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徐恩曾突遭撤职，由叶秀峰继任。这一晴天霹雳，震得全局上下惶惶不可终日。我本厌倦这种工作，小趁此机会，去见陈果夫，要求外调。陈果夫安慰我说：“叶秀峰生活谨严，你应该继续帮他忙。”当时中统人员正苦于不知徐恩曾因何撤职，闻陈果夫之言，弦外之音，岂非暗示徐之所以撤职，乃生活不谨严之故耳！ 所谓生活不谨严，无非好色与爱财而已。
此二者，徐恩曾之于戴笠，犹如小巫之于大巫，而蒋介石对戴笠始终宠信不衰，可见真实原因并不在此。盖蒋介石之选用特务头子，取才并不注重私德，而是注重奴性。他要求于特务头子者，是要百分之百地为他效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私打算。戴笠确能做到这点。戴笠有两句自撰的联语，悬挂于办公室。文曰：“秉承领袖意志，体会领袖苦心。”最足代表他的奴才心态。秉承意志不难，体念苦心则难矣！蒋介石有些心中想做而又不能出之于口的事，戴笠能替他做到；外界责难，戴笠一人承担责任。如此忠心的奴才，任何领袖都会宠爱，难怪戴笠不管搞多少女人，贪污多少钱，丝毫不妨碍蒋介石对他的宠信了。
徐恩曾则不然，他虽也效忠蒋介石，但出身CC，还要听命二陈兄弟，又对政治有兴趣。国民党五全大会时，高票 (仅次于陈立夫) 当选中委，使CC圈子里的人为之侧目，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也许这是中统的“门风”，徐恩曾以后，中统的历任局长，叶秀峰、季源溥，乃至张庆恩，都喜欢搞政治，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委，使蒋介石觉得中统不完全属于自己，至少有一半属于CC，因此一直偏爱军统。徐恩曾之所以被黜，主要原因还是作风不讨蒋介石的喜欢，戴笠才有机会进谗。生活不检点，只是借口而已。
叶秀峰继任不久，抗战已近尾声，国共冲突加剧，引出美国的调停。“取消特务”，成为商谈条件之一。共产党倡议于先，民盟附和于后，社会舆论复群起响应。国民党为应付内外的压力，施出掩耳盗铃之计，将军统改名为“保密局”，中统改名为“党员通讯局”。
不久，胜利还都。中、军两统突然获得发财机会。盖战时附逆的大小汉奸，国府要将他们逮捕治罪，财产则没收充公。由于汉奸阵营之中，有些是中、军两统的潜伏人员，谁是汉奸?谁是潜伏人员?局外人不能分辨。有了这个漏洞，于是一切大小汉奸，纷纷寻找门路，希望得到两局的一纸证明，便可由汉奸一变而为地下工作人员，不但财产得以保全，名誉也可恢复。两局既有这个特权，难免有人被“红包”俘虏，替汉奸说话。然而这只有少数人尝到甜果；对于极大多数的中统人员来说，胜利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是厄运。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为了“行宪”，表示党费不由国府开支，决定将党费开支中数目最大的中统，踢出党务系统之外，改隶行政部门。未来的中统，拟改名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内定季源溥为局长。这一改隶计划，涉及范围甚广，立法程序繁复，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可是中央党部已停发经费，行政院又未列入预算，无款可拨，中统人员顿成爹不管娘不养的孤儿。
在这青黄不接之时，偏偏又逢政府机关从南京撤退，大家都觉得前途茫茫，不知寄身何处，中统当局任由各人自行决定去向。因此，大部分人流失在大陆，一部分人辗转来到台湾，也因政府未给安排，有人露宿街头。甚至连调查局的办公场所，政府也不管，全凭同仁自己运用一笔中央党部发给的同仁福利基金(这笔钱，还是笔者向担任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主委的陈果夫争取来的)，在台北市西门町闹区购置一栋民宅，才解决了办公房舍问题。于此可见那时的中统是怎样的孤苦无助，成为国民党的弃儿。
中统于一九二八年成立，至一九四八年撤退，在大陆二十年。以下是撤退到台湾后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春，国共和谈破裂后，国府立法院南迁广州复会，匆匆通过 “调查局组织条例”。规定调查局隶属内政部(现改隶法务部)，局长由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二人，一为李汉魂部长所派的张益民；一为叶秀峰的亲信王保身(此二人到台湾后均未续任)。局长之下设秘书室，下分七处，职掌如次： 第一处，政经调查；第二处，机关保防； 第三处，侦办匪谍，第四处，匪情研究；第五处，内部交通；第六处，犯罪检验；第七处，总务。近年台湾经济犯罪案件突增，又增设“经济犯罪侦查中心”。这是国府迁台以后，惟一合法的特务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因其任务和人民权益息息相关，所以对人民构成威胁，人民一闻“调查局约谈”，莫不谈虎色变，其亲友也不敢来往。
如所周知，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三十多年来的种种措施，一言以蔽之，乃以防共为名，行防民之实。在这个“基本国策”下，调查局担当了主要角色。它推行了两大恶政：一是在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民营的工厂和交通事业，普遍设置“安全室”，负责侦查本单位员工的思想言行，防范“匪谍”的渗透潜伏。安全室主任由本单位首长推荐，得调查局同意。其业务，受调查局直接指导。当拟议成立安全室时，笔者任调查局主任秘书，局长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倘成立安全室的目的在控制各单位的人事动态，则可； 倘其目的在发现“匪谍”，则恐如缘木求鱼，永不可得。几十年来的事实，果如我所料，始终未闻任何安全室检举了“匪谍”。担任安全工作者，并非不想做事，苦于不知“能谍”隐藏在何处?为免受坐食公帑之讥，于是一些疑神疑鬼之举，捕风捉影之谈，皆被作为情报资料，列入档案。
曾有某机关一职员，平日在办公室写私信，写好后，不使工役去投邮，而是自己去投入邮筒。此事本极平常，但安全人员认为“形迹可疑”，报告上去，列入档案。后来此人奉派出国公差，办理出境手续时，例须先经安全室这一关，经查有“记录”，此人就出不了国。大概台湾情治单位的“黑名单”，都是这样造成的。这些“记录”，既无线索可以追查，又不便放弃，最后只好“存档”了事，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此防谍，害人又害己，天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
其次，国民党在五十年代曾公开举办过两次“自清”运动，规定凡过去曾和共产党有过接触的，都要向治安机关自首登记，倘逾期不报，经他人举发，根据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以“继续状态”论罪。大法官这个解释，害人不浅。试想，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前后长达十三年，其间和共产党人士来往并不犯法，而且事过境迁，谁还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两次“自清”， 根本未想到应去治安机关报告。这一疏忽，谁想到会遭来不测之祸?这个实例，不出在别处，就出在调查局自身。
此人身居调查局处长的高位，职司侦办“匪谍”，不知得罪了何人，被检举曾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在福州某中学读书时，参加过“读书会”活动。“读书会”一向被治安机关视为共党的外围组织，此事虽发生在国共首次合作期间，时隔四五十年，人也由少变老，仍被以“继续状态”治罪、系狱多年，不堪折磨，终于自杀身死。台湾的治安和司法机关，历年侦办的“匪谍”案件，极少“现行犯”，大都是陈年古董的“继续状态”者。人们明知大法官的解：释不合情理，谁又敢出头反对呢?
再说蒋氏父子到台湾以后，席不暇暖，老子急忙于改造党，儿子急忙于改造特务。蒋经国先着唐纵筹办“石牌训练班”，调训中、军两统的高级干部，目的在使这些人和自己发生直接关系，以便跳过蒋介石直接控制特务机构。笔者本在调训名单之内，被友人善意破坏，他对唐纵说：此人只宜当教官，怎可调来受训？正是一言丧邦，便在名单中被剔除。这一下，被误会为不肯低头，从而受到歧视。
至于具体的改造特务计划，蒋经国先从调查局下手，原因是调查局属CC系统，蒋经国又和陈立夫有过节。他第一步派一批军统人员转业到调查局，人数约有四五十人之多，由沈之岳率领。沈任督察室主任，其余人员在局内分任科长、专员，或在外站当副主任、主任。第二步，调局长季源溥(一九五七年)为内政部政务次长，遗缺由不属于CC的张庆恩继任，并派总政治部组长魏毅生来任副局长，作为过渡。第三步，派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至此，改造中统，已大功告成；中统的传统，至此而绝。沈之岳任职的时间很长，每年举办训练班，吸收新血轮，中统原有人员陆续淘汰，如今十不存一。沈之岳之后的继任是军人出身的阮成章，现任局长翁文维，原从军统转业过来，由外站副主任、主任、副局长，因走蒋孝武路线而逐级升到局长。
中统改造成功后，蒋经国以同样的手法，改造军统。自叶翔之卸任情报局长后，历任局长不是军人出身，便是政工系统，而且都和蒋孝武有点渊源，因“江南案”而被判罪的汪希苓，便是如此。
如今，台湾的特务，都是蒋经国的子弟兵，中统、军统，都成了历史上的名词。
笔者参加中统，凡三十四年。回首前尘，虽于中统略有贡献，然于国家、人民，却一无是处，深觉愧对此生，乃提前五年请准退休。岂料退休之后，调查局在处理高雄事件中，竟将八位追求民主的台籍青年精英，诬陷为“叛国”罪犯，处以重刑。叹息昔年献身的“革命组织”，竟堕落为残害仁人志士的刽子手，不禁使我痛心疾首，悲愤莫名！有生之年，将永远为此而感内疚。
一九八六年五月
脱稿于美国之休斯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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