉了。
那家小吃店的店员们,也感到很高兴，认为“小皇帝”愿来光顾是难得的事，看他几乎天天早上去，便给他留一个座位。
慢慢地，消息传开了，许多人都想去看看他，便一窝蜂似的拥向这家不起眼的小吃店，还有不少人，绕很远的路，在上班前赶来看他一眼。
附近许多老头老太太们，过去从不去那儿吃早点的，这时也凑热闹赶了去。
当时，北京的饭店都是国营的，生意做多做少，甚至一个客人也不上门，他们也照样拿工资，开始对这突然增加好几倍的顾客，还感兴趣，时间久了，越传越远，到这里来看小皇帝的也越来越多，店员也越来越忙不过来。
于是，他们开始讨厌溥仪了，再也不给他留座位，等到溥仪走进去，几张桌子早已坐得满满的，只好站着吃。
有几次，还是别人把坐位让给他，目的是想多看他几眼，他以为别人吃完了，也不客气就坐了下去。
据溥仪告诉我，他吃早点很简单，一般总爱喝一碗豆汁，这种豆计与豆浆味道不同，略带点酸味，不放糖，而是就咸菜吃，北京人爱喝，南方人就吃不惯。
有时，小店没有豆汁,他就喝碗豆浆，再加两个油饼或两个包子一类的东西，总是二两主食就够了。
每当别人争着代他付钱时，他总是严辞拒绝，从来不肯接受。
由于想看他的人越来越多，小店的店员就更不希望溥仪再去给他们添麻烦。便采用对他不客气的方法拒绝他去。
有几次，他走进去找座位，小店的服务员跟不客气的叫他到外面去排队等候，不能先进去。
忠厚老实、不懂人情世故的溥仪大哥，完全没有体会到，这是人家在拒绝他去那里吃东西，还规规矩矩真的去外面排队。
后来，有位好心人告诉他，小店因为他去吃早点，想看他的人越来越多，增加小店的麻烦，所以开始讨厌他了。
他听到后，才如梦初醒，最初，他还以为小店的东西好吃，才有那么多的人去。
他在我们小组会上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他太老实，一点也觉察不到这件事的变化。
那以后，他便在家中吃，有时也到政协食堂吃，那家小店也恢复过去一样，只有寥寥无几的顾客了。
在我们十多位文史专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在锦州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守备司令范汉杰。
范汉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61年2月25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时，范汉杰称他为“周老师”。
周总理是黄埔初期的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那次，周总理不但能叫出范汉杰、李仙洲两人的名字，连他俩的年龄比他大，都能记得，所以，范汉杰叫他周老师，他很高兴地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教书时，年纪很轻，许多学生都比他年龄大，他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头，范汉杰、李仙洲、曾扩情……都比他大。
所以，后来政协许多工作人员都尊称范汉杰为“范老”,就是从这一次，总理说他比自己大而来的。
不久，杜聿明、溥仪等许多老人以及有些干部们也在他们姓后加一老字，如杜老、溥老，甚至渐渐发展到罗历戎、康泽、郑庭笈等也被称为罗老、康老、郑老……
可是，就没有人称我为“沈老”,反而是倒过去叫我“老沈”。因我当时才 50 岁出头，但我却爱自封为老，接电话时，别人问我是谁?我就答复“沈老”。
别人有事找到我时，我也不说名字而说“沈老”。当时，杜聿明、康泽、董益三最反对我自称老，因他们都比我大整整 10 岁。
不过，他们有事找我帮帮忙或跑跑腿时，也会让我高兴，而开玩笑似地叫我一声“沈老”。
有天下午，溥仪匆匆忙忙、满脸愁容地走到专员办公室，一把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的我拉了起来，并上气不接下气地叫了我一声“沈老”。
我估计，准有什么事找我了，便要他先坐下来慢慢说。
原来，不久前，我骑自行车去他家看他后，他送我出门，见我骑车，很想试试，我不答应，说这玩意骑不好会摔伤自己或撞伤别人，我负不起责任。
他看我有点瞧不起他的样子，便说:“我骑这玩意儿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
我一听很不服气，问:“你什么时候!
他才说出,原来他十多岁时，在故宫买过一辆自行车。为了车穿行方便,曾叫人把宫内的高大门槛都去掉，好让他骑着车到处去转。
我虽然相信他不会说谎,但我认为他多年不骑,还是容易出事，便说一声“拜拜”!跨上车就走了,他对此很不服气。
这天，他一个亲戚也是骑车去看他，他便借了车在门口骑，骑上还不算，还把过去玩过的花样也露一手。毕竟丢了几十年，当他正玩得高兴的时候，前面走来一位老大妈,他想躲过去，结果反而朝那位老大妈身上撞过去，他赶紧捏了几下刹车把，也没马上停住。
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冲到老大妈身边，把她撞了个仰面朝天，他和那位借车给他的亲戚，赶忙把她扶了起来，吓得一个劲地问:“摔伤了没有?”并不停地赔礼，说自己多年不骑车，想练习练习，不想撞了人。
他家的人，也都跑出来向那位老大妈认错，要送她去医院检查，并愿负担一切药费用。
那位老大妈起来一看,原来撞她的竟是住在附近的“小皇帝”,又看到他那挺着急的样子，便拍拍身上的灰,连声说“没事，没有事!不用上医院。”
因为溥仪已捏了几下刹车把，只是一点向前冲的惯力，撞了她一下，所以撞得并不重。
附近的居民几乎都认识他，特别是一些年老的人，都希望找机会接触他，当他提出请别位老大妈去他家休息一会儿时，她自然是求之不得，马上和他一道进去坐了一会儿，问了溥仪特赦后的生活、工作、身体等情况。才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溥仪在午睡时一想,万一老大妈的儿孙不答应，来找他麻烦怎么办?所以，他便急匆匆来找我想个办法,以免有人借这事来纠缠。
我一听，便告诉他，遇到这种事，最妥当的办法是向政协领导反映，看他们说应如何处理?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俩人一道去找到政协负责我们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位干部，说明了情况。
他说，只要没有撞伤，老大妈自己不提出什么要求，就不会有大问题，他要我马上乘机关小车，去找到那条街道的办事处负责人，向他们说明经过情况，有什么事可以找政协的人，不要去找溥仪的麻烦。
我找到那条街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没想到，也是一位老大妈，她上午就知道这件事了，因被撞的那位老大妈是街道办事处的治安保卫组的一位成员。
她们不但没有打算去找溥仪的麻烦，还认为能有机会和溥仪打上交道,能去他家中而感到高兴。
这件事，在那里正作为街道新闻而互相流传，她要我转告溥仪放心好了。
我回来把经过告诉政协有关负责人,又安慰了溥仪。他还是过意不去,又和我一道上街买了一大盒点心，送到被撞的那位老大妈家中，那位老大妈抓着我们的手，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位老大妈是清朝末年出生的,溥仪登基时,她全家都向皇帝万岁牌位磕过头，她脑子里还没忘记这位三岁就当了皇帝的“真命天子”。
而在她老年有幸被皇上撞一下，并由皇上亲自扶到他家中休息，和她聊天,又送她点心，怎么会不高兴异常。
她十分珍惜那盒点心，特地请了一些至亲好友去她家共同品尝“皇上”亲自送上门的食品。
据说几位也曾和她一样，向皇帝万岁牌位磕过头的老人，都郑重其事地每人吃了一块点心，认为十分荣幸，只有他们那些上小学的孙儿们，吃了以后才说:
“这有什么稀奇,还不是和爷爷奶奶买回来的是一个样的味道。”
我和溥仪相处的几年中，常常爱问他一些在那本《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还没写过的或写得不够的事，他有时高兴，也能补充一些。
有时他问到我过去的许多特务活动时，我也反问他一些。有次，我问他:“当皇帝一天到晚称孤道寡,究竟有什么味道？”
他略一思索:“过去自己也不觉得,总认为自己最大，最了不起，什么人都得向自己行礼或下跪才感到舒服。”
说到这里,他又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他在当伪满康德皇帝时，虽是日本人的傀儡，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是自己的亲戚面前，也还爱摆摆皇帝的架子。
载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的叔叔载涛，从北平到了长春去见他。有天，他正在御花园散步，载涛也在那里打太极拳，远远看到他走过来，赶忙躲开，以免在花园泥地上向他下跪叩头弄脏衣服。
他看到，竟有人躲他，便大叫一声:“那是什么么人？怎不下跪！”他身边陪伴的人当中，有他一个侄儿，便悄悄提醒他：那人是他的叔叔。
他为了要在人前维护皇帝的尊严，大吼一声：“家法何在！”载涛一听，吓得赶忙跑出来向他下脆叩头。
从此，载涛便不愿再见他而跑回关内，再也不去找他了。
而溥仪从抚顺特赦回到北京时，载涛因未附过逆，早已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却很亲热地去旅馆把他接去家中作客，他也才亲切地叫了悔声“叔叔”！
以后，载涛很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他也常去看望载涛，才有了真正的叔侄关系。
溥仪认为，一生中最使得他感动而流泪的，是他和胞弟溥杰初次见面的那场情景。
虽然，他和溥杰在苏联和抚顺也常见面，但还是格格不入，彼此不够了解，更谈不上亲切了。
因为，在伪满时期，他看到日本主子关东军，把溥杰弄到日本去受教育，还把日本皇族嵯峨浩子嫁给溥杰，加上溥杰日语很流畅，和日本人打交道比他方便得多。
而且，日本授意伪满“立宪院”炮制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即“皇帝驾崩,无子孙继承时可以由弟继承。”这已很明显说明，日本人什么时候不要他，便会弄死他，而由溥杰继他当皇帝。
所以，在伪满时期，溥杰按满清皇族世袭应当是亲王，但他却只给溥杰当一名宫内上校侍从武官，连将军级的少将官衔也不愿给他，而且一直是有职无权，这是他在时时防止日本人培养溥杰夺他的皇帝宝座。
1960年底，溥杰获得第二批特赦从抚顺来到北京，他被民政局从香山植物园接回来，安排他与溥杰见面。
当时，北京市委统战部两方面先都说好，怕他们仍不能谅解，没料到一见面，溥杰迎上去大叫一声“大哥”！他便激动得抱着从小一道读书、长大又互相猜忌的弟弟，也回喊一声“二弟”！两人同时哭出声来。
站在旁边看到这一场面的亲友无不为之感动，他说，过去当皇帝是六亲不认，只有自己，现在才领略到了天伦之乐、手足之情，这是过去称孤道寡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乐趣。
溥杰夫妇对这位大哥是非常孝敬的，自从1962 年浩子回到北京定居后，我是他家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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