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陕西三原，因其县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自秦汉以来被视为关中“壮县”，但当于右任的祖父由祖籍陕西泾阳迁往三原的时候，三原早已因兵燹与天灾连绵不断而由“壮县”变得贫弱不堪，于家自然也是家境贫寒，于右任出生的时候，父亲于宝文一直在四川谋生，家中只剩下母亲赵氏和同样孤单一人的伯母房氏。
于右任两岁时母亲去世，伯母房氏将他视如己出，含辛茹苦地抚养教育，后经三叔于重臣帮助，幼时即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读。他聪敏好学，熟读经书，11岁便会作诗，并略懂书法。10岁时，于右任的父亲带着第二个妻子刘氏回到三原，为督促于右任学习，其父每天晚上都在灯下与于右任一起研读诗文与经书，加上伯母房氏的谆谆教诲，17岁时，于右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原县学，后又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求学。
1898年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叶尔恺十分欣赏于右任的文章，便着力培养于右任，于右任也因为叶尔恺的重视而名声渐大。后来沈淇泉督学陕西时，面对陕西严重的旱灾，筹集奖学金开设了三原粥厂，于右任被推荐任粥厂厂长，负责救济灾民。不久后，于右任进入西安的陕西中学继续学习。
青少年时期的于右任，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逃到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1903年冬在三原印发。
岂料，三原知县看到诗集后随即报告给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1904年，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当时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于右任的亲友听到消息后，以重金雇人赶往开封给于右任报信。当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清廷缉捕于右任的公文尚未到达开封，于右任的家书便已送到。看到家书后，于右任迅即逃离开封到上海。
于右任到达上海后，化名刘学裕，在马相伯的帮助下，于1904年5月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于右任在该校学习不到一年，尽管时间甚短，但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认为该校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育人有方、独具特色的私立大学，其四大优点为：一曰尚自治，二曰导门径，三曰重演讲，四曰习兵操。然而，这所与当时国立和教会学校迥异、颇具特色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成为了某些教会中阴谋分子的劫夺对象。1905年3月7日，外籍教师仰仗耶稣教会，制造事端，强令取消英语课并改习法文，谎称马相伯“体有微恙”，将其强行送进医院，由耶稣会南从周总揽学院管理权与决策权。
学生闻变后大哗。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7人组成干事会，当众揭露教会的夺权阴谋，又向同学们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于是，凡赞成退学生在一纸签名，不赞成者在另一纸签名，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于是，七人组干事会率领同学们毅然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而集体离校。
七人组干事会原拟商定复学办法，但后来七干事中有的出国深造，有的离沪，有的回家，负实际责任者只剩下于右任和同学叶仲裕。于右任本想要出国学习，但又觉得复校兴学的事情更为重要，于是忍痛牺牲负笈国外的机会，协助马相伯募集资金，创建新校。在于右任的建议下，新校名称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取“复旦”二字，定名为“复旦公学”，表示不忘“震旦”之旧，也暗含恢复中华之意。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先生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并在复旦公学学习法文。
学校创办伊始，工作繁忙，使得于右任无暇考虑其他的事情，等学校工作步入正轨后，于右任才静下心来为将来做打算。他当初来沪的目的是想结交一些反清志士，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非在学校埋头苦读。于是，于右任一有空便坐小火车离开吴淞前往上海，一则与一些革命志士交往，二则可以探听到一些新的消息。
1906年，于右任怀着想要办一份报纸的愿望，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在这里，他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任命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担当中国中部的革命重任，在上海相机而动。自此，于右任开始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回国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该报一出，世人即谓之“炸弹”。
从1907年至1912年，于右任先后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理职务后，于右任也卸去交通部次长一职，回到《民立报》，致力于办报。
不久宋教仁被刺，袁世凯阴谋家的面目也暴露出来，于右任对袁世凯口诛笔伐，可袁世凯变本加厉，于4月26日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个协定的签订，未经过法定手续，袁世凯利用大量借款，准备扩充军队，对国民党用兵，镇压革命。
《民立报》率先转发了英国路透社的电报，揭露了大借款的内幕，一时舆论哗然。6月，袁世凯下令将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革命党人。7月，孙中山领导的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爆发，但不到两个月便宣告失败，于右任的《民立报》被查封。该报一共发行了1036号，办报时间将近3年，是于右任所办的4份报纸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而于右任也结束了自己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与此同时，袁世凯以北京总检察厅的名义通缉孙中山及“二次革命”的重要分子，于右任也在被通缉者之列，只好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在日本流亡半年后，于右任悄然回到上海，此时袁世凯已经废除《临时约法》，正千方百计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许于右任重操报人职业，于是，于右任筹办起民立图书公司，一方面作为反袁活动的掩护机构，一方面也可以为文化事业做些贡献。
文人总司令
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阀势力仍在左右北京政局，为推翻北洋军阀，于右任认为宜从北方着手，突破北洋军阀势力的核心，然后南北夹击，以响应西南讨逆义师，并以此向孙中山提出建议。孙中山经慎重考虑对这一设想表示赞许，于右任于是主动请缨，由北京经洛阳入西安，秘密联络革命志士、民党领袖，筹商举义大事，以图与西南的讨逆军呼应共同讨逆。于右任此次陕西之行，结识了许多民军领袖人物，为日后靖国军在陕西支撑4年多奠定了基础。
在护法战争期间，陕西靖国军起义，邀请于右任返陕做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此前奉孙中山之命返回陕西开展活动，就是希望能在陕西发动革命，如今陕西靖国军起，大家邀他返陕领导，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事。于右任请示孙中山之后，于1918年初由上海乘轮启程，从汉口经郑州转洛阳进入陕西。为避开有敌军把守的潼关，于右任化装成传教士由陕县渡过黄河，整整走了20天，才到达三原的靖国军总部。
怎样才能把这支松散、意见分歧的队伍组织起来，使他们互相消除猜忌，增加凝聚力，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这是于右任基于陕西靖国军现状首先考虑的问题。尽管靖国军内各路队伍上上下下均听命于于右任，但于右任自知自己作为一个文人，带兵打仗并非自己的特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总司令部。他首先请曾在辛亥革命中任炮兵排长并作为民军的先锋首先进入西安的张钫出任副总司令。张钫于与1914年出任过陕南镇守使，在陕西颇有威望。于右任又请骁勇善战的胡景翼为作战总指挥。为了减少矛盾和摩擦，各路民军仍按原建制编制。为便于指挥，将3万余大军编为六路，每路设司令一人，路下为支队，支队以下为团、营、连、排。
2个多月后，这支原本庞杂而又互不服气的部队被组织起来。于右任作为一介书生，不仅能领导、指挥这些能久历戎行的名将，而且能厘定战略，早在就任靖国军总司令之前，便向孙中山提呈过“革命非自北方着手，无以突破北洋军阀之阵营”的战略，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后，又制定了“会合陕西各路民军、义军，略定西北、抚鄂之背”的战略计划。在战争过程中，屡次制定战守方略，而且战事紧张时还亲赴前线督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段祺瑞引咎辞职，直奉两系入主北京。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气焰顿敛，而直奉两系在北京明争暗斗，无暇顾及陕西事宜，陕西境内暂时停止了战火，靖国军得以休整。于右任利用这段时间，在家乡致力于教育与政府设施的建设。此间，建立了多所男女学校，如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学校等。吸引了大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进步学生来到三原，这些学生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反过来促进了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于右任还选派优秀学生外出学习军事，其中保送到黄埔军校一、二、三、四期学习的就有8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高级将领。孙中山特为此事来信嘉勉：“顷接手书，知近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所望。”
于右任还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延请其同学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工程师，开始了径惠渠的勘察和筹建工作。虽因经费紧张使这一水利工程断断续续，直到10年以后才竣工放水，但此工程为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数十万亩农田带来灌溉之利，于右任功不可没，李仪祉也被赞为“关中灶神”。
陕西战火停止没多久，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洛阳设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正职曹锟驻北京），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直军首先拿近在肘腋的皖系陈树藩开刀，陈树藩被赶出陕西后，其枪口直指靖国军。由于直军实力远在靖国军之上，又新胜陈树藩，士气大增，对靖国军构成严重威胁，也是靖国军中一些将领产生了畏敌心理，恰在此时，直军派人到靖国军说项，愿收编靖国军胡景翼所部，改编成一个师，任胡景翼为师长，胡以下将领依次各有提升。同时，北洋军阀政府拟聘于右任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月薪1000，颁发一等文虎勋章一枚，以示尊崇。于右任言辞回绝，坚辞不就。而对于接受入陕直军改编，于右任却不发一言。因连年征战，靖国军已疲惫不堪，加之粮草匮乏，各部将领均希图自谋出路，改善自身处境。在此情况下，于右任自然不便多说。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等主要将领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名义，接受直军改编，并推举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委员会会长。右任本人既拒绝北洋政府的任命，岂会接受直军的改编而担任什么会长。于右任离开靖国军总司令办事处，在杨虎城的帮助下，于1922年重新建立了靖国军司令部。但由于直军力量强大，靖国军寡不敌众，又缺粮少弹，终于1922年5月最后解体。
陕西靖国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作为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之一的军事组织，靖国军历时4年，以一隅之地，抗北洋军阀八省之众，苦战经年，独撑危局，这对于从未统率过军队的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于右任在指挥征战之余，还努力撙节军费，兴办学校，造就人才，兴修水利，造福桑梓，赢得渭北人民对他的感念。
做了监察院长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人为了敛财，打着“提倡新文化”的幌子，罗列了几个名人竖起校牌，然后就招生授课了。但由于设备简陋，教师不称职，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校长，商议聘请一位德高望重学者或名人担任校长。
于右任因在“双十节”发表的一篇救国必先从教育着手的文章，成为该校学生延请的对象。学生代表通过在《民国日报》工作的邵力子找到于右任，陈述东南有办一个最高革命学府的必要，以及现在若不出来挽救，全校160名学生将面临失学。于右任接受邀请，决定同邵力子一起挑起这副担子，并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
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正式成立。就这样，于右任在卸下靖国军总司令职位不到5个月，又当上了新创办的上海大学校长。
上任伊始，于右任就确定办学宗旨：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学校草创，百端待举，于右任决定与共产党联手，把上海大学办成东南地区最高学府，革命人才的摇篮。1923年春，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来到上海，于右任立即面晤恳谈办学事宜。李大钊从革命实际出发，指出上海大学应当培养革命急需的人才，主张创设社会学系，并推荐共产党员邓中夏出任校总务长，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接下来，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校任职任教。上海大学顿时面貌一新。学校原来只有文学、美术两科和一个普通班，至此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首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学系。不到两年时间，上海大学就崭露头角，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把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并提，可见这座“东方红色大学”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右任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于右任被派往上海，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于右任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拒绝了西山会议派和段祺瑞的邀请，坚定不移地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右任任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北方政局又发生变化，国民军在河北、山东相继失利，冯玉祥部退向察哈尔。为缓和直奉军的攻势，冯玉祥宣告下野，后只身去了莫斯科。李大钊见形势对国民革命不利，便请于右任前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于右任当时是奉军重点通缉的同国民军有关系的两大要员之一（另一人为徐谦），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了完成李大钊交给的任务，他费尽周折才逃出北京来到天津，又搭乘一艘苏联轮船经日本赴海参崴再至莫斯科。
在莫斯科，于右任与冯玉祥会谈之后，冯玉祥接受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意见。当时西安已被投靠直奉的“镇嵩军”围困近8个月，冯玉祥和于右任回国后，即成立了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任副总司令。随后，国民联军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西，与“镇嵩军”展开激战。11月下旬西安之围被解，于右任以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
但是不久，于右任和冯玉祥有了芥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当时汪精卫真实面目尚未暴露，仍与共产党合作，而于右任在陕西处境困难，于是出走武汉。但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发生了宁汉合流、分共清党，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于右任对此大惑不解。在诸事不顺的情况下，于右任前往苏州、常熟游玩去了。
宁汉合流以后，1928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前，内定于右任为主席团成员，但于右任提出的“中委”备选名单，却被陈果夫等人全盘否定，于右任对此十分愤怒，遂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并在大会结束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同年，于右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主管财务审核。
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能担任此职，除了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并被认为适于做监察工作外，还因为蒋介石的倚重。蒋、于原本没什么渊源，只因于右任与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的顶头上司陈英士交谊颇深，而得到蒋介石的尊重。此外，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率部入陕，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的瓦解，助蒋氏取得大战的胜利。加上当时各院院长多为南方籍，于右任为西北人士，且未自立派系，不会成为蒋氏的反对派，所以蒋氏十分乐于支持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
于右任任监察院长后，主要精力用于遴选监察委员、划分各个监察区、制定监察制度，以及清理监察积案等工作。
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所定的监察院的职权，仅列举弹劾、审计两项，并无细则，究竟怎样行使这个职权？经过多次讨论，于右任于3月1日拟定大纲：一、划分监察区，分派监察使进行视察；二、派员分赴各公署及其他公立机关调查案卷册籍；三、公布人民控诉手续细则以及审计工作等。
在遴选监察委员这一工作上，于右任的原则是：用人唯才。故此，他所挑选的很多监察委员都与他渊源不深。在网罗学识、品德、才能俱佳的人才的同时，还要顾及在各个地区的分布。
4月16日，监察院弹劾了四川綦江县县长吴国义违法滥刑、江苏灌云县县长胡剑锋违法吞款贪赃，并将他们交行政院撤职查办。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于右任这第一把火就弹劾了两名鱼肉人民的县长，此举引起各界哗然，舆论界对其有褒有贬毁誉参半。有说于右任此举对于今后吏治之整饬关系甚大；有说监察院不打老虎，养虎遗患，后害无穷。于右任发表谈话说：“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它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
于右任此话为内心真实所想，但纵观其33年之久的“监察院长”生涯，虽然确实打过几次老虎，但每次都是碰壁后无功而返。1933年于右任弹劾铁道部长顾梦余在向外国采购铁道器材时丧失主权贪污舞弊的行为，就因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反对，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回到陕西家乡。监察院全体委员为表示与于右任同进退，宣布集体辞职。然而即便如此，顾梦余仍没有受到惩戒，于右任无奈发出了“为民鸣不平之难矣”的感叹。
此后，于右任着手建立监察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6个监察区，每一区派一监察使巡回视察，他们拥有三种权力：一、到官署及公立机关的调查权；二、对违法官员通知其上级紧急处置权；三、接受人民检举官员违法失职的报告权。于右任极其钦慕我国古代所谓“绣衣持斧之使者就道”的古风，想把监察使也变成既能了解各地情况，又能行使弹劾权的“钦差大臣”。可是在蒋介石独断专行的局面下，于右任的这一套监察制度，注定只能是空想。
1936年，国民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向人民许愿，说很快就要实行“宪政”。于右任对国民党的这种恩赐“宪政”颇不以为然，他在中央党部的大会上说：“想教国民进入宪政，当然要政府先入宪政，想教政府入宪政，当然党人先入宪政。”
1937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改变工农政府和红军名称；在根据地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四项保证”，以便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但是对于这一消息，国民党严密封锁，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也未可知。杨虎城让于右任去苏联时的翻译马文彦，通过于右任把这份“声明”在南京传播出去。马文彦到南京后，把这份“声明”交给了于右任，于右任看后连连称好，他在这份“声明”的背后刷了些糨糊，贴在地上粘上土屑，然后揭起晾干，再请一些国民党元老到于公馆来看，说这是一个陕西商人路过某地揭下来送给他的，元老们看后都称好。翌日适逢国民党中央党部循例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的日子，以反共著称的西山会议派代表张继自告奋勇地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份声明。就这样，共产党的这个声明在南京快速传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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