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等级制度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制度化管理、调整军内各种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我军在战争年代，因受条件所限，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干部等级制度，在物质待遇方面，基本上官兵一致。
中央军委曾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两度提出实行等级制度，但因“超过现有物质基础”和大规模内战爆发而被迫中止。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大的改善，军队正规化建设开始起步，干部等级制度的建立就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提出：“部队的等级制度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这里所说的阶级，就是军队干部的职务等级。
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军所有干部均根据个人参加革命年限、历史贡献、所任职务等综合因素，评定级别，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薪金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1952年3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布《评定各级干部等级的指示》，明确军队干部级别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
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
（也称总司令级）
二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
（解放军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
二等二级：军委委员级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三等一级：正兵团级
（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各军兵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三等二级：副兵团级
（军委办公厅主任、各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各军兵种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二级部部长。）
三等三级：准兵团级
（兵团及相当于兵团之二级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
四等一级：正军级 （军长、政治委员。）
四等二级：副军级（副军长、副政治委员。）
四等三级：准军级（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五等一级：正师级
五等二级：副师级
五等三级：准师级
六等一级：正团级
六等二级：副团级
六等三级：准团级
七等一级：正营级
七等二级：副营级
八等一级：正连级
八等二级：副连级
九等一级：正排级
九等二级：副排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次评定的干部级别与现在的干部级别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大军区级高于军委委员级
当时的军委委员有20多人，而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则不到10人，其中有些人更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且，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都是军委委员。
2、军队的建制与现在不同
野战部队为野战军（与大军区同级），下设兵团、军、师、团。
军区为一级军区（大军区）、二级军区（兵团级）、三级军区（军级）、军分区（师级）。
3、兵团、军、师、团均设为“正”、“副”、“准”三级，而现在的军队干部级别是没有“准级”的
营以上干部，各级正职为“正级”，副职为“副级”，各级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准级”。
4、营级以下（含营）不设准级，排级比现在多了一个副排级
从营级以下，只设“正级”、“副级”，不设“准级”，最低一级为副排级。
1952年3月，共和国军队评级工作中，军队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又名总司令级）共评定出5人。
这5人中，只有彭德怀与林彪二人执行了军队级别，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的级别实际执行的是国家行政一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级人员名单与任职情况：
1、毛泽东 （行政一级）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2、朱德 （行政一级）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3、周恩来 （行政一级）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4、彭德怀 （军委副主席级）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林彪 （军委副主席级）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员。
1952年3月，共和国军队进行了军队级别的评定，其中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共评定出7人，均为大军区正职以上人员。
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人员名单与任职情况：
1、徐向前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聂荣臻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
3、罗荣桓 （行政二级）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罗荣桓还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地方级别评定为行政二级。
4、刘伯承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5、贺龙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6、陈毅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7、叶剑英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司令员。
1952年3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布《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确了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以下各级干部的评级幅度，但对军委委员级以上干部的评级，没有规定幅度。
《评级指示》中只有一条涉及到军委委员级的评定：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得评定为军委委员级。
实际上，关于军委委员级以上干部的评级，是由中央书记处与中央军委直接评定，基本上是以职定级：即时任军委委员均被评定为军委委员级。
但中央又同时规定：重心已转地方工作兼任军队职务的军委委员以上人员，以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均不参加军队评级工作，他们参加地方级别的评定。
1952年3月12日，在中央军委发布全军评级指示的同时，中央军委评定出军队军委委员级共10人。同年10月又增加1人，其后又增加2人，共计13人。
根据中央评定的13位军委委员级干部名单，归纳当时军委委员级的评级标准是：
一、担任军队实际职务的军委委员。
二、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军委委员级人员名单与任职情况：
1、粟裕
时任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副总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张云逸 （行政三级）
时任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政治委员。
3、李先念 （行政四级）
时任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政治委员。
4、罗瑞卿 （行政四级）
时任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杨立三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6、滕代远 （行政四级）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7、陈赓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8、谭政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9、谭震林 （行政四级）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10、张际春 （行政四级）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1、肖劲光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12、徐海东
当时病休无军职，享受军委委员待遇。
13、黄克诚 （行政四级）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10月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同月，由地方行政四级套改军委委员级。
1952年上半年军队评级的同时，地方各级干部也展开了评定级别工作，上文讲述的13位军委委员级干部中，有7人既担任军队职务，也担任地方职务，因此，他们既参加了军队评级，也参加了地方评级。
1、张云逸：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地方评级为行政三级。
2、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3、罗瑞卿：政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4、滕代远：政务委员兼铁道部部长，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5、李先念：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6、谭震林：中央委员，浙江省委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7、张际春：中央候补委员，西南局副书记，地方评级为行政四级。
张云逸评定为行政三级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其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评级标准确定的。
地方行政三级又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级，地方行政四级又名政务委员级。
因此，黄克诚、罗瑞卿、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张际春等6人，则是按照军地对应关系评定原则之军委委员级对应政务委员级，而被评定为地方行政四级的。
1952年3月，军地评级时，中央军委与政务院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四大组成机关之一，两者在单位级别上是平等并列的。
1、政务院总理对应军委副主席。
2、政务院各部委部长、主任，各大行政区政府主席对应军队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3、政务院秘书长、政务委员对应军委委员。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黄克诚，1952年10月，黄克诚由湖南省委书记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时，根据对应关系，其级别也就由地方行政四级套改为军队军委委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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