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9月，蒋介石开始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对红军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蒋介石在国统区采纳了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江西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
1934年2 月间，蒋介石在南昌各界纪念会上，正式宣布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发起新生活运动。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蒋介石认为，“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
“新生活运动”期间，北平开展清洁周活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但实际上，却是企图通过强迫人民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禁锢言行，使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四维学会成立后的 5 月 16 日，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全体理事之后，随即留下阎宝航、吴翰涛长谈。
蒋介石对吴说：“我们将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很重要。你去那里当教官，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往往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吴翰涛事先并无准备，在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不得不表示同意。
蒋介石扭过头来对阎宝航说：“阎玉衡先生，你了解新生活运动吗？”
当时，阎宝航对什么新生活运动一无所知，但他去南昌时，听到当地人说，蒋先生曾在这里讲过，联想到四维学会的宗旨，便说：“也许是礼义廉耻吧！”
蒋介石说：“对！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指示我们的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现八德的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能实践八德，实现主义。”
阎宝航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作声。
蒋介石继续说：“我说这些话，阎先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阎宝航轻轻地摇摇头。
蒋介石显得兴致很高接着说：“好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新生活运动，实践八德的担子，只有你阎玉衡来承担了！我请你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
阎宝航感到“事出意外”，当即表示：“新生活运动如此重要，本人对此无深刻理解，恐难胜任……”
蒋介石一挥手，制止他说下去：“你的情况我了解。好吧，你可以考虑考虑再作决定。”随即结束了会见。
这天傍晚，阎宝航找到在南昌的复兴社成员邓文仪，请他代为婉辞。
邓文仪告诉他：“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受蒋先生钦点之幸，怎好拒绝?”
阎宝航说：“一则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则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
邓答应有机会进一言，但无结果。
第二天，阎宝航得到通知，蒋先生再次请他一晤，他被领到南昌理公会西式楼房蒋的寓所，蒋和笑容可掬的夫人宋美龄正在这里等他。
宋美龄热情地询问阁宝航近况，问道：“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先生在奉天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阎宝航说：“夫人过奖了。本人只是按基督教教义做一点事情，也未见得做得那么好。”
宋美龄说：“我和阎先生是教友呢，不知先生'圣经’曾读过几遍？”
阎宝航笑道：“草草浏览，谈不到几遍。”
宋美龄说：“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一个是新生活运动总管？非先生莫属了！阎先生认识余日章先生吗?”
阎宝航回答：“当然，余先生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宋美龄说：“余博士是我和蒋先生的证婚人，是他向我们推荐阎先生担任这一职务的，请先生不必推辞了!”
这时，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熊式辉、杨永泰已在此组织了一个新生活运动总会筹备委员会，你可径去上任。改日我要告诉张汉卿，请他忍痛割爱吧!”
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内称擅官场，新生活运动一职接受委任。
很快，张学良复电：“万勿推辞，吾以电谢蒋公及其夫人。”
随后，阎宝航又到武汉和张学良谈到了这个问题。张说：
“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
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
就这样，阎宝航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职务。
谈起去南昌就职，他仍有遗憾之处：
当我由南昌返回北京，向我一向亲密合作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告别，就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
张希尧同志最为热情，由于深深惜别，甚至哭出来。我和他们郑重表示，今后仍然坚持不渝进行抗日工作，并决定由张希尧同志担任总的交通联络，将利用和蒋匪帮共处的机会，作支援和掩护的工作。
在北京（平）停留一个月后，于1934年7月间去南昌。
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时，南昌存在由熊式辉、杨永泰组织的一个筹备会，同时，还邀请邓述堃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
简宝航刚刚上任那几天，宋美龄多方授意，告之筹备进行事宜：即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
接着，宋美岭邀请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还邀集南昌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区院等团体代表三十余人参加。
会上，宋美龄首先讲话，大谈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背景、政治意义。她说，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
阎宝航上任伊始，参与组织了一些事，实际上，他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套的内容、理论尚不清楚。为此，他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以便深刻地了解它。
就其内容来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
其中，蒋介石特别提倡“礼”。他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中说，“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
蒋介石和中国封建王朝崇尚“礼治”以维护统治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
比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时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人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
根据蒋介石“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标准，达到整齐化一的程度，即军事化。同时，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
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
他认为，政党一味高喊服从领袖是不行的，要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潮才能起作用。
但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知道，有关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不少，但读出点味道的不多。
他曾比较注重阅读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写的《新生活运动要义》一文。
但是，读了几遍候，怎么也没有读出激味来。所以，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不仅针砭时弊，还竭力插进抗日的内容，这是阎宝航同蒋介石根本不同之处。
此后，阎宝航借用“耻”字，加以以“明耻教战”为题，作过关于抗日敦国督雪国耻的讲演。在这篇阐释新生活的讲话中，阎宝航还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的社会进步来激励民众，在国民党奉行反苏反共政策的情势下，阎宝航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的。
1934年 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秉承会长蒋介石之命，依据新生活运动纲要，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称新运总会)。
总会辖各省市新生活促进事宜。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并聘张学良、杨永泰、熊式辉等中央和地方高层为指导员，阎宝航任书记。
新运总会下设总务组、推行组、宣传组与学校组，各司其事。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各省市也依葫芦画瓢相继成立分会，但各地组织新生活运动的办法与理论亦各不相同，甚至有曲解新生活运动而误定办法者，与蒋介石主张的运动大相径庭。
于是，蒋介石又颁布《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等，以为规范，颁布全国。
这时候，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的情况、内容、理论已有了全面了解。“新生活运动虽是一种'复古’运动，但由于提倡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在阎氏个人的理解上，这是一种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
他曾经多年担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对于新生活运动这种社会性的工作，自然很吻合其兴趣，因而，他作得很卖气力，也很有声色。
阎宝航开始从不愿就职于新生活运动工作，到后来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阎宝航被蒋介石在任用担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职，还有一个职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宋夫人同阎宝航同是教友，使这种关系更增加一层神秘的特殊色彩。
后来，阎宝航举家搬到南京大禹村一号，居住同宋美龄私邸很近，两人不但时常在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还不时同坐一辆汽车出出进进。
而且，阎宝航所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就是宋美龄送给他的，报纸也经常刊登他的消息。
阎宝航说，我从1934年到1937 年夏，三年间作为书记，当然要宣传推行新生活的一套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这也是一般的常识，何况蒋氏夫妇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阎宝航做了三年新运总会书记，他以新生活运动大员，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讲了很多话，但大体上离不开新生活提倡的琐事：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之类等等，有时，他自己感到隔靴插痒，滑稽而又可笑。
城墙上的“新生活运动”标语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蒋介石对新运总会的工作从来就没有满意过，批评则是经常的。
我们从阎宝航 1936 年 2 月 24 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电台作广播讲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过去一年间所有的新运工作，正如领袖所批评的，一切工作都不免不踏实。只有四处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难看到新运的实效。
四处都可以看见新运的机关团体，却很少看到有多数的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
这种种的弊病确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虽然大多数的国民不能在短期内接受到种种的训练，但是，我们不客气地说，我们推行干部之不健全，确实是一个主要原因。
据胡虑回忆，当时有两件事蒋主席对阎宝航的印象逐渐坏起来，他说：
第一件是：1936年春，新运总会从南昌迁移到南京，起初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南京第一公园内一家茶馆里临时借几间房子，一切当然很紊乱。
蒋主席那时在京常喜欢突然去视察一些机关的。有一个星期天，带着侍从驱车到了新运总会，进去一看：行李、家具，堆得一团糟，蒋主席的印象当然坏极了！
本来，新生活运动是标榜“以身作则”的，而且天天在推行“规矩”“清洁”运动，现在总会本身尚且一塌糊涂，还能向别人推行吗？
因此，阎宝航第一次受到蒋主席的口头责备。这在阎自身则有苦说不出，刚刚迁移，房子未弄好，宿舍的责任应该事务员负责。
然而，他是很尊敬蒋主席的，背后他曾当着同人表示要诚意接受蒋主席的责备，从此要小心谨慎，努力工作。
第二件事虽然与新运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从中可知蒋介石对阎宝航的看法：
西安事变的时候，恰恰阎宝航从西安回京不到半月光景，有些人从张阎的原关系上推断：他至少知道或参与了事变的预谋。
更凑巧的是，事变的第二日，阎又因事到上海去了，怀疑他的人，越发振振有词,简直把他看作重大嫌疑犯，并且由宪警机关逮捕阎的一位家人，形勢闹得很严重。
阎在上海听到了这消息，觉得问心无愧，又从上海赶回南京，事实虽然证明他的确不知此事的内幕，但当时却百口难辩，他只好在宪警“保护”之下躲在家里，一步不离，直到蒋主席的脱险归来。
自此之后，蒋主席中的某一部分人，始终以怀疑的眼光看阎氏，这就使阎在蒋主席面前的关系更加隔膜起来了！
实际上，新生活运动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新生活运动着力宣传、推广了几年后，宋庆龄则对此也持否定态度。
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当初，蒋介石和宋美龄拉拢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书记时就曾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表示要对阎当时所做的抗日工作以援助。
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经常“在适当时机尽力鼓励抗日同志的志气和热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