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在这四段婚姻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便是他与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的婚姻。应该说，在顾维钧与其结婚后的近40年外交生涯中，黄蕙兰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与顾维钧结婚后便一直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招待他们。”
为了树立中国人的形象，黄蕙兰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把顾维钧从头到脚彻底重新“包装”，外表上从发型、穿着入手，社交手段上从跳舞、骑马教起；并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
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此话绝非夸张。一次来使馆访问的中国官员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厚友情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更值得称道的是，黄蕙兰不仅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曾热心地投入到华人的慈善事业中。“二战”期间，曾在伦敦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到遭敌机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天工作8个小时，坚持了4个月之久。
但顾维钧与黄蕙兰毕竟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黄蕙兰父亲的富有使她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尤其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多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黄蕙兰却不以为然，她有自己的道理，她说：“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黄蕙兰依然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黄蕙兰尤其喜欢养狗，竟一口气养了40多只。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时，一次歹徒入室，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黄蕙兰依然想着她的狗，挣扎着大叫：“请不要伤害我的狗！”
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对黄蕙兰在经济上给予的支持，顾维钧深怀感激，尤其是黄蕙兰自己出钱装修中国大使馆之类的豪举。但由于工作繁忙，他对黄蕙兰的关心却似乎成为了空白。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似乎都是黄蕙兰对他生活的照顾，特别是对他的衣着、行头的关注，然后与他一起出入各种高级社交场所，而两人私下里的情感交流却几乎被忘却了。黄蕙兰毕竟不是贤妻良母型女性，这使她有了颇多的怨言和不满：“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
顾氏夫妇经常受邀参加宴会，黄蕙兰为了能吸引顾维钧的注意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别出心裁，“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1956年顾维钧从台湾“驻美大使馆”岗位上退休后，黄蕙兰向68岁的顾维钧提出了离婚，两人共同生活37年后平静地分手。
1959年，顾维钧第四次结婚，妻子严幼韵是他外交界朋友的遗孀，两人已相识20多年。严幼韵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是位时尚新女性，有一缘于汽车牌号的绰号“爱的花”。当时拥有私家车的人少之又少，而严幼韵大学时代便学开汽车，其时髦程度可想而知。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 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
严幼韵也是国际社交场上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晚10年。杨光泩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后又进入外交界，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以身殉职。
顾维钧与严幼韵结婚后，两人共同语言颇多，相亲相爱。严幼韵善于理家，精于治家，也是一位好客的女主人。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照顾顾维钧的生活琐事上，每天为顾维钧准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学习；然后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娱乐。
在严幼韵的精心照顾下，顾维钧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顾维钧的长子顾德昌曾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经验：“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顾维钧有自己的一套养生之道。他曾说：“有人把睡与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非常不确切的，'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我认为，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严幼韵在照顾顾维钧的日常起居生活时，为了让他睡得舒服，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而床铺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厚的棉垫能适应睡眠者的身体表面曲线的需要，保持脊柱的正直和正常的生理弧度，对睡眠、健康都有好处。
选择枕头严幼韵也颇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能让顾维钧睡高枕头，因为仰卧时枕头过高，犹如站立时的低头位，颈部过于屈曲而压迫动脉，会妨碍血液循环；侧卧时枕头过高，会使同侧肌肉、韧带疲劳、松弛而造成肢体麻木、疼痛及运动障碍。顾维钧枕的是菊花枕，菊花枕具有醒脑明目、祛风清热的作用。
在饮食方面，由于顾维钧习惯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早上10点起床，严幼韵认为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对健康不利，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而严幼韵每天凌晨3点必先起床，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保温瓶里，然后连同一张“不要忘了喝牛奶”的字条一起搁在顾维钧的床头。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和桑葚，顾维钧自幼便喜爱这两种水果，多年来喜食枇杷和桑葚，对他的养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顾维钧的另一长寿秘诀是散步。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到了晚年更偏爱散步。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但他没有因此放弃散步，而是在出门时准备好零钱打发抢劫者。对此他曾戏言：“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与儿孙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第二位夫人唐宝玥所生，次子顾裕昌和三子顾福昌是第三位夫人黄蕙兰所生。严幼韵与杨光泩生有三个女儿，顾维钧视她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维钧也如同亲生父亲一般。
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却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越到晚年，他越是思念故国家园。每当他碰到上海来客，都要问问对方去没去过嘉定。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并且特别喜欢吃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委托前往拜见顾维钧，见到来自祖国家乡的故人侄女，顾维钧异常兴奋，询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热情邀请，他既高兴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上未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
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然而遗憾的是，顾维钧终究没能等到重返祖国大陆的那一天，1985年11月14日晚上11时，顾维钧在家里淋浴方毕，正想披衣时，突然昏厥辞世，享年97岁。
顾维钧逝世后，蒋经国、宋美龄送了花圈，顾维钧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追悼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外交界人士致电表示哀悼，台湾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大加赞赏，极尽华美之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文报纸都载文表示哀悼。
灵柩中的顾维钧身穿制服，佩戴各种勋章，安适恬静，栩栩如生，夫人严幼韵率晚辈子孙为顾维钧守灵。追悼会结束后，灵柩被送往顾维钧早在十年前选好的墓地安葬。
顾维钧去了，但他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外交经历留给了后人，他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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