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董边，原标题为《忆家英》
田家英（1922年—1966年）
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双流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正文
家英含冤逝世整整15年了。当我翻阅家英青少年时期写的大量文章时,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引起了我对过去年代的回忆。
1938年春，我和家英都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但并不相识。1941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马列学院调了一批干部到政研室工作，其中就有家英和我。于是，我们来往就比较多了。他对人热情诚恳，说话幽默.爱摆龙门阵。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们常在一起学习整风文件，写思想自传，进行自我解剖，这时彼此交谈得很多。他倾诉过童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也叙谈过青少年时代的苦恼和转变。
家英生于1922年1月，世居成都，原名曾正昌。他父亲经营一个小药铺，在家英 3岁时就去世了。母亲是一位聪明贤良的家庭妇女，很喜欢家英，不幸的是当家英9岁时她也去世了。家英父母双亡之后，就由大哥抚养着。大哥对他不好，在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不让他读书了，要他在家里开的药铺当学徒，当时他才13岁。
家英虽然辍学，但是并没有停止学习。他在蚊帐上挂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走遍天下路”，下联是“读尽世上书”，立志自学。他没有多少钱买书，就花几分钱买活页文选，或者借书阅读。他爱好文学，喜欢读历史书、古文、诗词，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和诗。他记忆力过人，那时已能背诵许多古文、诗词和鲁迅的诗文。经过两年多的自学，他在语文、历史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些基础，1936 年秋，考上了成都中学。因为大哥不让他上学，他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依靠卖文为生。从1936到1937两年中，他用田家英等笔名写了很多文章，有小说、散文、随笔、书评、诗，发表在成都《华西日报》副刊和其他刊物上。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家英在青少年时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在西安事变前，他写的文章中，反映了他思想很苦闷，想找到光明之路,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西安事变后，在他写的《去路》、《九月的歌》、《十月夜记》、《纪念”九·一八”》等文章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心燃烧起来了，谁个不爱自己的国家，给敌人以’铁’和’血’的回答”，一扫过去仿徨苦闷的情绪。
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家英积极参加了救亡运动。他在学校读书时，先后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学生救亡联合会。后来又参加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7年春，参加救国会组织的下乡抗日救国宣传队。当时他认识了成都救亡运动的组织者、成都地下党的侯方岳同志。方岳同志介绍家英参加了海燕社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引导他阅社会科学的书籍。这对家英一生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从此，他在党组织的影响教育下，一步一步走上了明确的革命的路。
不久，因为参加救亡活动，家英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和几位主张抗日又爱好文艺的青年一起，先后创办了《极光》、《散文》。《金箭》等文艺刊物。他担任《金箭》的编委。这个刊物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全民抗战”，”民主政治”，”各党派联合结成巩固的抗日阵线”等主张，反对'主和派”，反对”唯武器论”。这个刊物是当时成都文艺刊物中办得较好的一个，但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七·七”事变后，进步青年都向往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11月,不满16岁的家英和赵石英、黄怀清等几位青年，由成都地下党组织介绍，经过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延安。他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曾对我说：“我走上革命道路，一是抗日救亡运动唤醒我的民族责任感；一是接受了地下党的教育，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侯兄（即侯方岳同志）对我的帮助。”
家英同志到延安陕公学习不久，就在 193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思想自传中，讲到为什么要入党的时候，曾这样写道：“我的入党动机是由于我从生活中感到旧社会不合理，认识到知识分子要为祖国有所作为，只有站到党的旗帜下，成为党组织的一分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不是空话，而是他切身的体会。
家英在陕公学习两个月毕业后，就分配在陕公校党委工作。1939年秋，组织上又送他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任研究员，并担任中国现代史助教。当时他只有19岁。
家英在政治研究室也是年龄较小的一个。他勤奋学习，攻读马列主义著作，重视自我改造。记得在整风运动中，组里讨论他的思想自传时，同志们肯定了他的优点，同时也诚恳地批评了他存在骄傲自满和自由主义的毛病。当天晚上他没有吃饭，躺在床上哭了。我下山买了两个烧饼放在他枕头底下，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思想改造是要自觉的，不经过痛苦的思索，不想清楚产生错误的根源，是改不了的。”家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对待工作是这样，对待思想改造也是这样。为了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他积极响应杨家岭党委的号召，利用业余时间，做群众工作，接受教育和锻炼。他到杨家岭理发室上课并做理发员的思想工作。不管刮风下雨，晚饭后总要到理发室和同志们谈心，交朋友。 1944 年，家英被选为模范工作者，出席了杨家岭表彰模范大会。
1942年 12月12日，我和家英结婚了。延安时代的婚姻，是真正摆脱了物质限制和传统习俗的自由婚姻。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向党支部书记写了一个请求结婚的条子，经过同意，就结了婚。
1942年和1943年，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最激烈的年代，大家都很关心苏德战争的形势。我和家英每天5点起床，天麻麻亮，就拿着报纸，带上地图，上山读报，把苏军占领的地方用红笔画上圈，一周分析一次形势。我们每天都要阅读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量报刊，研究形势动态。家英对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独裁、分裂、倒退的反动政策，对反动派在大后方迫害青年、摧残文化，十分气愤。从 1942 年到 1946 年这一段时期里，他写过不少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绝大部分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的，也有的是研究抗战时期工业合作社运动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死的统治，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家英随中央机关撤出了延安，后来到达晋绥根据地，参加了那里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住在一位贫农老大娘家中，大娘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贫雇农身受的苦难，深深地教育了他，他忘不了土改中活生生的场面和人物。 1947年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以后，他写下了长诗《不吞儿》（贫农女儿的名字叫不吞儿）。这是一部反映农民在旧社会的血泪生活的真实故事。它以朴素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浓厚的乡土气息,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曾得到著名诗人萧三同志的称赞。195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印了一个小册子。这是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思想上结出的一个果实。
1948年12月，正当解放大军围攻北平的时候，我从冀东来到平山。很不凑巧，家英去东北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住在东柏坡。一天下午,家英和毛岸英同志突然来到，一见面，岸英向我鞠了一躬，叫了一声“师娘”，我涨红了脸，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从1948年起，家英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让他当岸英的老师，教语文和历史。这天晚上，我搬到家英住处，他拿出几册毛主席著作摘录的剪贴本给我看。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要我做毛主席的秘书，我感到很胆怯，一定要下功夫读毛主席的著作，很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我一面听他说，一面翻看着摘录本。只见用清秀的钢笔字誊写的一段段毛主席著作摘录，按问题分类，整整齐齐地贴在用土纸装订的本子上。这个摘录本，家英是非常喜爱的，一直带在自己身边。解放后，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印成内部读物。
解放初期，从 1949年到1950年，是家英写作较多的两年。这一时期他写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他曾经对我说，解放后，进城了，人们的思想比延安时复杂多了，在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非常重要。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发表在《学习》和《中国青年》上。 1951年《学习》杂志社曾将这些文章编辑出版了《学习〈为人民服务〉》一书。这本小册子曾9次印刷，可见当时人们多么渴望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些文章都是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和人们思想中的问题而写的。过了30多年，虽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文章中所阐明的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自1951年以后，家英集中全力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参加了中央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他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在工作之余，家英很喜欢研究现代史，特别是党史。他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槁》的编委之一，负责主编现代史部分。他还研究清史，几乎把工资的大部分都买了清代学者墨迹。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知识也比较广博。解放初期，在《新中国妇女》上连续发表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话》，就是他阅读研究中国古代史书的一个成果。可惜，由于当时工作太忙，未能完稿。
1955年以后，家英除继续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以外，还先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他经常对我说：”一个人的职位不等于他的办事能力，群众要求的是给他们办事，并不需要你的职位。”他进城以后，职位高了，生活好了，但是，他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和高尚品质始终没有改变。
在建国后的头七年里，他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从心里高兴，干劲十足。不论是 1954 年参加我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还是 1956年参加”八大”文件的起草，都是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任务紧急时，常常通宵不眠，心情十分愉快。但从1959年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得他忧国忧民,思想苦闷。这年春天，他带着工作组，到四川新繁县，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系统调查达半年之久。当时浮夸风严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抱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在庐山会议上，虽然同其他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一道，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在压力面前屈服。
他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采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这一点，凡是熟识的同志都是知道的，也都是称赞的。
1961年到 1962年，正当经济困难时期，家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带领工作组，又先后到浙江、山西、湖南等省，深入调查农村人民公社。他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参加了这个重要文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为改进党在农村的工作，克服经济困难，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三年困难时期，家英常常为国家的境遇和人民的困难忧心忡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感到内疚。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他把这首诗刻在图章上，以表达他对不起群众的心情。
家英忧国忧民，但是他的情绪不是消极的。当时家英负责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的领导工作，他排除种种干扰，不计个人得失，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下边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呼声。当时在一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同志把一些对现实情况不满的群众来信，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转到公安部门。家英为此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在他的主持下，通过来信来访，及时向党中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支持和保护了人民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家英在他革命的一生中，总是把群众利益看得很重，把个人得失放在次要的地位。他很喜欢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这也是他的处世格言之一。他把这两句诗篆刻成章，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
人无完人。家英自然也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胸怀坦荡，勇于承认和改正，而这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家英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却遭到江青、陈伯达之流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早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时，江青就诬陷家英是资产阶级分子，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这不是偶然的。家英同志和江青相处18年，对她的丑史丑行是十分清楚的，对她的态度是避而远之。江青对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家英同志和陈伯达共事25年，对陈的恶劣本质，深有了解，而且作过长期的不妥协的斗争。因此江、陈对他恨入骨髓。在“文化大革命”序幕刚刚拉开，1966年 5月23日,家英就被他们置于死地。家英在含冤离世的前一天晚上对我说：“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他留下的遗言中这样写道：“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历史是公正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家英的冤案彻底平反了。
今天，我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他的战友、他的亲人也正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昂然前行。我想，这是足以告慰家英于地下的。
(原载1981年《人物》第5期)
资料来源：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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