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 月 27 日，阎宝航和流亡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 400余名，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 12 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简称“救国会”)。
北京哈尔飞大戏院远景 图片来自网络
劫后余生的东北同胞，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了和衷共济，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大家选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棋、梅佛光、钱公莱、张希尧、杨大光、郑奠邦、孙一民、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中、熊飞、顾翌常 27 人为救国会委员。
在会上讨论救国会宗旨时，与会的国民党人士提出救国会应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为宗旨，至于抗日问题，应听候政府指示。
阎宝航认为，救国会应以武装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否则，救国会没有成立的必要。
双方唇枪舌剑，几至演成格斗，由于主张以武力收复东北为宗旨的人占有大多数，少数国民党人愤而离开会场。
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救国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障主权。
还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训练学生，一部分编为学生军，一部分回到东北做政治、军事工作。
同时，组织设计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人才，设计外交方面事宜，以应付东北目前状态。
这次成立大会，虽然选出了执行委员，但由于大部分尚未到达北平，故未立即成立组织机构，也未选出常委。
10月 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
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
10 月下旬，杜重远从天津来到北平，和阎宝航一起从事教亡宣传工作。
有一天，杜重远收到上海的邹韬奋的信，邀他去上海他的书店和《生活周刊》工作，杜重远有意接受邀请，便同阎宝航商量说，咱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应该去上海。
阎宝航不解其意，便向：“乾学兄是东北工商业名人，在上海也有许多朋友，为了谋生，供职自不成问题。”
杜重远笑道：“依你在外面的交往和威望，玉衡兄更有条件去上海。我所以想到上海，我是想，救国会应该有代表在南方，以便沟通关内各救亡团体的联系，利用那里的阵地开展东北敦亡活动。”
阎宝航知道，杜重远在东北时候就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的肇新窑业公司有不少职工订阅《生活周刊》。他以救国会联络员身份去上海开展救亡活动，是个好主意。
于是，便向杜重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曾一度想去上海供职，后来觉得不对头。张汉卿虽然执行不抵抗命令，但丢了东北，也不是他的心愿，所以他暗中支持成立民众抗日团体，现在这里需要人，我不能走。
乾学兄南下上海，一定会扩大我们敦国会的影响，使东北救亡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杜重远说，少帅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我们这些人却不应有什么顾虑，应该放开膀子干，一齐对不抵抗下手。反正我是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干下去。
1932年1月12日，救国会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会务改组问题”， 25日，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执委四十一名，常委十五人，监委五人”。
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改为三个部：即总务部、军事部和宣传部（后又改名叫政治部），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分任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总务部长。
1932年1月中旬，阎宝航接到上海爱国团体来电，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支持。
因为，救国会成立后，张学良资助了30万元，尽管还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但经费仍感不足，接到上海团体来电后，决定委派阎宝航、卢广绩去沪办理。
此次阎宝航去上海，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丁贵堂，起初，丁以为阎来上海，是应他之请来供职的，没想到，阎不但不留在上海，还向他募捐，请其为东北救亡事业出力。
丁贵堂和阎是同乡好友，对阎的要求，大力协助，一下子捐出五千元。
不过，此行因阎、卢二人归去匆匆，丁贵堂捐款当时未能交于他们，不久即电汇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阎家六姊妹在北京合影
1932年2 月 11 日，阎宝航回到北平时，高素桐已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亲人们劫后余生，不胜悲喜，他随即把全家安置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场胡同住下。
对于阎宝航参与其事的救国会的性质，确实存在不同说法。
就参加人员的阶级成分而言，资产阶级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
就党派而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莱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
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在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现名为张金辉）等。
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大多属于无党无派。
从此可以看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占大多数，虽然不掌握救国会的领导权，却是救国会的中坚力量。
可见，阎宝航等组织成立的救国会，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由东北爱国流亡人士等自发参加的民众抗日团体。
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阎宝航和他的同事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之情，从事东北救亡事业，为复土还乡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救国会成立后，阎宝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起草救国会成立宣言：《告东北民众书》。
宣言由秘书处长卢广绩交给胡石如起草，经阎宝航、高崇民润色修改后发表，宣言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充满切腑之情，对美丽高饶的东北大好河山充满着眷恋之情，表达了“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的决心。
当时的北平街头，处处可见东北流亡的学生和民众，一个个破衣烂衫，精神萎靡，疲惫不堪，焦躁、愤懑和彷徨不安，景象十分凄惨。
阎宝航看到这情景，便觉心痛，作为宣传部长，他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救亡宣传，同时，用很大精力去帮助难民所安置难民。
东北救国会组织的宣传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他在流亡北平的青年学生，挑选骨干组织各种宣传队，自编自演反映流亡抗日的小话剧、舞蹈、歌曲到街头、学校、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节目，这些救亡歌曲和节目，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东北流亡者和关内广大民众。
宣传队还沿平津、平汉铁路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开展救亡，支援东北抗战。
为扩大宣传，阎宝航制定了“内陆讲演计划”，从 1931 年 10 月至 1932 年 12月，共有18支80多人的演讲队分赴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广州、浙江、江苏等地宣传抗日。
阎宝航自己则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多次到南京、上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野蛮罪行与亡我之心，痛陈东北人民的悲慘境遇。
在京津两地，阎宝航和教国会执委把深入各大专院校进抗日数国宣传作为重点。除了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外，阎宝航经常光顾的学校是已迁至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东北中学。
1931年10月28日，北平抗日救国大会在太和殿举行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东北时，这些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阎宝航的崇拜者，情绪激愤的青年学生们，在他的宣传鼓动之下，有的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有的投笔从戎，奔赴东北。
1931年11 月间，阎宝航协助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组织学生300余人，以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为场所，对东北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蔡诞错率部抵抗，淞沪抗战爆发。
东北冯庸大学成立抗日学生义勇军，由冯庸校长亲自率领到上海多加抗日，驻防在长江沿岸大场，挖战壕阻击日军登陆，当时，阎宝航和救国会总务部长卢广绩正在上海，曾亲到防地看望。
冯庸，奉系军阀冯麟阁之子，与张学良同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三年后升为少将航空司令、装甲车司令。
在装甲车司令任内，受三四方面军团司令张学良指挥，因作战失利，只身逃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要枪毙他，张学良念及小兄弟之情，以撤职了事。
冯庸丢官后，正在沈阳创办贫儿学校的阎宝航动员他去办教育。冯腐听从劝告，利用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因此声望颇高，遂与其成为好朋友。
阎宝航在救国会期间，曾与冯庸和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商议，先在习艺所成立东北学院，学院分设大学部、中学部，把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收容起来，发给最低生活费用，一面学习，一念进行军事训练。
不久，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东北学院遂改称东北中学。
阎宝航在担任救国会宣传部长期间，开展的救亡宣传活动，和民心、顺民意，特别受东北流亡民众、爱国军人的欢迎。
但是，这些活动，常常受到有关部门的监视与管制，联想到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开始从不理解到不满。
1932 年8 月下旬，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阎宝航提出的建议，决定每年的 9 月 18 日为亡省周年日，届时，东北流亡民众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就地召开群众纪念会。
9月15 日，《京报》公布了由阁宝航制定的救国会决定，联合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为纪念九一八周年于当日上午8时，在西城皮裤胡同东北学院举行纪念活动。
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行政院长宋子文子急电北平市政府，设法抵制，迫于南京方面的压力，张学良也派人通知救国会，9 月 18 日的纪念活动，不能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对此，阎宝航愤慨莫名，一个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就这样被破坏了。
随后，阎宝航则建议，各校应自行举行活动，也不枉大家还记得九一八，东北尚在倭寇之手！
于是，各校齐而响应：北师大、北大、平民学院、法学院、俄文学院、翊立女中、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学校，均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表示对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勿忘“国耻”，打败日本侵略者，复土还乡斗争到底。
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阎宝航工作十分繁忙，1932年2月，救国会创办了由李全林任主编的《救国旬刊》，其办刊宗旨“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就是他亲自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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