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韩复榘既遵令率全部自开封撤至豫西陕州，即孑身赴华阴谒见我。
他未了解此次军事大行动之作用，但感到全军尽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奚能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西北饥寒贫困之环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无人愿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着。
如为政治新环境所迫，则人人皆甘愿拼命再干，上前打出生路，有进无退，死里求生。从前，是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尽诸般苦，如今断不能再试了。
于是，他即以进攻之计献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汉，请缨自将十万兵沿平汉铁路南下，并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则受死刑；
另外，他主张以孙良诚将十万人，沿津浦铁路直攻浦口、南京；复以石友三统十万精锐之师分驻郑州至徐州陇海铁路一带，为孙、韩东西两路之总预备队；
最后，则留宋哲元、刘郁芬之后方大军在豫、陕，严行监视阎锡山；如此，必获全部胜利。
我听了睁目咋舌，以为冒险性太大，自有成竹在胸，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奇计，不从之，犹且疾言厉色，严令其顾念团体，服从命令。
韩不服气，反问：“前者由苏俄回五原之时，经南口新败之余，绥远、甘肃只剩下残部数万人，而且装备不全，军实不足，何以当时肯冒险死拚，勇猛前进，卒成大功？而今则拥兵数十万，十倍于昔，枪炮军械，均全国无匹，何以却不进攻而退守？”
我答：“从前我是个穷光蛋，只剩些少本钱，故不得不孤注一掷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赢了许多本钱，不能不慎重将事，稳健进行，岂能再作倾囊的赌博？只有实行计策万全、万分稳健之军略而已。”
韩无话可说，甚至欲驻兵平汉路郑州以西，由洛阳至南阳一带而不再入陕西也不许，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怅然返陕州。
实际上，我军挨了多年无衣、无食、无饷，而常须苦战的生活，自然对陕、甘旧地，望而生畏。况自打出中原之后，与南军比肩作战，眼见其人人丰衣足食、囊有余饷，不禁相形见绌，曷胜羡慕？
我本人亦尝言南北待遇不平，并举例来说，下雨时南方将领有雨衣，而北军则只撑破伞是也。处此新环境下，兵将心理多已起变化，不能像从前之吃苦耐劳了。
冯氏不了解此真正的“军心”，仍以旧方法应付新环境，虽云稳健，究行不通，此其失败之真因要因也。
苟韩事前曾受贿赂，则何以先则遵令西撤？及退至陕州、华阴，旋即叛变，更无与中央接洽之时间与机会矣。惟其与石、马归顺中央后，各受重赏则诚有可能。
是夜，韩在陕州，即矫令开车，尽将原带来之全军出发东向，部将与他军犹以为奉令开动出战也。此时，我闻讯知其叛去，急电令孙良诚以全力追击。
孙最忠于冯氏，且素鄙韩从前之降晋，急遵令乘火车后追。会庞炳勋由郑州西撤至巩县，亦奉令拦截韩之去路，于是与孙部东西夹攻之。韩之列车不能开动，亦不及准备应战，全军乃溃逃。孙即收纳其残部并得获军械不少。
韩复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韩于匆匆间仅带得数千人南入嵩山，迂回而返开封，仍行使省主席职权而输诚中央，并加紧招募新兵，以恢复实力。当其过郑州时，还发出了通电。
当时，石友三全军尚在豫南之南阳，奉我的命令退至郑州，而马鸿逵亦由鲁西退豫，韩约二人一致行动，石、马允焉。于是，骤失去不下十万人，约占全军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战大败损失尤重。
原来，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等三部实为二集团军最精锐之师；战时，孙常任前敌，逢攻必克，夙有“铁军”之称。韩、石二部则为全军最剽悍、最骁勇善战之师，常留在后方作预备队。
一遇前线各方有困难，我即指挥这两个犀利无匹的铁锥向前敌凶猛冲击，几战无不胜者。惟马鸿逵则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强，且其父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对于我来说，损失不大。
这回与韩、石二人相将叛去，是我练兵成军以来之第一次大厄，不独精锐丧失，而且，全军第一次发生分化，团体破裂，纪律尽隳，军心摇动，影响全军前途之重大诚不可以言喻，而我一生事业之大崩溃亦肇端于此。
一日清早，天犹未破晓，我挈数卫兵，乘汽车离华阴，至潼关风陵渡口，渡河赴晋，留下命令，全部军事交宋哲元主持。
当时，宋哲元、刘郁芬尚未起床，闻讯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迨赶至渡口，则已过河抵达山西，阎款待之于太原北晋祠小村，遂在此暂作寓公。
当韩变后，我与阎来往函电，有相约下野、携手出国旅行之举，盖大势已去，兵不罢而自罢了。
7月初，中央与我已达到协议和平解决：中央进攻之行动停止，允拨所欠军费，先发三百万元，另给我出国旅费廿万元；
二集团军余部仍旧转归鹿钟麟统率；陕、甘、宁、青四省主席仍旧不动，惟冯则白白失掉鲁、豫两省（察、绥早已放弃）及十万精锐之师耳。
7月5日，中央取消通缉令。8月间，鹿钟麟、唐悦良均到京复职，薛笃弼且膺任卫生部长。昙花一现之“护党救国运动”，似烟消云散，告结束矣。
是役，我本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原则，结果则因内部叛变，却不战而屈了自己。
我寄居晋祠，行动自由，并非囚禁，但亦不外出，阎待之不薄，并自有无线电台可与外方联络通消息，手下仍有多少随从人，太原还设有办事处。
于此，我闭门思过（用兵错误欤），韬光养晦，且努力自修求学，拚命读书、写字，且习丹青，态度于消极中至为积极。
简又文于华阴北归时，来到晋祠谒我，我左手持《陆宣公奏议》，右手持梁启超一本学术讲演集，寒暄完毕，我问他这两本书如何？
他当下毫不客气地用“教授”辞语和态度，指出我虽然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而求学不得正当方法，不循正当轨道，将上下千余年两家的著作同时并读，纵是读书万卷，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甚为惊愕，问他要用什么方法、循什么轨道才是正当的和有益的，他说科学的求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统，并须有专门学者名师指导，方得实益。
他又补上一句，以我的好学苦心，加以个人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的种种经验，配合中国的经书，如得有教授指导研究专门书籍，凡习一科，有如初学英文一般，必从ABC开首循序而进，由浅入深，则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学里三四年的课程。
我恍然觉悟，对他说：这是头一次有大学教授指导他求学的方法，完全接受，十分感谢。
次日，我即去电北平，采购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大学教科书。未几，专聘某某学者前去授课。
然而，我的雄心未尝稍息，只是静以待动，不断地与各方接洽通电以图再次大举，更时与阎酌商大计。
秋间，又发生一次大军事行动，其时，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公开与南京破裂。9月17日，张发奎举兵于南方，进图广州，南京急调兵对付，我即乘机发动。
先于10月10日，由“国民军”将领27人联名通电，推戴冯、阎二人领导全军反抗南京，南京于是再下明令进攻。下半月，河南发生剧烈战事，不在陇海铁路线，而却在洛阳之东方及南方一半圆形中。
当中央军战事不大顺利之际，蒋介石曾亲赴前线督师，正在两军相持未分胜负的僵局中，战场忽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11月下旬，“国民军”全部退师，再西入陕境，双方军事行动，遂告结束。
此次我之异举，完全是上了阎锡山的大当，缘其自上次“护党救国”之役失败，退引山西之后，虽屡与阎酌商大计，阎只虚与委蛇，依违两可，久无效果。
盖阎当时处境自有困难，其本心对于南京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满，亦久遭疑忌。一向赖有我军在鲁、豫居中缓冲，故尚不至直接受到南京之裁制与冲击。但倘我军一旦消灭，则彼将无力抵抗，复无援助，成为孤军独当其冲，其亡当可立待。
一俟迫不得已，时机成熟之际，即实行放虎出笼，使其出面出手打击南京，而自居幕后耍手段操纵一切。会九月中“改组派”在粤称兵，中央忙于应付，这正是北方响应同时夹攻之无上机会，于是乘时策动，乃有此役之发生。
1929年9月17日，正是农历中秋之夜，阎忽访我，相与长谈，大骂中央之不是，极力怂恿其兴兵再举，自愿衷诚合作，负责一切供应。
我上次之不南向进攻，多因顾虑阎之牵制后方，今骤闻此坚决的具体的表示，正中其怀，真是梦寐以求，以为畴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时卒成功了，大计既定，继又商及举兵之军号问题。
是时，汪兆铭“改组派”向主张用“护党救国军”名号。但两人意见则以为这只是一派一系少数人所主张，而彼两人则惟以集合全党全国人物以从事救国救民大业为目的，并无左右新旧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赞成用之。
我乃提议用“保民军”。阎以为亦未尽善，乃谓吾人既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用“国民军”名号可也。况且昔年“国民军”之传统名号，声威犹在，号召有力；此次毋须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复旧名可矣。冯氏素重实轻名，又即允焉。因一时不察，遂中了阎的计谋。
当下，我立令石敬亭回陕，详授宋、刘等机宜，克期举事，乃先有10月10日联名通电之“哀的美敦书”发出，并在陕、豫各处张贴布告均有“总司令阎”“副总司令冯”（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样，事实上，两人已就职矣。
预定计划：“国民军”出重兵分路取郑州、南阳。一俟两城攻下，阎、冯二人即联袂至北平，组织新政府。同时，豫、鲁、鄂、湘、赣、苏、皖、粤、桂、蜀、宁、奉各处早有协议之军政领袖即行响应。
殊不知，阎摆下这条计策，使我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则实收渔人之利。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动冯氏兴兵，给予接济，假其手以打击中央。
同时，他却以“国民军”之军事机密时向中央报告，以故“国民军”在豫作战为难，终归失败，我乃知悉内幕，愤恨至极，但又无法向全国全世界申诉。
至于是役失败之原因，则不在军事战败，而却在内部不和，再次分裂，此亦有类于前役之变者。
当战事展开时，中央军紧守陇海路前线而取攻势，但另派徐源泉（原属鲁直军，北伐时战败投降者）等军在左翼猛攻洛阳东南之禹州、登封等县。
时，宋哲元任“国民军”总司令，坐镇洛阳，指挥战事，而南路前线则由孙良诚在登封力战。据说，前在西北军任参谋长之曹浩森，是时已在中央军任参谋，尽将我军之强点及弱点，一一暴露，而开列具体办法，避强攻弱，故中央军于是役颇占上风。
例如：我军之特效战术是于夜间“摸营”，兵士右手执大刀，左手提短枪，偷劫敌营，当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献计，中央军扎营处，于夜间遍树火把，彻夜遍地光明，大刀队一前进则被射死，无所施其技了。
孙良诚在登封前线，遭遇强敌，作战吃力，不易取胜，但仍相持不下。不料宋哲元在全军资望尚浅，非主帅才，措置失宜，故尔偾事。
在剧战中，他忽对孙良诚大起疑心，误信其叛变，深恐洛阳不稳，急遽西退，而孙在前方骤失去后方总部的联络及接济，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军陷敌。
因此，前方后方之“国民军”一律尽退，复入潼关。而中央则由于亟须赶急应付南方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亦不事穷追，任其入陕。于是，这场大战，过了无几时，突然间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气氛中结束了。
还有一说谓宋哲元当日实误中了反间之计，一时失察，仓卒急退，遂影响全局云，此亦大有可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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