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情的款待
1951 年春，广西剿匪工作基本结束时，陶铸同志代表广西到中南局开会（此时张云逸同志已去广州休养，由陶铸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他回来后对我说：“中央决定，你地方化了！”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留在广西地方工作，并开始做长期干下去的准备。可是，两个月后，中央军委来电报，调我到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这使我感到很突然，但想到朝鲜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那里工作需要，我便很快交代好工作。4 月下旬做剿匪工作基本总结后，便于5 月初离开南宁，踏上北上的行程。后来知道，陶铸同志去中南局开会时，已决定把我调走，但他回来却没有向我直说。
我离开南宁后先乘船到广州看望在那里休养的张云逸同志。张老是早年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斗争行列和介绍我转党的老首长，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得到他不少帮助和指导，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真挚的革命情谊。他在广州见到我后很是高兴，同我一起照相，并抱病带我到文物商店里，选购了象牙笔筒、狮子和象三件礼物送给我作纪念。凑巧，陈漫远同志那时也在广州，于是我们三人合影留念。临别时，张云逸同志对我今后的工作给了一番勉励。
张老是我军著名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征战南北，战功卓著。他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作为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部队分散的艰难困苦中坚持把队伍带到湘赣苏区永新，是非常不容易的，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张老这次来广州休养时，心情不是很好，主要是他对有的人状告广西剿匪的不实之词及其种种作法不满意，加之有些头晕，便向毛主席告假休养，此后，张老就再没有担任行政工作。
1954 年他曾把自己的意见写信给中央，中央很关怀他的身体情况，刘少奇副主席给他回信说：“你对党对革命是完全忠实的，党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的”。又说，中央已决定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
后来，他当了人大常委，虽然没有了行政工作，但也得到一些安慰。1974 年11 月，82 岁高龄的老首长张云逸大将逝世，我甚为悲痛，写诗以悼之：
雷鸣一声妖魔死，半世功勋录青史。
力疲倚马枕寒流，腹空啖蕨如甘旨。
局危奋起挽狂澜，灭敌挺身冒毒矢。
鞠躬尽瘁已长眠，雨露朝朝育桑梓。
5 月中旬，我途经北京时，很想趁此机会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汇报工作和思想。我先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想不到叶子龙同志很快就来电答复说，毛主席叫我当天下午4 时到他的住处去。我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我按时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热情接待了我，并留我一起吃晚饭。我们边吃边谈。他先问广西剿匪的情况。
我说：“广西剿匪开始进度较慢，主要是兵力不足，另外，我们在工作指导上也有缺点错误。主席的电报很及时。叶剑英同志到广西指导工作后，又调去了21 兵团，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广西已胜利完成剿匪任务”。
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
我回答说：“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万吧”。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
毛主席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接着，毛主席又问我去哪里工作。我告诉新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后，毛主席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听了心中愕然。心想：过去正兵团级干部的调动都要报毛主席审批。既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怎么军委主席都不知道呢？这算怎么一回事？！我本想问毛主席一句，但考虑已成事实，便没再说什么。我另转一话题说，广西省委、省政府曾写报告给中央，拟重建“镇南关”，我临离开广西前，已批了两万元人民币，并电请主席题写关名，不知主席意见如何。
毛主席沉思一会说：“'镇南关’是中越边境的历史名关，重建关楼是件好事，至于关名，要考虑考虑，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若再用此关名，越南的同志会高兴吗？”主席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相待，友善和睦，这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旧关名是明清封建统治者为镇压、统治南疆少数民族而命名的，现在再用此关名，确实不利于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不利于南疆各族人民的团结，过去，省委写报告时并没有考虑这一点。说明我们政治水平低。我听后，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并表示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广西的领导同志。后来，广西根据主席的指示，先把“镇南关”改为“睦南关”，后又改为“友谊关”。辞别主席时，他握着我的手，勉励我到新的战斗岗位作出新的成绩来。
冷漠的目光
1951 年5 月下旬，我又回到了历史名城沈阳，这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北军区机关所在地，也是我国抗美援朝的前哨基地，我离别这个城市已有5 年，如今，这里已变为崭新的工业城市。在绿树婆娑的整洁街道上，工厂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匆匆，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儿女，都经这里奔赴朝鲜战场。我到军区上任时，主持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贺晋年和副政委张秀山、周桓等同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次日下午，我去拜访东北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我想，他是熟人，不应有什么拘束。
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到。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像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一抹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3 个字：“你来了！”我想接下来他会向我介绍军区的情况或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一些嘱咐和交代，可他没话了。我耐着性子坐了一会，浑身感到不舒服，便告辞了。
说起来，我和高岗还有一点姻亲关系，我弟媳与他爱人是表姊关系，都是江苏人。他之所以如此冷待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延安时，他想兼八路军留守兵团政委未能如愿，对当时军民关系发生的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想不到事隔10 多年，他仍记恨在心。军区政治部主任原为周桓同志，我到之前，他升任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教、保卫等部，共有干部百余人，苏军上校阿那洛夫担任政治部顾问。我到任后，即投入接待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工作。
当时。国内师以上干部前往朝鲜战场，一般都要经过沈阳，我们都给予热情接待，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吃饭，帮助他们解决生活、衣着等问题，如来自南方的13 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没有带皮大衣，我发现后，叫人连夜缝制一件貉子皮大衣送给他。开始，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有不少指战员只着单衣，在战场上被冻伤。吸取此教训，尽量在出国前帮助他们解决好御寒问题。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我志愿军牺牲人员不断增多。有的烈士遗体运回来，我们便负责接待烈士家属，举行追悼会，安葬烈士遗体等工作。如军长蔡正国烈士，就是我们负责安葬的。
后来，志愿军指战员陆续复员或部队调防，一批批人员经过沈阳，我们的工作更为繁忙，有的伤残战士提出的困难问题较多，我们都给予帮助解决，若不能帮助解决的，便耐心向他们作解释工作，当时，政治部的干部比较年轻，各部、处的主要领导干部，多数是30 出头的人，他们工作热情、主动、肯动脑筋。军区交给我们政治部接待帮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较好。
1951 年12 月1 日，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局向中央反映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军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全军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运动的具体工作由政治部负责，我担任军区“三反”运动办公室主任。
这一运动，对于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清除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蚀，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发动后，一方面动员广大干部检查交代自己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另一方面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总的看，运动是健康的，但在中间集中火力“打老虎”阶段，政治部却发生了一起畏罪自杀事件。在运动中发现政治部秘书长经济上有问题。经过揭发和同志们帮助，他交出了在接收沈阳时私拿的两小盒珠宝首饰。
当同志们继续追查他的问题时，他的思想压力很大。为减轻他的思想压力，帮助他端正态度，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带着爱人和小孩到他家里去看望，肯定他交出珠宝首饰的认识态度，并给予安慰。整个谈话过程都比较轻松，他也很感激组织和领导对他的关心，并送我们出门口。但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他却在家里用驳壳枪自杀了。他自杀的主要责任在自己，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也欠过细。后据分析，他的问题可能牵连到军区个别领导人，他感到问题很复杂，没有勇气向组织说清楚而走上绝路。我当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只做了安定情绪的工作。高岗听到政治部秘书长自杀的消息，以为抓到整我的把柄。
他把政治部的各部部长一个个找去询问：“××是怎样自杀的？为什么莫主任找他谈话的第二天就自杀了？是不是莫主任逼他自杀的？是否要他揭发××？”那些部长都说我在运动中没有搞逼供信，也没有要他专门揭发××。在这件事上高岗没能找到碴口，可后来评级别时他却来了一下。1953 年评级别时，根据我担任过兵团政委，属正兵团级，在军区党委会上，也定我为正兵团级，但报到高岗那里，他却说：“者同志不要骄傲嘛，莫主任评为副兵团级就可以了。”军区党委会定的东西，让高岗一句话给改了。当时，干部部门有种解释，说副司令、副政委是副兵团级，我也只能评副兵团级，不然，不好领导工作。评级要以别人为标准，真是莫名其妙！
对此，我有些想法。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知道后，来电叫我到北京，他和副主任肖华安慰我说：“胸怀要宽宏一点。个人的事情算了！”并邀我去万寿山玩。林彪也和我谈话，给以安慰。我也知道高岗的为人，跟他有多少道理好讲，又是个人的事，算了！当时，高岗在东北集党政军职务于一身，权力很大，但水平却很低。他平时讲话都是别人写好了稿子，他开会念稿，遇到生字就出洋相。
一次，他在军区抗美援朝干部大会上讲话，连稿子上坦克的“坦”字也不认识，念了几次都念不出来，结结巴巴地说：“克⋯⋯克⋯⋯这是什么克？”
旁边的人告诉他是坦克，“呵，坦克⋯⋯”台下人都笑起来了。高岗不爱学习，却常常装出一副学习的样子。他的办公桌子上总摆着一本《联共党史》。
有人进来请示工作时，他就翻上几页，头也不抬，半天不理人，好象学习很认真似的。待他看了几眼后，才抬起头，慢吞吞地说，你们要学习呀，《联共党史》很重要啊！给人一种装蒜的感觉。高岗爱跳舞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在沈阳跳，还经常跑到长春和哈尔滨去跳。不过，他舞姿很笨，舞风也差，舞伴们都很怕他。他一跳起来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10 点多钟才起床。这些事情，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岗的为人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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