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从郑州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就晋升他为上将，颁给他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并决定履行他当初对熊向晖父亲的诺言，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
他告诉熊，不必陪他去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要他去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复员整军会议”是 1945 年 11 月 11 日在重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都是军委会各部、委员会官长，以及行营、战区长官，蒋介石到会致训词，何应钦报告中国陆军总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并对整军工作进行布置。
除了熊向晖，胡宗南还准备多选几个人赴美深造。他对熊说，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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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上将年谱》记载:“公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而抗战期中优秀青年无法出国深造者尤宜及时培育。于是，先后派副参谋长盛文、党政处处长张研田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同意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遂由张处长经纪其事，分批派遣朱文长、张奇,陈忠经、申振民、熊彙荃、涂心园、张绍良、阎子桂、何继高、马大恢、吕家鸿、马蒙、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 17 人,其中，马蒙留英国，其余皆留学美国。
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为特选之陕西优秀青年，此外，尚有李人士、余忠玲、熊彙芝女士等，亦各补助美金 3 000 元，助其出国深造。”
这里有一个错误。熊彙芝其实是熊彙苓之误，熊彙芝是熊向晖的四姐，就是那个想到延安去，被他制止了的姐姐，后来与孙适石结婚。
熊彙苓是熊向晖的三姐，原来在武汉大学当讲师，当时该校迁往在四川乐山。1942年。她到西安来探亲，受到胡宗南接见。然后，她回到学校，后来与申健，即申振民，于 1945 年结婚。
胡宗南送他们夫妇两个一起出国学习。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选送赴美英留学的 17 人中，熊向晖、陈忠经、申振民、马大恢这几个人，都是原来随军服务团的成员。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人，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的人也都是帮胡宗南工作多年，受胡重视的干部。
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熊向晖很熟，但直到这时，熊向晖才知道他也是秘密党员，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
申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申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两年大学，都取得大学文凭。但熊向晖没有读完大学即从军，如想直接赴美学习读硕士学位，还需要另找证件。
熊向晖将胡宗南保荐他赴美留学一事，函告仍在同济大学读医的未婚妻谌筱华。日本投降后，同济大学由四川迁回上海，停课半年，她便先到西安，再回老家南京。
陈忠经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办理赴美留学手续，过程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护照，而办护照之前，先要有美国大学发的入学通知书。
联系美国的大学，要有中国的大学文凭，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名人推荐，学校才发入学通知书，凭这个人学通知书，才可以申领护照。
这一年，熊向晖已经 26 岁，只在清华大学念过一年半，为了争取早日拿到美国学位，他只好采取冒名顶替的办法，借用哥哥熊彙莘的毕业文凭。
他的哥哥是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好在他们兄弟两个长得差不多,照片上也看不出来，熊向晖的名字(熊彙荃)翻译成英文后，与熊彙莘也没有多大区别。
这时，经胡宗南向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桂系的李品仙推荐，熊向晖的哥哥已在蚌埠担任收入颇丰的职务，常去南京，在那里找到了住处。
熊的父亲母亲也即将由西安搬到南京居住，熊决定送父亲母亲和谌筱华去南京。
1945年11月，熊向晖送家人到了南京，准备办理赴美留学手续时，才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他所需要的证件。
尽管熊不能等候那样久，但他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候，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在南京休息的这段时间，熊向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知道自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10 月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然留在重庆，作为中共谈判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就落实“双十协定”的各项条款，特别是围绕国民党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避免冲突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停止进兵的问题。当时，张群等人奉蒋命，提出三点:(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铁路以外，其已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三)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日来谕，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
周恩来则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受降地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军进兵即为进攻。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后来，周恩来对国民党代表所提三条意见正式作出答复，提出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
(1)停止进兵、进攻、进占；
(2)停止利用敌伪;
(3)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
但国民党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他们在“三进”(进兵,进攻,进占)问题上，始终不肯作出明确承诺，一味提出要“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干线 10 里外”，好让国民党抓紧运兵，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内战。
10月 30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指出“南自广东，北至察绥，在广大的国土上，有 8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进行着攻势”。
11 月 7日，新华社又披露，国民党用作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迄是日为止已达49个军 100 万人。这一天，新华社并公布了第一战区在豫西实施的“清剿”计划。
此时，国共谈判已陷于僵局。11月上旬，国民党进一步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国共全面内战的事态一天比一天严峻。看到这个情况，熊向晖也是忧心忡忡。
在南京休息期间，熊向晖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熊的一些故旧，把熊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熊餐叙，希熊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劫收”。
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 10 月 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熊，《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
熊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 1933 年制定的《剿匪手册》，决定“剿共”，而王石坚则告熊，中共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熊向晖继续从报上看到一些让他意外的新闻，11 月 28日，报纸上登出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美军参谋总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驻华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
杜鲁门当天在华盛顿对记者称：马歇尔使华将执行美国一贯对华政策，惟此种政策将较以往有更明晰之说明。同日，魏德迈在重庆对记者称：马歇尔代表杜鲁门总统到中国来考察军事及一般情形，然后向总统提出具体的方案供采择。
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答外国记者称:“马歇尔元帅为美国当代名将，此番以特使身份来华，自必获我朝野欢迎。”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阐述美国对华外交的主要原则：赞成召开由中国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会议，尽快解决目前的纠纷，促成中国统士。
为了实现统一，国民政府的基础必须扩大，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改组后，中共应将其“自治性军队”统编于政府军队中。
12月 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延安发表谈话称:
“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 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藉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并愿为上述建议的彻底实现而努力。
我们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我们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当时，中央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部事务，调解国共纠纷，还是抱有希望的。
12 月 21日，马歇尔偕魏德迈由上海飞抵南京，蒋介石夫妇亲往机场迎接。
当晚，蒋介石在寓所举行晚宴欢迎马歇尔。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柳亚子致书马歇尔，揭露赫尔利改变罗斯福对华政策，祖护独裁,干预政治，以至造成中国之内战；
呼吁美国“勿与人民为敌，勿以民主为仇”。
12 月22日，马歇尔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他希望能于年前，完成与各党派人士交换初步意见的工作，以为决定在华工作具体计划之参考。
周恩来与马歇尔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12 月 23 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在重庆访晤马歇尔，马介绍了来华的使命，周恩来介绍了中共追求和平和民主的初衷，表示“我们的政策，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中国不能内战”。
此后，马歇尔与各党各派接触，调解国共纠纷。
1946 年1月1 日，周恩来又与马歇尔在重庆晤谈。马歇尔建议中共接受政府关于国、共、美三方会商的提议，成立三人委员会，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
1 月 3 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马歇尔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
马歇尔提出，在北平设执行部，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组成，一切行动须根据一致协议等。
1月 5 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 日，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于 13 日 24 时起全国一律停战。
次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双方下达停战令，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1 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2月 25 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 12 个月终了时，西北驻 5 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条款，让熊向晖有些迷惑不解。
1946 年 2 月初，熊向晖在南京过了春节，于 3 月初返回西安，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
抗战时期成立的各军事训练机构，如第七分校、战时干部训练第 4 团、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都奉令结束或裁撤，许多人对此都感到惋惜。
尤其是第七分校，从 1938 年成立到 1945 年结束，共训练了从第 15 期至 22 期的7 期学生，毕业学生25 000 多人，95％都分发部队充任军事干部。
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华北地区的部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下层军官，都是七分校的学生。
战干4 团的情况，有些不一样，1940年，国民党军委会就下令，各地的战干团,一律撤销，第 4 团也在取消之列。但胡宗南认为，第 4 团有特殊任务，是为了对付陕北，与延安争夺青年。
于是，胡派战干 4 团教育长葛武肇专程赴重庆，向蒋介石、何应钦当面报告不能取消的理由。结果，经蒋特准，下令其改隶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自1941年1月起，改名为中央干部训练团，把原来战干 4 团的牌子摘下了。但在西北，人们仍习惯称战干 4 团，抗战结束后，战干 4 团也一并撤销了。
另外，胡宗南元月中旬向蒋请假，从西安径飞上海，经杭州回原籍孝丰县展墓省亲。 2月中旬，他到南京出席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3 月 6 日，熊向晖返回西安没有几天，胡宗南也回到西安。
从胡宗南及其幕僚口中，熊向晖得知，南京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决定复员军官 15 万，士兵 100 万，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
裁撤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
随后，胡宗南的部队就开始整编，当时，胡宗南指挥的部队共有 5 个集团军，13个军，3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3 个独立炮团，1 个装甲兵团，1 个独立渡河工兵团，1个野战工兵团，1 个通信兵团。
经过这次整编，第 34 集团军及所属第 16 军(辖 3 个师)、第 3 军(辖 2 个师)入冀，归第十一战区序列。
再加上去年秋冬间，奉令裁撤的第 89 军军部，以及暂 62 师、65师、66 师拨归第 15 军建制，1946 年整编前，胡宗南所属部队为第 4、第 31、第 37、第38 集团军，计 10 个军，25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7 个特种兵团。
3 月 16 日，奉蒋命，第一战区部队列为第一期整编。4 月 1 日，胡宗南召开整编会议，要求10 日内，整编完毕，同时决定：从第 1 军抽出 3 个团，拨补 144、31、48 师，以期战力平衡。
每一步兵师裁 1 个团，以补足原来的缺额，计裁撤 26 个步兵团，编余军官成立西安军官队与郑州军官队进行收容，编余文职官佐与士兵共 27 500余人，大部分资遣回籍。整编后，原来的军改称为整编师，师改称为整编旅。第 31 集团军在豫北，第 30 军在晋南，正在与八路军作战，因为在战斗过程中进行整编，土气受到很大影响。
4 月底，第一期整编完成，第一战区 4 个集团军统率 10 个整编师，20 个整编旅，55 个步兵团。
其中有 7 个甲种旅，每旅辖 2 个步兵团；3 个乙种加强旅，每旅辖 3个步兵团，连同各种特种兵部队，总兵力为 25 万 6 千人。
后来，又成立郑州绥靖公署，第 31 集团军王仲廉部所辖整编第 26 军(3 个师、6 个旅)，拨归郑州绥靖公署指挥；第 4 集团军所辖第 40 师(2 个旅)亦已拨出，第一战区实有兵力不足 16 万人。
熊向晖回到西安后，了解了上述情况，告诉了王石坚，王向他和陈忠经传达中央有关指示。
王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于是，蒋被迫接受民主改革。
王石坚还向熊向晖、陈忠经传达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而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有很大的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
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王还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显然是比较乐观的。据《毛泽东年谱》载，1946 年 2 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 5 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
毛泽东并在电报中指出:“同意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这说明，当时中央已经做好了进入政府的准备。
当时，召开全国旧政协大会，通过了五项决议，核心是改组政府，组成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旧政协刚闭幕，蒋就不按程序办了。
关于委员席位的问题，旧政协规定，国民党 20 名，其余 20 名,“其分配另行商定”。中共要求 10 名，民盟要求 6 名。后来，中共、民盟合作要求 14 名，因施政纲领中规定：重大决定需经国府委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 13 名，核心还是国民党要一党说了算。
结果，就为这一个席位问题，蒋介石无论如何就是不松口。后来，蒋介石不断在东北、华北、西北挑起事端，挑动内战，局势越来越糟。
在西安期间，熊向晖还听说，去年 12 月下旬，胡宗南曾往豫北视察，准备夺取焦作、博爱、滑县等地，已定今年 1 月 10 日前行动，第 166 师刘子奇部已于 1 月 5 日前，开至新邻郑州指挥所，亦将于 1 月 15 日推进至新乡。
但是，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去年12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随后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 月 10 日国共双方发布第一次停战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样一来，胡宗南对焦作等地的进攻计划，虽已完成部署，但不能不停止行动，改取监视状态。
3月间，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复员整军，熊向晖一度以为国民党有了和平诚意。但4 月 11 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用 5 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要求5月4日发起进攻，5 月 9 日结束战斗。
熊向晖迅速通知王石坚，后王告熊，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
这一段时间，熊向晖还了解到，胡宗南判断国共矛盾，决非美国所能调处，更不可能相安无事。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方针，必须是彻底“剿除”,而“'剿除’之道，首宜直捣其延安'巢穴’”。据此，胡宗南密拟进攻陕北计划，准备了甲乙两案，并指示于5月 15 日前准备完毕。
5 月 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
胡认为：此时，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大部分抽调东渡,向晋、绥、河北、东北挺进，军力处于劣势。
而第一次停战令在 5 月底届满，胡宗南期望能利用停战令届满的机会，发起对陕北的攻击。
熊向晖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熊又告王，蒋介石命胡“暂缓”，熊同时告王，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他定于 6 月 5 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学手续。
王石坚对熊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 月 6 日，熊向晖刚回到南京，蒋向新闻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 6 月 7 日正午起，停止进攻，期限为 15 天，这就是所谓第二次颁布停战令。这时，熊才弄清了蒋命胡“暂缓”进攻陕北的原因。
熊向晖来南京后，住在卫巷 32 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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