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杰出的带兵人
—忆宋时轮同志
我与宋时轮同志初识于1946年春。那时我任新四第7师19旅参谋长，部队驻鲁南临城沙沟地区，担负警备任务。
时轮同志由山东军区参谋长调到北平设在徐州的军调处工作，来我旅检查了解停战情况。他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以后，对部队的战备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说:“停战长期坚持下去，这只是我们的愿望，但我看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幻想。我们的部队必须认真作好战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他那直言不讳的豪爽性格和对当前形势的精辟见解，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49年2月，时轮同志任第3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我任第27军第80师师长，在他直接指挥下，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紧接着他又领导我们研究打台湾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并派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反对侵略，保家卫国，我国人民组织志愿军赴朝作战。时轮同志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这年严冬率部入朝。我任第26军副军长，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直到1952年秋他奉调回国，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后任军科院长，我们才分开。
自此以后我和时轮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机会都要去看望他。他也经常把自己编写的军事教材和著作赠送给我，彼此间建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在较长时间和时轮同志的接触交往中，他那卓越的军事才干，干练的领导作风，认真的工作态度，耿直正派的思想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值此老首长辞世4周年之际，我仅以抗美援朝作战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作一回忆，并撰写成文，以表达对他的崇敬心情，寄托对他的深切哀思!
宋司令员潜心研究美军的战术，下大力提高部队指挥员的素质。他经常告诫干部:我志愿军赴朝作战，是师出有名，正义在我们一边，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各级指挥员的战术思想和指挥素质，仅仅停留在国内革命战争的水平上，那么这个胜利的到来，就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一定要大力研究美军的战术特点，不断提高我军指挥员的军事素质，要把纸老虎当铁老虎打。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宋司令员不仅要求部属这样做，而且自己带头身体力行。出国之前，他就着手收集有关美军资料，并整理归纳成要点。到了朝鲜，他又认真吸取友邻单位的作战经验，积极探索克敌制胜的战法。在此基础上，他多次给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介绍美军的战术特点和我对美军作战的战术要领。在宋司令员的带领下，各部队把研究美军的作战特点，同完成本单位的作战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使各级指挥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作战对象、作战任务、作战地区、作战时间有了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了战术指导思想上的转变，将军事素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作战对象改变，敌我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大力提高我军指挥员的素质，及时转变战术思想手段，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是战胜强敌、夺取胜利的高明举措。宋司令员具有远见卓识，及早抓了这个问题，为以后兵团作战取胜提供了重要保证。
宋司令员十分重视总结推广兄弟部队的经验和干部战士在作战中的创造，同时又注意从实际出发，活用已有的经验。1951年初，我军在“三八线”担任阻敌北进的作战任务。根据敌空军、火炮、坦克占优势，每战必以其空、炮火力先对我阵地进行毁灭性袭击，尔后才使用步兵在坦克引导下实施冲击的特点。为了减少我之伤亡，大量杀伤敌人，迟滞敌军进攻，保证适时发起反击，更好地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我们采取了“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器配备前重后轻”的部署，组成四道防线，阻敌北进。
由于部署得当，战术对头，全军指战员经过38天的顽强作战，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 5万余人，击毁敌坦克、装甲车76辆，击落击伤敌机10余架的重大战果，圆满完成了志司、兵团赋予的作战任务。为下一个战役赢得了时间。宋司令员充分肯定了我军的这一创造，并迅速加以总结，把它作为防御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予以推广，有力地指导了兵团正在进行的运动防御作战。
由于以上经验得到充分肯定，我军各部队在后来的平康、金化、铁原防御作战中，又依然运用了这一经验。在这次防御作战中，“前轻后重”的部署，从总体上看是对的，但从各阻击阵地的实际看则不尽然。宋司令员在看了我军的防御部署计划和我军各阻击阵地的地形后，明确指出:运用经验不能教条化，西方山阵地兵力应由1个连增至1个加强营作重点守备。他说，这次战役志司要求我们在现有阵地阻敌两个月以上。五圣山、西方山、斗流峰、鞍岩山及以南地区是我重点防御地区，不能轻易丢失。西方山战役地位尤为重要，是这次防御战役重点中的重点，敌人必然会拼死争夺，所以兵力配备一定要“前重”。只要我们坚守住西方山高地，就会赢得宝贵的时间，并为胜利进行下次战役创造条件。
我们按照以上指示，及时调整了兵力部署。后来战斗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宋司令员的预见是正确的。敌人果然在西方山投入重兵，反复与我争夺。但由于我已预先有准备，阵地始终未被攻破。从而有力地保证我军胜利完成了这次防御作战任务。敌称我平康、金化、铁原防线是攻不破的“铁三角”。
既重视推广官兵在战役战斗实践中的创造，又注意结合每战活用已有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作战中的运用，反映了时轮同志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1950年12月，我军入朝作战第一仗是参加长津湖战役。这一仗打得不太理想，没有圆满完成兵团赋予的攻歼下竭隅里之敌的作战任务，让敌人跑掉了。当时由于初战，部队远距离开进，无向导，地形不熟，加上天寒地冻等原因，在开进和战斗中部队暴露了不少问题:有的走错路，没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有的在敌机轰炸扫射时行动迟缓;有的在困难情况下执行上级命令不够坚决等等。首战失利，出了问题，全军上下都感到压力很大。宋司令员对未能完成作战任务尽管也很不满意，但他在冷静地分析了主客观原因之后，主动承担了指挥上的责任。
他说:26军从较远的驻防地区赶调前线，部队仓促上阵，各项准备工作不足，发生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主要是兵团考虑不周所致。他勉励我们要放下包袱，振奋精神，认真找准这次作战的失利原因，吃一堑，长一智，变失败为成功之母。并要求我们不要急躁，用一个月的时间整顿部队。深入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增强责任感、光荣感，划清荣辱界限，同时慎重处理失职人员。
为了搞好总结，他还特派兵团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谢友法到我军帮助工作，了解情况。教育整顿开始时，有的干部存在思想顾塔，不敢触及问题，害怕揭露矛盾，讲客观原因多，查主观原因少。为了防止走过场，宋司令员在兵团战役总结时，对我军作战情况作了一个详细的战评，既明确指出问题，又充分肯定成绩，并再次主动承担责任，很快便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接着，他又亲自到我军给团以上干部作了一个充满辩证法的报告，同时鼓励我们打一个翻身仗。他富有哲理的讲话，使部队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经过一个多月的总结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达到了找准问题、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吸取教训、增强团结的目的。部队士气迅速高涨起来，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参战，决心以实际行动打好翻身仗，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
以后，我军作战很快就出现了转机，仗越打越好，先后取得了“三八线”阻击战、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以及平康、金化地区阵地防御战的胜利，多次受到志司、兵团领导和机关的表扬。
时光易逝，转眼已过28年。在1979年昆明军区胜利完成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后，宋时轮院长不顾年事已高，带领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又像当年在朝鲜一样，亲临前线。他到一个个部队了解情况，找基层干部座谈，对一个个战斗进行剖析，一丝不苟，尽心竭力总结作战经验。看到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在朝鲜战场上他到26军检查工作时的情景，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老司令员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勤勤恳恳，对部队关怀备至的作风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宋司令员时刻关心干部战士的疾苦，扎扎实实地为部队解决作战中的困难。这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志愿军抗美援朝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财经严重困难，部队装备很差，物资短缺，后勤供应不足等情况下进行的。我部刚入朝时，冬装都未发齐，干部战士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作战，冻伤、冻亡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宋司令员十分痛心，他一方面教育部队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发扬我军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战胜眼前的艰苦;一方面又严令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要增强责任心，采取一切手段，解决好部队过冬问题。在他亲自督促检查下，各部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运用各种办法将人马一律转入地下，非战斗减员迅速减少。
第五次战役以后，我军在平康、金化地区担负阵地防御作战任务。整整10个半月时间，由于后勤供应不上，部队缺粮情况时常发生，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战士们体力严重下降，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军的领导对此深感焦虑，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宋司令员知道后，十分关切地说:“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他指派陶勇副司令员专管此项工作，向后方兵站催运粮、弹，组织后方部队抢修公路，调拨车辆，加强运力。由于雨季到来，临时抢修的公路到处塌方，加之敌机狂轰滥炸和炮火封锁，公路经常不通，车辆损坏严重，后面的粮食还是运不上来。
宋司令员指示立即组织后方人员和民工人背马驮，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一线阵地，使前线部队缺粮的情况有所缓解。但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正常的需要，他又指示我们，在本军范围内调剂粮食，组织部队挖野菜充饥，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干部战士吃饱。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及时采取机关支援部队、二线支援一线的办法，规定机关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每天定量1至2两，二线部队3至4两，不够部分自挖野莱充饥。把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前线，保证一线部队每天吃上1斤粮，前沿阵地上的部队每天吃上1斤半。从而基本上克服了缺粮给部队作战带来的影响。
在入朝作战期间，我们兵团广大官兵所以能够克服任何艰难困苦，始终团结奋战，和兵团领导对部队的关心爱护是分不开的。宋司令员常对我们说:人民军队带兵同剥削阶级军队带兵有根本性的区别。剥削阶级军队中当官的只知道压迫剥削士兵，驱使士兵为他们打仗卖命，绝不会顾其死活。人民军队内部官兵是平等的，都是阶级兄弟，平时干部关心爱护战士，战时干部冲锋在前，大家共同为人民利益而战。这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决定的，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这些教导至今仍觉言犹在耳，值得我们永远好好学习和记取。
宋司令员胸怀坦荡，出以公心，对人对己无不严格要求。他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在工作中有缺点的同志批评起来往往不留情面。然而，在这些严厉批评的背后，却无不包含着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对同志对部属的关怀爱护，从来没有掺杂过任何个人的好恶和恩怨。对组织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话就讲，有意见就提，光明磊落，肝胆相照。
时轮同志严于律己。有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1951年8月，兵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中午就餐时，他拿酒招待与会同志，他和大家都很高兴，多喝了几杯。下午开会时，他与另一位部门领导同志因兵团机关整顿问题发生了争执。晚上，他为此事深感不安，想到作为一名主官，感情这么容易冲动，影响不好。他说:己身不正，岂能正人。第二天开会时，便首先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严格自责酒后误事的行为，并要求大家以他为戒，不再发生类似的间题。他又主动向对方道了歉。
正因为宋司令员为人坦率诚恳，事事出以公心，作为他的部属和同志，我们都能理解他，尊重他，从不责怪他的苛求。时轮同志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
宋司令员重视提高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及时总结推广官兵的实战经验，热诚鼓励帮助作战失利的部队，时刻关怀干部战士的疾苦，对人对己出以公心严格要求，是我军高级干部中一位难得的杰出带兵人。他的领导风范和卓越贡献，将永远受到我军将士和全国人民的衷心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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