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是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20世纪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西南联大时任法商学院院长，是当时最年轻的院长（35岁）。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调中山大学任教授、副校长，兼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64年回南开大学任教授兼副校长。陈序经数次拒绝了担任教育厅厅长、泰国大使的任命，也曾拒绝过蒋介石的宴请。
陈序经的父亲是一位生意做的很大的商人，但他对孩子的要求却是不得经商，不得为官，最好就是做个教授。不幸的是，小时候的陈序经相当顽皮，常常逃学，在私塾一年多，一本《三字经》都背不下来。塾师对他的父亲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恐怕将来只能跟你做生意。但陈序经的三妈虽不识字，却在很短的时间内使陈序经就成为了全班第一。看来真是没有笨孩子，只有笨老师呀！
陈序经是在岭南中学上的高中。1922年他高中还没毕业，就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因为不想加入基督教，两年后转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并于1926年获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3岁。陈序经学习特别刻苦，宿舍熄灯后，还要去借着厕所的灯光继续学习，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中学、大学直至博士的全部课程。
不过此时他并没有急于工作。1929年在新加坡结婚后，遵父命携夫人共赴法国、德国继续深造，准备再学5年，以便把做学问的基础打得坚实牢靠。但是1931年自己因为学习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因父丧回国，终止了游学欧洲的计划。此时，他已经掌握四种外文（英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思想和视野更为深刻和宏阔。回国后他接受聘请任教于岭南大学。1934年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研究教授兼主任。为了建设好研究所，他全面规划研究课题和发展思路， 对该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开始后，陈序经到达西南联大，任社会学系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他乐于助人，谦和有礼，没有架子，总是西装革履，干净整洁，他的藏书非常多，可以开一个图书馆。虽然警报频繁，但他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来写作一直到7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文化论丛，共二十本。除此之外，还出版了《疍民研究》、《暹罗与中国》、《乡村建设评议》、《南洋与中国、越南问题》等，在抗战时期竟然完成了三百多万字的著作。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担任学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但一直坚持早上写作的习惯，忙里偷闲完成了120万字的《东南亚古史研究》、100万字的《匈奴史稿》以及其它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
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曾对福建、广东等地的船家疍民和东南亚各国华侨进行过实地调查，在东南亚史、华侨史、匈奴史等多个领域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很同情疍民(被人贱视的水上居民)，不仅写了《疍民的研究》，而且呼吁政府、社会给予他们平等待遇。他能叫得出很多船家及他们儿女的的名字。他始终关注社会贫弱群体的命运和问题，对世居水上的“疍民”的关爱、对东南亚华侨苦境的关爱，都体现了他的平民情怀。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序经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过三次文化论战。第一次是1934年1月份，他在《中国文化之出路》文章中，把关于中国文化的不同主张划为复古派、折衷派和西洋派，他本人主张“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由此掀起了一场持续一年之久、在全国影响巨大的中、西文化之战。 第二次是关于乡村建设的论战，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陈序经认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并建议“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
第三次论战的对象是胡适。1947年9月，陈序经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引发关于教育问题大论战。从这三次争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陈序经论争中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前提是他对东西方文化系统理论、教育方针和理论都有深入的思考。
抗战胜利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在这里，陈序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确立办学目标、宗旨和方略，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凭借个人不经商，不做官、尊重人的个人魅力，聘请陈寅恪、王力、姜立夫等著名专家学者到校，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了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甚至已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使广州一时之间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特别是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时局中，陈序经几乎就是凭着一己之力，将这么多重量级教授“抢”到了岭南大学，为中国学术文化研究保留了不断的血脉。
陈序经虽然不为自己做生意，但他实际上具有做生意的天分。凭借着自己的声望，为岭南大学募到了大量的私人捐款，使得教授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1952年因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而被解散，陈序经成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普通教授。
没有了行政上的繁杂事务，他开始专心科研和教学。此时，他以前研究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已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而取消。但陈序经凭借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的学术积累，在四五年间完成了《东南亚古史初论》、《中西交通史稿》等的撰写。他写的《柬埔寨史》让该国的西哈努克亲王都叹为观止。
他在南洋和东南亚华侨中有巨大的声望。1956年，东南亚华侨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在全球杰出的华人学者中挑选校长人选，陈序经的呼声最高。就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但时移事宜，境况已不复重前。幸运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他没有受到太大波及，1962年还出任了广州暨南大学校长。但有人对任用非党员作大学校长提出意见，于是1964年他被调回南开大学任副校长，但此时南开已经有6位副校长，他其实无事可管。
陈序经虽全力倡导“全盘西化”，但他自己的生活却很乡土、很传统，一直到了1962年，他还穿着旧中式长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象。陈序经长期担任大学领导职务，本应家境富裕，但他家里的客厅、走廊和书房放满了书架和书，没有电器产品，也没有名人字画，只有一台收音机和英文打字机比较现代。
他清廉自守，品德高尚，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既会“识才”又能“容才”，而又不“忌才”，他的好朋友遍及各个学科，理工农医，各方面的学者都把陈序经视为知己。
1966年在南开大学任职的陈序经被揪斗批判，罪名是“里通外国”“美国文化特务”“国际间谍”。1967年2月16日，因心肌梗死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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