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回：不应被遗忘的新四军（13）
江北如此一折腾，极大地影响了新四军的发展战略。好在挺进苏南的第1、第2支队迅速壮大起来，从初入江南时的四千多人，到1939年1月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人。且陈毅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就已经开始谋划东进、北上的发展蓝图。
1938年10月中旬，陈毅带一个警卫排到丹北视察的时候，就和管文蔚研究了新四军以后发展方向的问题。
陈毅说：茅山地区太小，活动困难，你有何看法？
管文蔚取出当地爱国老人朱渊的一封信，上面建议管部早日渡江北上，拿下两淮（指淮阴和淮安）；并指出如果控制了两淮，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能处于不败之地。
陈毅很有兴趣地询问了朱渊的情况。当得知朱渊是江苏知名度很高的老前辈并有抗日爱国思想时，他对管文蔚说：'你一定要把此人的工作做好，他的意见很好嘛！我党中央早就有命令新四军一部渡江北进的指示。你们'挺纵'能不能尽快率先过江，向北发展？'
其实早在数月前，管文蔚已命令原直属2大队去沿江的大港、大路一带进行游击活动。该部于7月中旬已攻克新老洲，接着又攻占了江北的门户三江营，准备逐步向江北发展。
陈毅听了频频点头说：'这样很好。我们一定要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狠狠地打击日军，尽量壮大自己的力量。东进的任务准备交给叶飞同志的部队去执行，北进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去执行。'
陈毅也是个急性子，马上提出要去新老洲看看。新老洲位于大江之中，有10万居民，情况比较复杂，且'挺纵'进驻不久。管文蔚怕有危险，提出是否过一段时间再去，但陈毅执意要去。管文蔚了解陈毅的迫切心情，便作了周密的部署，然后陪同陈毅从大港附近的江边趁夜幕上船。
日军对长江封锁得很严，巡逻艇每20分钟经过一次。管文蔚竖着耳朵，眼睛紧紧盯着江面，掐着指头计算日军巡逻艇行进的时间和距离。一艘巡逻艇刚过去，管文蔚马上命令趁此间隙迅速抢渡。
木船实在太慢，当离新老洲不远时，静夜中传来日军巡逻艇的马达声，紧接着探照灯如鬼火一样照射过来。
'蒙混过关'是不可能了，管文蔚果断命令警卫班战士先发制人。在新四军猛烈火力的扫射下，日军巡逻艇歪歪扭扭地逃走了。
管文蔚陪同陈毅在新老洲视察了两天。在返回大港途中，陈毅说：'这边江面太宽，危险性较大，江对面又是游击区，大部队行动无法保密。要早点把扬中拿下来，并加强江北的工作。这里只能作为第二渡江点，但工作也不能放松。'
管文蔚送走陈毅，立即布置'挺纵'第1支队打下扬中，收复了老郎街、八字桥等地，又集中兵力解决了三茅镇。部队进攻时，却发现三茅镇是一座空城。管文蔚派通信参谋向陈毅报告情况。陈毅判断可能有诈，果断地派副官送去亲笔信，命管文蔚立即把部队撤回，并将撤兵情况报告他。
果不出陈毅所料。扬中敌人守军事先得到'挺纵'要攻打扬中的风声，即把兵力分散隐蔽到乡间，并从江北增兵一个团，准备在'挺纵'占领三茅镇后，就以四个团的兵力合围而消灭之。管文蔚遵照陈毅的指示，立即将部队撤回，才避免了大的损失。
部队撤回后，管文蔚马上去见陈毅。陈毅说：'你们没有受到损失就好，以后可要十分注意。战争这种事，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你要想法吃掉他，他要想法吃掉你，是一种斗智的艺术。一不小心，就会灰飞烟灭。要知道一切敌人都是很狡猾的，要学会不上敌人的当，就要懂得军事知识，'兵不厌诈'嘛！'
管文蔚吸取教训，第二次攻打扬中时，'挺纵'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全歼守敌。'挺纵'司令部随后跟进，在扬中站稳了脚跟。管文蔚迅速增派第3、第4支队一部由梅嘉生、韦永义率领北渡长江，奔袭中闸、大桥、嘶马，紧接着又乘胜追击，攻克了吴家桥、七里长庄、曹王市、刁家铺等地。
这样，'挺纵'控制了长江以北、通扬运河以南宽十余公里、长二十余公里的桥头堡阵地，又有了扬中、新老洲两处江中'跳板'。1939年1月中旬，陈毅来到扬中老郎街'挺纵'司令部，非常高兴，叮嘱管文蔚等一定要守住，不能丢失这渡江的天然跳板和江北岸的桥头阵地，此乃以后大军北渡的重要条件。
粟裕后来说：'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沿江北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新四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陈毅也讲过，他在'丹北遇到了管家三兄弟','管文蔚（挺进纵队）为我们（新四军）架了一顶（座）桥'。
向东、向北发展的蓝图已经十分醒目了，只要茅山的新四军再发展一些，就可以分派主力跨出茅山东进、北上。
因此，第1支队在不断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主动袭击敌人，巩固茅山根据地。
1938年10月底，新四军在宝埝击毙日军中队长1名。日寇联队长松野大发传单，说'新四军太恶毒了，不仅搞破坏，搞袭击，还把我们烧死'。'新四军不讲道义，不会打仗，只会杀人放火，偷偷摸摸的，不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仗'。
陈毅看到传单，捧腹大笑：'强盗般的日本军阀在挨打之后，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仁义道德了，何等可笑！'他亲写传单答复松野：'我新四军向来堂堂正正，对文明人就用更文明的办法，对野蛮人就用更野蛮的办法，仅此而已，别无他哉！'【《陈毅年谱》（上卷），第233页。】
1939年2月4日，第1支队袭击丹阳城西门，突入城内，歼敌伪五十多人。2月6日，王必成率领2团，攻克东湾据点，全歼守敌日伪军五十多名。
2月18日，即农历除夕之夜，在陈毅的亲自部署下，段焕竞率领2团1营长途奔袭延陵。按预定计划，由1连占领简渎河东北地区，监视大庙内的日军；2、3连突袭河西南的两个大碉堡，俘虏了里面的全部伪军。随即全营向日军发起总攻，用长竹竿捆绑集束手榴弹炸开围墙枪眼，攻入庙院，逐屋激战，最后用火攻歼灭了顽抗的日军，攻克延陵。此战全歼日军川野中队1个分队和伪军一百多人，还生俘日军1名。
到1939年春，新四军第1、第2支队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江苏省的丹阳、武进、金坛、句容、镇江、溧阳、溧水、高淳、江宁等县及安徽省的当涂、芜湖、宣城等沿长江南岸的十多个县，建立了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小丹阳等若干块小型游击根据地，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江南地区。
但此时，有的人认为陈毅在江南敌后行动过火，开展'双减'，解放扬中，发展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人、枪、款主义'。
恰在这时，陈毅得到通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即将来皖南军部视察工作。
1939年2月23日，春寒料峭。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陈毅与项英等迎来了周恩来，并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了欢迎大会。
会上，何士德演唱歌曲《歌八百壮士》。大家发现陈毅在场，请陈毅也唱一首。陈毅用法文唱了《马赛曲》。
会后，陈毅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创作一首《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
不久，陈毅即拟成新四军军歌初稿，歌词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着北伐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为取其整数，故名《十年》。这首歌词后经项英、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由何士德谱曲。这样，新四军终于有了自己的军歌。歌词的初稿和改定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陈毅年谱》（上卷），第240页。】
周恩来一到云岭，同到其他地方一样，首先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不但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还找军部各部门座谈，听取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到附近的机关、医院、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学习、军事训练、生活等情况。通过这种实地的观察和调查，他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比原来只是通过电文往来所了解的，要清楚和具体得多了。
当时，新四军虽有一部已挺进苏南，又派张云逸速率一个特务营从皖南过江，但从整体来看，仍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新四军的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新四军军部背后是国民党军第3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个横宽约一百公里、纵深不过五十公里的狭长条带。在新的复杂局势面前，如有不测，新四军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周恩来亲临新四军军部，首要任务就是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并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3月6日，新四军召开军分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
周恩来指出：
……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正是因为这样的形势和环境，所以我们新四军是有发展前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
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三、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我们如果打算把新四军所在的地方建立成根据地，就要依靠这个地方的广大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发展。
四、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只有在复杂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
五、愈有竞赛，愈能够使我们本身进步。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了彼此竞赛，我想江南、江北地区，特别是江南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各方面同我们竞赛，更能够锻炼我们，使我们进步。
六、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国、全世界。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在这样困难的地区，我们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就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自卫抗战中是能够发展的。
接着，周恩来又分析了新四军面临的有利条件、困难及克服办法，并提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07页。】
在云岭，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粟裕等共同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周恩来在云岭的时候，还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做项英的思想工作，调整、改善项英和叶挺的关系，这是周恩来亲赴云岭的另外一项重要使命。这位工人出身、自认为在3年南方游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项英，是很难听进别人的批评意见的，但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批评意见还是注意倾听的。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又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是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周恩来离开云岭后，项英初时有一段时间对于叶挺的态度有所改善，但事实上仍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到重庆，又当面叮嘱正在重庆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袁国平回新四军后又不敢传达，一直到到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与新四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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