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喜欢读史，对于一众历史人物也多有点评。
而对于曹操——这位被小说、戏剧污名化的“奸相”，他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给他“翻案”，以期给予他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他不仅仅将对曹操的看法讲给工作人员说，甚至于对女儿李讷、李敏都特意提及。而当他的看法多次出现于公开报告、演讲、谈话、批示（包括不限于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汉座谈、上海会议等 ）中时，他的个人观点也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国家的主导话语。
1959年，史学界、文学界兴起了“为曹操翻案”之风。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他的《谈蔡文姬的 〈胡笳十八拍〉》、《蔡文姬》、《替曹操翻案》等作品相继完成。
坦白讲，曹操当然该被平反正名。他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也是实打实的功绩。
但是，当一个人为了证明而去刻意证明时，他的一些作品难免就要落入窠臼、为人所笑了。郭沫若的《蔡文姬》便是如此的一部作品。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中，他将曹操塑造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领袖。为此，就连曹操镇压黄巾起义都被他描述成是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把黄巾运动组织化了也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甚至于剧中他还营造了曹操夫人卞氏缝补被面的一幕。
这些显然都是会成为旁人诟病的由头（事实上，郭沫若本人也承认目的就是为曹操翻案）。而在《蔡文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首演上便遭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况。
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陈赓大将，《陈赓传》中有详细记述也可作为罗点点所述的佐证）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她还说包括康生在内一众人都笑了。彼时的罗点点不到10岁，虽然并不理解剧情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但显然却能从这些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的地位是否重要。
而这也证明了对于郭沫若虽然他的社会地位很高，称谓也高——多以郭老相称，但却并不是真正被备受尊重的。这一点上，对于郭沫若的字评价也大抵有体现——“看看，又是郭老的字”，充满了揶揄味道。
不过也不是没有支持他的，一如罗点点回忆中还提及哥哥在背了郭沫若新诗歌后，还说“郭老，郭老，诗多好得少（其实这句话乃是郭沫若自己所说，其中可能不免有自谦、自嘲的意思）。”这话却也遭到了罗瑞卿大声喝止——“不许胡说！”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近现代文学界都是一个不可能逾越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是中国近现代文艺界的巨擘。
1892年，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一个优渥之家，自幼便接触到了新式教学、民主思想。
21岁时，他东渡日本留学。
后来他写《女神》（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他创立“创造社”举起新文化大旗，再后来他亲上战场治疗病患，南昌起义后他立马舍弃地位前往，1937年他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不顾危险回到国内，办报刊、演讲、劳军。专业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先秦天道观之演进》也是惶惶大作。
这些上看，郭沫若无愧于大家之称。
但是，郭沫若显然是不完美的。
私德上，他风流成性，抛妻弃子，如果说对张琼华尚能以反对包办为理由，但对于佐藤富子却是实打实的抛弃，而于立群的自戕中他对于立群姐姐于立忱的私情又是直接的导火索。
而在他开国后的一系列历史剧、作品中，他亦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这也让这一系列作品，以历史的角度来看未免有了“嘲讽”的由头。
可公允的说晚年的郭沫若更值得同情。在他写下《蔡文姬》几年后，即便如此他也难逃劫难。
儿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继的身亡，对于这位彼时已经古稀的老人而言，又何其残酷？遑论他思想中的迷茫与作品中的鲜明的冲突，还加了一把火。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以说就是晚年的他的写实。而他的那句遗嘱“往事何堪说，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又何尝不让人动容。
参考资料：《陈赓传》
《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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