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张学良（右二）、赵四小姐（左二）与友人摄于台北阳明山井上温泉。
蒋经国为张学良两选宅址
自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起初出于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一直变换不定：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迁徙到贵州修文县；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阳明山。 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
在这5次幽禁地点的变换中，前3次都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策划的，后两次却是蒋介石的大儿子精心选定的。如果说前三次囚住地点的选定出自蒋介石便于“严加管束”和“必须高度安全”的目的；那么后两次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住址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对张学良的敬慕和爱戴。
1949年蒋介石退踞台湾后，为了安稳人心加强台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开始了对其党政策的大力整顿和调整。这时蒋经国被委任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军衔为二级上将。蒋经国接管权力后，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
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觉得自己有理由把张学良看作朋友、老师。蒋经国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大体不违背其父蒋介石的意旨下，开始了与张学良的交往。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那么张学良新住址选择在哪儿呢?为此蒋经国着实费了番脑筋。他觉得新址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环境优美，离台北较近，交通顺畅。
经过一番考虑后，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了台北北郊的阳明山。
蒋经国选中阳明山让张学良夫妇落户内心还有另外的打算。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已把日后定居的官邸确定在阳明山山脚下的士林镇。一旦张学良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亲与朋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蒋经国拿定主意后，特地邀请张学良到阳明山勘访。望着满山葱郁的树木，点缀其间的亭台楼阁，张学良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他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
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常去拜访他们。同时公路边上没有汽车，走路碰不着。再者有朋友看望他，只要告诉司机他在阳明山上面很容易就会找到了，省得给人家添麻烦。
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送给张学良。尽管张学良认为“搬搬家不过是换一个地方而已，”但他对蒋经国的心意还是很感激的。
蒋经国为张学良选择阳明山定居，主要是因为还在幽禁管理之下。尽管得到蒋经国的关照，但居住的阳明别墅毕竟远离台北市区稍显偏僻。幽禁多年后与他来往的这些故旧都已年老体迈，从朋友们每次探访的言谈里从他们那份因山高路远而带来的疲倦神态中他看到了老友们每次出行的不易，珍视友情的张学良逐渐产生“管束”解除后，重新选择新址建屋的念头。
一次，原东北军十几名部属前来看候，分手时想到自己年纪老迈出行不便不知何日还能再相聚，一股感伤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离愁别怨，使得他们竟然孩子般地抱头痛哭。此情此景让张学良也有些隐忍不禁泪水即将涌出时，他再次拿出少帅的威仪，忽然高声发布命令：“成三列纵队，列队！向后转，开步走！”
军令如山倒，在老帅的命令发出后十几个人似乎找到了昔日“沙场秋点兵”的感觉，他们迈步向前按照老帅的口令，一步一步……那股难舍难离的心绪逐渐平和。
“严加管束”的禁令已经解除，张学良的心绪逐渐好转，经常的出游探访也使他感到因居住地偏远带来的不方便。更为主要的是自从“管束”以来“阳明”两字仿佛成了他生活的代名词。起初被幽禁在奉化溪口，蒋介石就让他攻读王阳明的典籍；后来迁徙到贵州修文县他又被安排在阳明洞旁的阳明祠居住；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时负责监管的保密局为防不测准备把他转移江西的阳明洞；从井上温泉迁出后他又来到阳明山。“阳明”的称谓，几乎伴随了他幽禁的始终。回想这些经历，在获得自由后，张学良觉得真该与这个称谓告别了。
当蒋经国又来探访的时候，张学良不失时机地谈到迁居的想法。提出因为年事已高居住偏远与朋友往来非常不方便等原因，希望在城郊附近选择一块地点由他自己出资盖幢房子以便搬下山去居住。
蒋经国听了张学良的陈述觉得确实如此，当即答应下来。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派车来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请他们前去查看他选中的新居的建筑地点。这就是地处台北市西郊的北投复兴三路70号。这里临近郊区绿荫环抱清净幽雅虽然没有市区林立的高层建筑，车水马龙，但出入市区又十分方便。
这里的宁静对于惟恐成为记者笔下新闻人物的张学良而言也十分的合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附近还有一块正在出售的空地两位老人可以把他们买下来建一所花园和网球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这里非常满意，他们向蒋经国表示非常感谢他选择的这块新宅址，他们愿意在此建房安居。
蒋经国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把旁边的地一起买来这也符合张学良的心思，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随后蒋经国吩咐抓紧时间设计，及早完工。因为蒋经国的亲自过问张学良北投新居的建设工程进展十分顺利。转眼间一幢灰色两层小楼拔地而起。按照主人的意愿，楼前道旁种满了花草树木庭院里满眼绿色，为使甬道在夏日里显得荫凉，他们特意栽种了被誉为树中君子的垂柳。风起之时柳枝飞扬别具新意。
风和日丽的8月，张学良如愿以偿地搬进北投新居。对于这次乔迁之喜，张学良心中别有一番滋味。自从南京受审以来他辗转迁徙经常更换住所，但每一次搬迁都不是按自己的心愿前往的，而且居住的地点也没有一次是自己选定的。
今天在度过了难言的煎熬后，他总算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定了新居。这次乔迁的喜悦之情他和新老朋友们都难以按捺住无比的兴奋。朋友们纷纷赶来祝贺，蒋经国虽然没有露面但也派人送来一套中式豪华家具作为贺礼，说是为布置客厅特意选购的。
与张大千的难解情缘
三张一王，转转会的成员名单是：张学良、张大千、张群、王新衡。他们4人情深意笃来往频频。后来发展到每月聚一次轮流坐庄。相聚内容即兴而定，或结伴郊游或品尝佳肴。因为参与者三个姓张，一个姓王，台北高层人士便给他们送了个“三张一王，转转会”的雅号。
有人难免要问，张学良曾经身为东北军首脑统率三军后又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政要人张群、王新衡结识来往情缘可解，怎么这里面还有个驰名中外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呢?看起来是有点不大和谐，说起来还有点传奇色彩，细细算来张学良和张大千结识至今已有70多年的时间了内情鲜为人知。
张学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喜好书画，喜欢鉴赏和收藏。1930年他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后将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所以有着这方面爱好的张学良时常去琉璃厂逛一逛。
有一天他以重金购得几幅明末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山水画。当张学良兴致勃勃请名家鉴赏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新秀张大千之手的赝品。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长自己3岁。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2年后学有所成回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仍以法号行名。
张大千听到张学良误买了自己临摹之画这件事后非常紧张，他想不到自己的临摹竟能瞒过声名盖世的张学良。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份考究的请柬送到他的面前，张学良邀请他参加大型宴会。
张大千素闻统率三军的张学良性格刚硬处事果断。此次邀请目的何在是福是祸使张大千有些不安。张大千思虑再三决定硬着头皮前往赴约。他原以为张学良会借此机会向他发难，谁知见到张学良后，张学良对他十分客气不但没一丝懊恼，相反向赴会的北平名流和党、政、军要人热情介绍张大千说张大千画技高超摹仿石涛的作品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张大千此次赴宴非但没有受什么责难，反而名声大扬。一般来说文人墨客都是比较“轻官”的，像张大千这样的人更是如此。但张大千对张学良如此宽大的胸襟深为叹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愈深厚。张学良对张大千的画总是挚爱有加，张大千也为结识这样一位身居要职、豪爽侠义的朋友而高兴。虽然张学良军务繁忙，张大千作画无暇，但两人常忙里偷闲一起小坐，长则半小时短则十多分钟。
星转斗移岁月荏苒。1961年3月侨居海外的张大千专程飞回台湾省亲。这本来就是众人关心的新闻，其间又派生出另一个令人轰动的消息：张大千向有关方面提出请尽快批准他探访张学良的请求。
局外人不知晓张学良与张大千以往鲜为人知的交往，所以对张大千这位名冠中外的艺术大师来台后在紧张得连针都难以插入的活动日程中，加上探访张学良这一安排而大为不解。对于张大千这一请求台湾当局并没有为难。因为当局知道，自50年代以来张大千一直侨居巴西潜心研究学问专注绘画艺术，料定两人相见不会涉及政治，所以很快就同意了。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张大千直奔台北北投复兴路70号的张学良府第。闻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早已在门口迎候，两位分别26年的老朋友终于相见了。他们热烈拥抱相互仔细端详都说岁月无情，老了！老了！
入厅落座两人谈笑风生妙语迭出，连坐在一旁的赵四小姐也插不上口。他们提起当年争购《红梅图》的事。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的北平。有一次张大千在古玩店偶然发现一幅《红梅图》，仔细鉴赏后他认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的真迹。他与店主讨价还价最后以300块大洋成交。只是他来时并无购画的准备随身并未带足钱银，无法立刻将钱款交清。
于是，双方商定先把定钱交了，第二日再交钱取画。事也凑巧张大千前脚刚走张学良后脚也来到这个古玩店，他一眼就看中这幅《红梅图》决定买下来。店主回复此画已经被人开价300元定下。张学良一听马上说：“我出500元你卖不卖?”
一下就多赚了200块大洋，店主当然乐不可支。张学良当即让副官交足款项，心满意足地将画带走了。第二天张大千得知情况叫苦不迭可又毫无办法。直到这次相见时谈起这件事，张大千还不无遗憾地说：“那天我要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
张大千赴台省亲结束就要登机回巴西了。张学良偕赵四小姐赶到机场送行。临别时张学良送上一件用红绸子包卷得很精美的礼物。张大千说：“汉卿，可问是何贵物?”张学良微微一笑说：“回府后，打开不迟。”
飞机升空后，无法忍耐的张大千怀着急切的心情打开红绸子一看正是那幅《红梅图》！
张大千见画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后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为了回敬张学良的情意，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伏案画了一幅《腊梅图》请人捎给张学良。张学良收到这幅精品爱不释手，将画挂在书房时时观赏以解想念老友之情。
东床快婿来探望
张学良生有四子一女。除有一子张闾琳为赵四小姐所生外，其余三子一女均系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于凤至所生。在惟一的女儿张闾瑛的记忆中父亲永远是她儿时熟知的那张面孔。在与母亲相伴的日子里她深深感受到母亲对父亲的爱和思念切身体会到父爱的可贵，她常在梦中与父亲相聚。但经过这么多年后她不知父亲到底改变了多少?她何时才能再次依偎在父亲的怀抱?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父亲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没有看到女儿现在的幸福。
对于女婿陶鹏飞而言，虽然衷心仰慕张学良这位泰山大人希望早日与岳父相见，但考虑到张学良的实际处境他也不知这无期的等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似乎苍天着意安排，1959年台湾阳明山会议筹备组，向加州圣旦克兰大学教授陶鹏飞发出邀请函。
陶鹏飞祖籍辽宁凤城曾就读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他在欧洲求学时与张闾瑛结识并于1941年结成伉俪。陶鹏飞学有所成后携妻子定居美国逐渐成为知名教授。因此台湾阳明山会议筹备组自然而然地将陶鹏飞列为邀请的来宾。
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无疑意味着父女、翁婿相见的到来，这对于几十年未见到父亲的女儿，一直未曾相认的女婿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接到邀请函后，张闾瑛夫妇便处在喜悦与紧张的气氛之中。
张闾瑛夫妇一到台湾就向有关方面提出探访父亲张学良的请求。但是尽管是父女关系，当局还是驳回他们的请求。焦急中他们与母亲于凤至通话商议对策，按照母亲提供的线索，他们找到父亲在台湾的旧部和朋友，希望叔伯们暗中联络以促成父女翁婿的见面，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与解除“管束”的父亲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他们夫妇两人真是心急如焚。
眼看阳明山会议行将结束，归期逼近。这份天赐机缘即将擦肩而过，走投无路他们想到了张群，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就在张闾瑛夫妇四处奔走，寻求与父亲相见的途径时，他们哪知道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在苦苦奔波找寻与亲人团聚的机会。
一天，赵四小姐上街买菜无意间看到《自立晚报》上的标题新闻：《张学良之女来台探亲，官方不理不睬》。她急忙买了一份赶回去和张学良细看。看完报纸后两人悲喜交加不知所措，因为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女儿已来到台湾才知道为了相见，张闾瑛夫妇费尽周折，才知道父女相聚竟会是如此的困难！
无奈之下赵四小姐劝张学良给宋美龄写封信希望能提供方便。但信件发出后如同泥牛入海，一丝回音都没有，与张闾瑛夫妇一样张学良不得不向张群求助。
通过张群，张学良与女儿女婿间接地取得了联系。
这些情况都不会逃出蒋介石的掌握，他了解张学良与张群的情谊，更深知张群资深望重倘若此事由他出面来斡旋那是不好回绝的。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主意。当蒋介石得知张群要来找他时便干脆避而不见，躲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受好友托付的张群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当他得知蒋介石的去向后径直赶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蒋介石实在无法回避，便在大厅里接见了他。转动着轮椅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张群，仰首望着蒋介石非常坦诚地说明了来意：“闾瑛夫妇结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可还未曾与张学良见过面。这次他们应邀从美国前来参加阳明山会议，正是父女翁婿难得的相聚机会。请您无论如何成全他们。”
蒋介石知道无法阻拦了，便以一副通情达理的口吻回复说：“汉卿父女相见理所应当嘛。再说对他早已宣布结束'管束’，此事完全不必商讨就可以解决。”就这样，张群完成了朋友的托付，促成了张学良与张闾瑛和陶鹏飞这对父女、翁婿的相见。
8月30日黄昏时分，张闾瑛夫妇终于盼来了与亲人会面的难得时刻。当他们坐在驶向北投复兴路70号的雪佛来娇车上时，夫妇两人激动得心里都在憧憬着相见时的那种场面。随着汽车引擎的关闭，随着轿车车门的打开，亲人相聚的时刻来到了。此时的张闾瑛激动得说不出一个字，站在面前的这位老人与他记忆中父亲的形象相差太远了。
1934年他与父亲在欧洲分手时，与她挥手告别的是一个立志报国、英姿勃发的青年将领。20多年之后被幽禁岁月刻画出的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老人，他的老迈他的满脸沧桑都是做女儿的所不愿看到的，泪水从张闾瑛的眼眶中不断涌落。
而此时张学良的内心也极度不平静，与赵四小姐静立了多时迎来的汽车里走出自己思念良久的一对儿女。这个女儿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天真烂漫偎依在他身边向爸爸撒娇的姑娘，岁月的印痕已把她变成了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和母亲。
泪水交替中，亲人们得以相认。当张学良得知眼前站立的这个知名学者——自己的女婿还是自己昔日的学生时，他的内心更感快慰握住陶鹏飞的手迟迟没有松开。
第二天，台北《联合报》刊登了这次相见的新闻。从报纸的描述不难看出，由于会面时间仅为一小时，而且“经过事先的安排”，所以留给大家的印象不像亲人团聚，倒像被囚禁多年的狱中人第一次获得了探视亲人的机会。难道这就是“自由”的真正内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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