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将军
劳山事件
黄 霖
在我当警卫团团长期间，还经历了劳山事件。关于劳山事件，在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曾谈到过。现在就我当时的亲身经历再谈谈这件事吧！
那是1937年5月的一天。
周副主席将去西安同国民党继续谈判改编红军的问题。上一次去西安是1936年12月17日西安事变之时，周副主席作为党的全权代表，到西安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从而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同意了国共实行合作的主张，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国抗日救国，实行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西安事变之后，以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更加仇视我党，他们费尽心机，想谋杀我们党的领袖。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预谋，当时我们也有察觉，但是具体防范措施却做得不很得力，所以给敌人造成劳山事件这样的可乘之机。
那天，副主席上路时，我亲自去了。总参、总政的首长们送副主席到延安城南门汽车站。这里说叫汽车站，却根本没有公共汽车，只有总参用来联系各部队的几辆卡车，供应总部的几辆运输车停放在那里。这几辆卡车实际上也起了公共汽车的作用，常常运送学员、干部、战士，有时也有老百姓。保卫局因为周副主席要启程去西安，几天前就控制了两辆卡车，不准使用。这两辆卡车打扫得干干净净，停放在汽车站内。副主席到汽车站后，登上了车（只用了一辆车），向西安进发。
那次担负护卫工作的有两个班，步枪班11人，手枪班13人。连同周副主席的两个警卫员、张云逸副总长的两个警卫员，以及副主席的随身秘书陈友才同志和司机，一行共32人。副主席坐在驾驶室内，张云逸副总长同全部护卫人员坐在车厢内。
卡车刚走出70里，在甘泉县境内的劳山脚下，就遭到了预先埋伏好的一伙政治土匪的袭击。
这伙土匪是国民党右派何应钦收买的。头子是东北军的一个少将旅级军官。这家伙那天带着200人的武装，有100多支手枪和两个步兵排。这伙土匪，事先探准了副主席去西安的日期，选择了劳山脚下公路转弯处为伏击点。他们在南面通往甘泉方向，埋伏了一排的兵力；在东面公路同劳山衔接的山沟里，埋伏了全部手枪队。他们还侦察到离他们伏击点10里左右的劳山上，有我们警卫团设的一个通信班。于是，预先割断我通信班与甘泉步枪一连联系的电话线。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在岩崖下面还有一条直接通往延安总参的电话线。
副主席的卡车驶到这里时，距车仅20多米的土匪们突然开了火。“哒、哒、哒！”一排枪，司机中弹牺牲，卡车就开不动了。副主席一见，随即一低头，推开车门，伏在车前轮胎下，借车门和轮胎的掩护，进行观察和指挥。
与此同时，车厢内的张云逸副总长，也果断地发出命令：
“陈参谋和手枪班，下车保护副主席，步枪班，同我迎击敌人！”
张副总长见前后左三方都有敌人，而且前方土包后的敌人最近，威胁最大，便一挥手喊道：
“步枪班，跟我上！”
说完，他带着1 1个战士，一个猛冲压了过去。小土包后面的一个排土匪，被这个勇猛的冲击打得扭身就跑。土匪跑着跑着，发觉我军只有十几个人，就壮着胆子卷了过来。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虽然把敌人压了回去，可我们只剩下张副总长和4个战士了。他们依托地形，抵挡了一阵，后来渐渐顶不住了，就边打边退，把敌人吸引到距伏击点18里外的一座大山里。
再说副主席这边。陈友才秘书被第一排子弹打断腿后无法下车，就马上在车上指挥，他命令周副主席的两名警卫员全力护卫副主席，并要副主席迅速撤下公路。陈秘书在这次事件中，是立了特殊功勋的。那天，由于工作需要，陈秘书戴着礼帽，穿着西服，领口系着领带，脚上套着长筒马靴，因此，受到了土匪们的注意。陈秘书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便故意暴露自己，指挥着战士们。这样，土匪们就更认定他是周副主席了。于是，水泼似的子弹射在陈秘书周围。正是在这个空隙，两个警卫员才乘机掩护着副主席撤下公路。这当儿，两个警卫员身负重伤，其中一个牺牲，只剩副主席自己了。
当时，土匪们不仅人多地形好，而且武器精良。我们却只有驳壳短枪，依托着卡车掩蔽还击。不久陈友才同志胸部又中弹，血流如注，但他仍然强忍伤痛伏在车的护板上，指挥战斗，直到最后壮烈牺牲。在现场的手枪班13个人，除了两个重伤昏迷外，都相继牺牲了。
在听到第一声枪响以后，驻守在山上的通信班，就打电话准备向步兵一连报告。结果，电话不通，知道电话线被切断了。于是，他们就通过另一条线路，把情况直接报告了总参。总参一局的参谋阙跃华立即把情况告诉了我。我一听，心头一震，把耳机一丢，捞起床头警卫员的一支手枪，就冲出了团部。
我箭一般地跑到附近的手枪一连的院子里，人未进院，就大声吼叫：
“会骑马的，只带武器不带行李，快跟我跑到白石子街集合！”
当时，一连刚上完政治课，正在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
战士们见我如此紧张惊慌，又用很少有的急切口吻大声发布命令，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便迅速提起枪跟着我冲了出去，飞一般奔到了白石子街上。正好，刘伯承总长接到报告后，亲自命令把当时集中饲养着的、中央首长们的马统统给牵来了。
我也顾不得点人数，就命令抓紧集合。刚刚集合好陆续飞跑来的几十个干部战士正要出发，便看见毛主席急匆匆地走来，向我招了招手，急促地说：“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副主席救回来！”并示意我上马快去。我连忙从饲养连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一匹马的缰绳，翻身上马，扬鞭大喊：“出发！”
我们的队伍在主席、刘总长等中央军委首长焦急不安的目光下飞驰而过。那天，总参派了一局作战科长孙开楚同志和我同行。我这时才发现，原来我骑的是肖劲光同志的一匹高头大马。我狠狠地抽了马两鞭，紧夹双腿，马风驰电掣一般地奔驰起来。当时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一下子飞到周副主席身边。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前面公路上，横着几辆木板车，车上堆着足有一丈高的柴禾。事后才晓得是打柴的老百姓，听到枪声后，丢车逃走时造成的。我正待勒住马头，哪晓得那马“呼”的一声，纵身一跃，飞越了柴车，又狂奔起来。
又跑了一阵，我们就看到前面的土匪了。这时已经没有枪声了，土匪们正在卡车上抄查东西。我见此情境，心里真像是要爆炸似的，怒火直冒啊！当时，我以为副主席已经遭到了不幸，悲痛的泪珠也滚落了下来。
越跑越近了，我勒了下缰绳，马却没有停蹄。我急了，就撒开缰绳，纵身一跳，跃到了公路上，脚未立稳，就向卡车上几个土匪打了三枪，当即撂倒了两个，这突然的打击，把土匪们吓蒙了，便仓皇逃去。这时，我才发现，由于我的马跑得太快，战士们没有跟上，此刻，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一边躲避着，一边又朝敌人打了一梭子，打倒两个土匪。谁知，枪膛里没有子弹了。我正想换弹夹，猛听到右边树林里响了一下。我怕是敌人，忙猫下腰仔细观察。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吗？我看见副主席还健在，心上的石头顿时落了地。周副主席站起身来，向我这里拍了两下手掌，叫我过去。我迅速跑了过去。副主席一见到我，马上问：
“上哪去？”
“来增援的！”我答道。
“来了多少人？”
“100多。”
“他们呢？”
“就来了。”
正在这时，侧面山上飞起了三颗信号弹，这大概是敌人发现我们的增援队伍到了发出的信号。随即山上的敌人又放了一阵子排枪，可子弹也还是无目的打的。我考虑到，副主席能够幸免遭难，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于是，就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没去追击敌人，耐心地蹲下来，守护在周副主席身边。蹲在地上，我突然发现，在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三孔小窑洞。我看了一眼，敌人仍在山上慌乱地奔跑，就大胆地扶着副主席，走到窑洞门边。我先探头向内侦察了一下，见里面空空的，只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婆，我就把副主席扶进了窑洞。
这时，到了七八个战士。我一见，就招呼战士们过来。我对战士们说：
“你3个留下，为副主席放哨，就是牺牲，也要保卫好副主席的安全！你4个跟我去追敌人，非堵住消灭这帮坏蛋不可！”
我提枪要走，副主席走到窑门口说：“古文，先别忙。”副主席又转身问战士道：“来的有干部吗？”
“我是班长。”一个战士立正答着，“指导员和排长马上就到！”
这班长的话未讲完，总参一局作战科孙开楚科长和一连指导员带着十多个人来了。孙开楚见到我们在这里，忙向副主席敬礼。副主席又问：
“队伍来了干部吗？”
指导员上前答了话。副主席见有干部，就叫我们分分工，他对我说：
“黄团长，派几个人去，要想法把云逸找着，无论如何要找着！再派几个人去车上，看看有没有活着的同志，能救的要全力抢救！”
我马上分工。由指导员带人去车上清点人员和东西，由那名班长带人去找张副总长。我考虑到，这时土匪已翻山逃匿了，骑马追歼已没有用了，眼下首要的任务是全力护卫副主席安全返回延安，同时我还担心返回途中会不会再遭到土匪袭击，便同孙开楚科长一起带人护送副主席回了延安。
我们一到城里，中央首长、军委总部的首长，都赶来看望副主席了。我亲眼看到，主席和副主席见面时，心情是很激动的。主席用少有的方式，双手张开，迎向副主席，副主席也伸出双手，两双大手紧紧握着，彼此都郑重地望了好大一阵，才开始谈话。谈到战士们为党和革命壮烈殉难时，副主席擦去了涌出来的泪珠。
后来，我接到清理现场的报告。现场卡车上下的情景，是不堪入目的。战士们殷红的鲜血、遗体和被土匪们戳得稀烂的文件、衣物、箱子……只有两个重伤昏迷的战士幸免，被抬送到了医院抢救，其他的人，心脏都已停止跳动。最惨的要算陈友才秘书的遗体了。陈秘书牺牲前，就已中数弹。土匪来到车上翻东西时又从陈秘书的衣袋里掏走了写有“周恩来”亲笔签字的名片，大概土匪们确信他们杀害周副主席的罪恶目的已得逞，便以更凶残的手段，又用刺刀在陈友才同志的遗体上捅了20多刀。这伙千刀万剐的土匪，也许是没有搜到金钱和其他贵重之物吧，他们气急败坏地用刺刀到处乱戳，仅在驾驶室内，就发现许多刀痕，连朱总司令送给周副主席的一条军用毛毯，也被匪徒们砍了数刀。
那天深夜10点多钟，派出的战士们才在延安西南面的大山里，找到张云逸同志和4个幸存的战士。
劳山事件后的第三天上午，在总参的主持下，我们军委各总部召开了陈友才等同志的追悼大会。副主席亲自参加了大会，他在陈友才同志的灵台前，恭恭敬敬地行了军礼。张云逸副总长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陈友才同志的特殊功劳，也赞扬了牺牲的干部和战士们的勇敢壮烈行为。追悼会后，我们团参加了安葬，把烈士们埋葬在延安城北门外的公墓里。陈友才同志和这次为革命牺牲的干部、战士，是应该载入我们革命的光荣史册的。我觉得，在延安，在劳山脚下，应该树立纪念碑，铭记陈友才等烈士为保护周副主席而英勇献身的不朽功勋。
由于这次血的教训，总参一局大大加强了保密制度和护卫首长的工作。一方面，去西安的首长，改成了乘飞机前往；另一方面，一切保卫工作改为由我们警卫团统一担任。尤其强调了严密控制首长出发和活动的消息。
从那以后，我除了小心谨慎保卫首长们的安全外，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歼灭制造劳山事件的那伙土匪，为陈友才等同志报仇雪恨。可是，由于这伙土匪根本不敢接近我们延安一带，所以，虽然几次受到我们的打击，但一直没能全歼。那个匪首也一直没抓到。然而，天理是难容的呀！一年之后的一天，这个亡命之徒，带着八九个土匪终于撞到了我们手里。那天，他们在一个叫苏垇的村子里，硬逼着我们的一个村长，给他们搞饭吃。村长是个老头，年纪快60了，很有对敌斗争的经验。当发觉这伙人来意不善时，就装作乐于效劳的样子，叫这些土匪坐着吃东西，自己借故出去打酒，到村头我们的一个交通情报站报告了情况。我们接到交通站的报告，立即派了部队，协同村里的赤卫队武装，把这伙土匪歼灭在村长家的窑洞里。打死了那个匪首，了却了我们一年多来的心愿。（本文选自黄霖著《延安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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