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既失败，“改组派”在粤亦一事无成，南京因此得倾全力以收拾北方瘫痪之局，于是，阎锡山首当其冲。
彼其取巧奸诈之术既穷，骑墙“放虎”之举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运动，极力拉拢国民党各派各系，谋大团结以与中央对抗，务成旗鼓相当的新局面。
一时间，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晋祠之间，冠盖云集，各方使者络绎不绝。凡历年以来，全国全党之不满于中央者，非亲自命驾北上，则纷纷派代表来与阎氏接洽，如“改组派”之汪兆铭、陈公博，与“西山会议派”之邹鲁，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当时寓晋之上宾也。
当时，败退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等亦遥为响应，派代表北上参加。阎居然成为全国军政主动的中心人物——“盟主”，执反动派之牛耳，而我则退居被动的配角而已。
但是，我的潜力具在，陕、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阎与我虽仍不无芥蒂于心，至3月间，宋哲元、孙良诚向我痛恨被阎出卖，至欲挥戈渡河攻晋，我以为，时过境迁，此刻，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甘愿合作奋斗以图共存。此则各派、各系、各军大有联合共进之趋势也。
我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保存及整理尚在陕、甘的旧部，自退兵后，宋哲元、孙良诚等，虽彼此谅解前此之误会，尽释前嫌，再事团结，共赴患难，然全军竟如群龙无首，领导乏人。
其时，西北军之“五虎上将”，张之江与李鸣钟已退役，鹿钟麟蛰居天津，惟宋哲元、刘郁芬二氏尚在军中，但其资望才干不足以掌帅印。
他如蒋鸿遇早已物故，刘骥殊非统帅之才，以下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佟麟阁等分属后辈，更无统帅资格了。
我决定以鹿代统全军，鹿奉密令后，乃假装勤务兵，随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车由天津至大同，复转乘汽车往谒我。俟某人下车后，我即向他面授机宜毕，不动声息，乘原车南开，过河直抵潼关。
至则实行主持全军，着实整理，宋、刘等拱手相让，惟命是听。不移时，原日“国民军”之雄姿威势，再次恢复，士气提高，静待后命矣。
在晋方，军事政治运动既酝酿成熟，阎乃于1930年2月10日，发出通电，反对武力统一全国之政策而请蒋主席下野，随而南京与晋方屡屡互发函电作文字之战。
2月21日，汪兆铭（上年12月已被中央党部开除党籍），亦出名通电，攻击南京。28日，阎迎蛰居建安村之我入太原。3月，阎先取行动，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机关，缴中央各军军械，封闭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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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晋军与冯军各将领联合通电，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我、李宗仁、张学良副之。孙良诚、吉鸿昌等随即挥军东出，直指开封。
4月1日，阎、我和李就任联军总司令之职，惟张学良无表示，晋军开入山东，我军则仍在河南，双管齐下，分路作战。五日，南京下令讨伐，纷纷调兵应付，但前线初仍取守势，其后乃交战。于是所谓“中原大战”爆发。
其时，北方的军事组织及计划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桂攻湘、鄂；我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攻豫；阎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挥兵攻鲁；石友三（前曾一度与唐生智反中央，失败后北退）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豫攻鲁。
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等联同留桂之粤军张发奎部，倾全省之兵，由李亲自统率，冒险北上，与北方相呼应，并自求生路。他们计划：经湘入鄂，与我军会师中原。
倘此南北军事计划得实现，则南京危矣，讵料李军北进，前锋已过岳州入鄂境，而粤方忽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占领湘南衡阳，切断李军后方之联络补充线。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归以应付危局。于是，会师中原计划失败，影响“中原大战”全局之胜负不少。
延至7月中，“扩大会议”在北平开会。8月下旬，各派共同组织“国民政府”，拥阎为主席。
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阎就主席职，此时我则赴豫亲自指挥战事矣。主席登坛后，忽有南京飞机翱翔空际，向清故宫三海投下炸弹，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怀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阎主席”的好梦，未几，他即急急离平回晋。
七、八月间，鲁、豫两战场均有剧战。三方各集中精锐作殊死战，故伤亡甚多。至八月初，晋军一败涂地，山东尽失，不堪再战。中央军于是得倾陆军、空军全力集中豫省以对付我军，其总攻郑州者为陈铭枢之第四军，最为得力。
当时，中央军蒋介石之总部设在开封东兰封车站，离站不远为飞机场，航空司令为张惠长。一夜，我军骑兵千人袭击机场，毁去所停之机。张急匿避，始得幸免。
骑兵得手后，转驰往兰封猛攻车站。时，站上防守虚空，总司令部只得卫兵百人而已，蒋介石驻列车上，势极危险，仍镇静处之。
平常军队，凡遇夜袭者，多不还火，免露虚实，但是时侍于总部内之高级参谋陈调元，却主张还火，以免坐以待毙。此兵法虚虚实实之妙算也。
乃下令全部卫兵分布车站，密密射击。攻军皆骑兵，果以为车站有大部军力，防备周密，否则不至还火；又在夜间不便大举进攻，即行退却。总部遂获安全。
然而，此次“中原大战”之胜负，不决于疆场，却决于政坛上外交手腕之间。方豫省大战时，中央代表吴铁城等在沈阳与张学良磋商合作事。吴挈其擅长交际、善于辞令之爱妾及大量金钱与俱。二人施用阔绰的、机巧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奉军“少帅”张学良夫妇与高级文武干部间，大奏奇效。
闻有一次，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私对其妾作戏言：“您俩胆敢来这里作说客；假使我将吴铁城枪毙了，又怎么样？”她因面不改容、从容镇静地含笑答道：“少帅，别跟我开玩笑！像少帅这样英雄人物，哪会干出这卑鄙狠毒的事呢！”张听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说得妙！来！干一杯！”
另一日，吴大摆山珍海错最贵最盛的筵席，遍请张总司令高级人员与军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间，恭敬招待。堂前设了十几桌麻将，请各人就席娱乐一下。每人面前抽屉内各置钞票大洋二万元，输赢不计，胜者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所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与他都成为朋友了。
同时，阎和我二人亦派代表薛笃弼与贾景德两个“老实头”到沈阳极力运动。无如囊悭术钝，与吴比较，在在相形见绌，居于下风（即送礼三千元也要去电请示汇款方济）。双方均予张学良以特高位置、优异条件，拉其加入阵线。
一直以来，张学良站在中立立场，无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时形势论，奉军势力充实，地利得宜，在北方实居举足轻重之地位，吴氏来后，不久即获得好感。其间尤有决定性作用者，则张对南京虽仍有不惬意之处，然对我却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绝对不能与其携手合作者。
其实，早于1929年5月间，张已与奉军将领有公开反对我的政策之表示。至是年，更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主张国家问题，当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决之，是无异正式加入中央阵线之表示也。
发电未几，随即派大军入关。晋军无能抵抗，遂由其连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阎见大势已去，于奉军开到之前，通电辞职，复由北平退回太原。
9月22日，北平晋军撤退。前二年，晋军以“国民政府”名义克复旧都，今则奉军亦以“国民政府”名义入据焉。“扩大会议”及其所组织之“国民政府”自然瓦解。各员与中央协议，汪出国，阎赴大连，而我则居山西。
至于豫方军事之结束，亦不决于疆场上之战争，而决于我的麾下另一部之叛变。
一日，我在总部忽接在前线作战之军长吉鸿昌电话，说：“总司令，对不住，我走了。”原来，南京知道我的旧部李鸣钟与吉感情素洽，乃着其往豫运动吉来归，果然马到成功。
其时，李对我的确怀有怨望，已脱离我军，张之江虽亦离军，但未致叛我。而吉之叛变则因全军为金钱所收买，而且梁冠英、张印湘等部亦随焉，前线全军尽丧。
当下，我怒掷电话听筒，气愤之极，恍如昔年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变剧之重演，全线崩溃在即，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以挽回大局矣。
于是，悬崖勒马，即由郑州渡河，挈少数卫队，由新乡经焦作西行复入山西，郑州遂为陈铭枢攻下。我军则尽退陕西、山西，战事遂告结束。
此次“中原大战”，实为历来内战之最剧烈者，犹甚于前年豫东与奉鲁军作战之役。
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如冯轶裴军，及十九路军陈铭枢等部，皆参与。阎、冯两方亦尽以所余留之精兵出战。双方纪律均优，斗志均旺，屡作殊死战，以故伤亡皆极惨重，两败俱伤，不特四个集团军一一瓦解，而南京实力也亦减缩。
我入晋时，有驻豫北之孙连仲、张维玺等部犹欲追随，我转令其投归中央，嘱其以后务须服从南京的命令，为国效劳。孙等唯唯诺诺，遵令而退。其后，果然向中央报告：“奉冯总司令命前来投顺。”蒋介石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编之，以后孙则矢忠中央，服从命令，始终不渝，方可纪也。其他诸部亦有受中央改编者，不过战余几部不到十万人而已，精锐尽失矣。
我在入晋深山野岭之途间，忽有强徒拦路剪径，当下，我大喝一声，随从卫士齐放手提机枪，小贼当场倒毙，我乃继续行程，既抵太原，阎如前优待之。
其陕、豫余郡宋哲元、刘汝明、过之纲等约四万人相率入晋，均由商震奉阎令善为安置，担负一切给养。其后，中央改编驻晋冯部为廿九军，分两个师，以宋哲元、刘汝明为正副军长，冯治安、张自忠（由河南入晋）分任师长，由中央发饷。后来增编一师，以刘汝明任师长。此军在运城、阳原等处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应付日军之侵略，成为国家之干城焉。
我复在山西寄居于汾阳（在太原西南），韬光养晦，生活安静。时或致力于本地教育工作之促进，及他项为社会、为民众之服务。
大部分的清闲时间则消磨于读书、写字、著作、绘画，尤喜欢作白话诗，吟咏内容类皆描写平民疾苦，痛贬恶风败俗，暴露贪官污吏，提倡俭朴生活，反对虚伪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彻底主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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