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和他住的很近，从工作到生活都接触较多，他的精神、作风和为人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16岁参加革命，始终兢兢业业于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勤 奋学习。贺龙曾这样说：“毛主席讲：有的人向外发展，有的人向内发展。”他举例说：“康生就是向外的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向内的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就是说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我认为这话讲得很贴切。
早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就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历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 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积累了丰 富的斗争经验。
这次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不久，大约是1940年5 月初，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弼时担任“七大”筹委会秘书长。本来不是王明任秘书长吗?这位只会在“上头”当领袖的人，对实际工作却是一无所能。原来还让王明分管西北局，但他那云里来雾里去的 思想根本同实际不沾边。
西北局书记高岗曾对毛主席讲：“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以后这西北局的工作也由任弼时分管了。还分管有中组部及工、青、妇群众工作。
任弼时担任“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因为筹备“七大”和中央的 经常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不过在 1941年9月才明确了这一职务(正式宣布)。为了靠近毛泽东，便 于工作，1940年10月至11 月间，张闻天、任弼时和我都迁到杨家岭居住和办公。任弼时深知张闻天的长处和弱点，所以行政方面的工作他自己多干点，但经常同张闻天商量，他们相处甚好。
这里只讲建立工作秩序和筹备“七大”两项工作，其他工作另叙。
中央到达陕北四五年了，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却迟迟没有建 立起正常的、正规的工作秩序和程序，游击习气很浓。比如：我们刚搬到杨家岭时，军委一位姓李的秘书派警卫员送来一张条子，上写：“弼时同志，听说英文打字机在你那儿，请速送来。”
我一看，火冒三丈：“此人真不知天高地厚!'
任弼时却心平气和地说：“别理他，过几天他自己会来拿的'。
如果说这是个别人的无知行为，那么普遍存在的下列情形就更说明问题了：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等等单位和部门，相距很近， 但都是各管一摊，各行其是，没有汇报、请示制度；中央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时间，连收发制度也没有，我们带回 来的书报、物品分发出去了，却不知是否真的收到了，文件、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时有发生；管物的人随便用，管食品的随便吃 ……等等，不必尽述。
任弼时首先整顿和健全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他首先成立了 中央办公厅，任弼时自己任主任，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调来任副主任，李富春是行政管理的能手，发挥他的特长。下设秘书处，王首道、曹瑛(又名石磊)负责；行政处——邓洁负责。秘书处下设一个材料组，专管党的档案。
由任弼时总体设计、李富春具体实施，
建立了干部供给制度 ——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及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不过因被国民党封锁，未能实施过);
建立了行政制度、工作制度，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了请示、报告和审批制度，财会制度、收发制度、会客制度等。
中央机关建立了这些制度，军委、联防司令部、西北局、边区政府等，都纷纷仿效，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由于财政、物资的紧缺，各部门的一切开支，都要由李富春审批，而他也不是随心所欲，他几乎每天给毛泽东写报告，毛泽东阅后交任弼时办，任弼时对李富春的意见总是满意的，支持的，办过之后，文件交我保管。
由于药品缺乏，有些药品也要经过李富春批准才能使用，如有的人患了疟疾，大夫开了金鸡纳霜，要李富春批。
我的女儿患牙周炎，大夫开了几片Vc,也要李富春批等等。
还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任务是调查研究，为使马列主义原则同 中国革命实践更好地结合当参谋。由王若飞任主任。还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王稼祥任主任，我也是成员之一，不过这项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原因后叙。
关于筹备“七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选会址；二是审查代表资格。
任弼时找到我的妻、女，就是去安塞真武洞视察“七大”会址时巧遇的。因为真武洞居住、供给都难以解决，放弃了；又考虑枣园后沟，甚至多打了一些窑洞，建了礼堂，但后来发现水源不足，也只好放弃。
最后决定就在杨家岭，各地代表都集中在党校，可以不动，只要每天走来参加大会即可，食、住、行都没问题，唯一困难的是没有会场。经过全面权衡，决定在杨家岭建个礼堂，就是现在供人参观的中央大礼堂。该礼堂的设计师兼建筑师是在自然科学院任总务处长的杨作材。
杨作材是大学生，但他并不是学建筑的，只因他父亲干了一辈子建筑，他耳濡目染懂得一些。难在第一是材 料受限制，陕北除了满山的石头，几乎没有别的；第二是杨作材的 知识受限制。
在那时，几乎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其他一些知 识分子的帮助下，杨作材终于设计了石头结构的大礼堂，就地取材，每天山上叮叮哨哨的凿石声非常悦耳。为了保密， 一般干部不 知道建这个礼堂干什么用?所以认为在困难时期，中央不该这样 “排场”。直到“七大”召开时，才恍然大悟。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想破坏这个礼堂，老百姓告诉他们：“只要动一块石头，就会全部坍塌。”谁也怕被压死，故未敢动，只拆了木质门窗。
代表们来到延安十分不易。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被日寇和国民党分割包围，到达延安，要通过无数的封锁线，历尽艰险!自然 花费时间也长， 一般的要走几个月，而海南岛的代表竟走了1年半才到延安。
到达延安后，都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二部学习，外界不知道他们是代表。
对代表资格的审查，是又一项既严肃又复杂的工作。
一次，任弼时和我一起同一位“七大”代表谈话，他是河南省委书记，山东人。谈话中，我听出来他不老实，我有些急。但任弼时却耐心地听着。因为没有证据，只好通过。直到“七大”之后，继续同他谈话， 他才承认自己被捕自首过，但没干坏事。
另一位代表，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中 央候补委员，他也在大会后向中央作了坦白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来的代表， 也被敌特“突击”过， 一直伪装，我们也重用了他，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打通西部通往苏联的道路，他到了甘肃，携款逃跑了。似此类问题，有那么几个。主要是国内当时的环境，调查十分困难。
任弼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伏案工作时，聚精会神。有一次我弄到一点醉枣，让女儿给他送去，女儿交给了陈琮英，琮英把醉枣装在一个小碗里，放在任弼时的手边，他一面工作， 一面抓一个放到嘴里，等他工作告一段落，枣也抓完了。他却不知 道吃的是什么?他问琮英：“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挺好吃的，还有吗?”
陈琮英，身材小巧玲珑，在苏联常被初次见面的人误以为她是任弼时的小妹妹；在中央机关被大哥、大姐们戏称“小麻雀”。我的妻、女来到时，她常留她们吃饭，女儿同她关系密切，我有时对女儿说起她，总说：“你'麻雀’阿姨…… ”,女儿却不曾这样称呼过，她很尊重陈阿姨。
任弼时从不因工作忙而慢待过干部，有一次，我向他汇报一件事情，他认真地听着，当我讲的某点有偏差时，他给我纠正了。我 才知道我汇报的事他已经了解了。
我不解地问：“你既然全都了解，为什么还要听我在这里啰嗦呢?'
他说：“你兴致勃勃反映情况， 我能给你浇凉水么?”
我说：“你能耐心听，我很感动，但这却耽误你的时间啊!'
他说：“听取下级汇报，是领导干部基本职责之一。”这 不仅是他的作风，也是在对我言传身教，可惜我向他学到的太少了。
他耐心听反映，干部也就愿意同他倾诉心腹话；他能征询意见，采纳好的建议，干部也就愿意提意见，而他的指示和意见也能 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他信任干部，放手使用干部，能发挥干部的 才干和创造性，同时注意他们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苗头，及时予以 指导和纠正，绝不使问题成堆，然后算总账。他认为这样才是真正 的爱护干部、帮助干部。
尤其是当干部工作似乎一帆风顺时，他要 及时指出要注意的问题，他说这就好像一个人跑得太快，提醒他不 要摔跤一样。而当干部真正犯了错误时，他从不恶言厉色、冷嘲热 讽，或斥责谩骂，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提高他的认识，让他主动地 改正错误。
“七大”代表中几个有污点的人终于交代了自己的问题，除其他因素之外，任弼时诚恳态度的感召，不能不说是因素之一。
总之，在任何时候，任弼时都能设身处地为干部着想。他对 我，也对其他干部这样教诲说：“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 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为那样会因惧怕而畏怯，而疏远，而不讲真话，那样就无法弄清真情实况，从而也就无法使问题得到澄清和解决了。”
任弼时不仅是中央的大管家，还是干部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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