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上海
解放大上海是渡江战役的最后一战，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 役。如果说，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适时地转入战略追击，粉碎 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南北朝”的企图，那么,淞沪战役则为这 场京沪杭大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当时人口已近600万，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 1921 年7月，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1927年4月，蒋介石版变革命，在这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从而建立了新军阀统治。
多少年来，上海一直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我军在胜利渡过长江后，继续向上海进 攻，会不会引发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武装干涉?实为国人所瞩目。
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蒋介石，希望上海在这场大战中被打烂、 搬空，而我们则要在枪林弹雨中尽力保全它，使它获得新生，为 即将诞生的新巾国的经济建设发挥骨干作用。
蒋介石希望我们 “红着进来，黑着出去”,停工停产，发生混乱，在这座国际大都 市里站不住脚，而我们则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国民党反动派 是永远回不来了。所以，毛主席曾经讲过：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
郎广追歼战以后，我们第三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指示，放慢了进攻的势头，9、10两兵团位于太湖南北走廊地区，进行休整和政策纪律教育，做好进攻上海的准备。
蒋介石于4月26日从浙江专门来上海，召集残部研究部署 上海的防御问题，准备抓紧抢运物资，撤逃台湾，并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出兵武装干涉。
开始，中央认为，国民党驻沪军队有迅速撤走的可能，上海 的资本家们也不愿意在沪打仗，因而上海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较大。 所以，命令我军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不要去占领昆山、太仓、吴 江、嘉兴等地，让敌人守起来。同时，抓紧时间，进行接收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敌人从海上逃跑时，能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一天，我们通过侦察获悉，上海之敌已运走不少物资，很可 能提前撤退。如果我们接收不及，会造成 上海城市的混乱，为此， 我们都很着急。中央军委于4月30日提出，是否以一个军先行 攻占浏河，威胁吴淞，使敌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但粟总和我顾虑 ，我军一旦行动，则可能会促使蒋军迅速撤退，反而造成被动。于 是，我们一面作出军事上的部署，一面建议推迟进占浏河以及进 入上海等地的时间。
5月3日，中央军委最后明确：我军在5月10日前不占上海，以便使接管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只要汤恩伯不撤走，我们就继续做准备。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 同时，也要有马上进城的准备，要立足于汤恩伯部很快撤走，我 们不得不去占领上海。并强调：“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据此，粟裕同志和我们在常州进一步研究了攻占上海的作战 部署以及接收准备问题。他还与唐亮同志一起去丹阳向总前委作了汇报。
尔后，我们召开接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总前委指示精 神，具体区分了接收任务。在会上，9兵团政委郭化若和26军政 治部主任李耀文首先汇报了部队的接收准备情况，栗裕作了关于 淞沪警备问题的报告，我向大家明确了警备任务的区分及注意事项。最后，唐亮强调了接收上海的政策、纪律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上海市的接管工作，早在淮海战役结束时，我们就研究 过军管会的组成与警备等问题。在蚌埠孙家圩子时，我也专门就 接管问题向粟裕同志作过汇报。渡江前后，在泰州白马庙和江阴 等地，我还向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上海市各方面情况，以做好接管的各种准备。
这次，三野前委研究确定并报经华东局批准，以随军南下的 5000多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
其中，除中央早已内定的饶漱石、陈毅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外，刘瑞龙同志调上海 市委任秘书长， 野后勤司令员由宋裕和接任。
我与瑞龙同志就此分开了。瑞龙同志是我们的“好管家”,在淮海和渡江战役的 后勤保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国务 院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长期工作在农业战 线。
“文革”后期，瑞龙同志冤狱平反，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任农业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我们经常见面，回忆往事。他是 个十分勤奋刻苦、细致周密的人，保留下来的日 记、资料非常多， 弥足珍贵。他在整理、出版了《我的日记》后，又潜心于第三野战军后勤史料的选编，还主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1988年在广州开会时因病不幸逝世。
后来，他的夫人江彤同志给军委江泽民主席去信，请求把三野后勤史料选编工作继续下去。 江主席把信批给我办。在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同志协助下，于1997年出版了这部著作，实现了瑞龙同志的遗愿。
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立三个接收委员会和一个秘 书处。其中，军政接管委员会以粟裕为主任、唐亮为副主任，下 辖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和训练等6个部。 记得我曾负责召开过军事部的会议，交代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拟定了具体的接管计划。
为保证接管好全国的经济中心，使我军进入这个大都市后， 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立干不败之地，在常州时，我还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着手起草了淞沪警备任务的有关规定。
首先明确了警备部队的领导机构以及基本部署。以第9兵团 指挥机构为淞沪警备司政机构，宋时轮、郭化若分任司令、政委， 并确定第20、26、27军为上海市区警备部队。
将全市划为三个警备区和一个要塞区(吴淞)。
第一警备区负责老法租界、南市 和浦东地区；
第二警备区负责苏州河南英租界，包括公共租界沪 西区；
第三警备区负责苏州河北，老公共租界和闸北。
每区以一 个军担任，各军应以一至两个团控制机动，并确定以一个团直接接受华东财委的领导指挥，使能及时看管我新近发现之仓库与资材，及其他保护等。
其次是规定了警备任务。在我军管会人员尚未入城或入城后尚未接收以前，我警备部队与先进入市区的部队，需以全力保护 维持秩序，防止抢劫与破坏。凡我入城部队，必须遵守城市政策 与入城守则，切实遵守纪律，并有互相监督执行之义务，制止与 逮捕违反纪律之人员。除担任警备任务之部队外，其余参战部队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离开市区。
再次是要求会力保护学校及名胜古迹，防止偷窃与破坏。在秩序未恢复前，拒绝参观，学校则一律禁止驻兵。对于敌人经管 的工厂、仓库、客栈、银行、医院及党政军办公机关宿舍、公馆、 海空军设备、要塞、船舶、炮艇、兵舰、兵营等，均需派兵看守。 所有这些地方的物资、汽车、用具等， 一律不许搬动；文件、档案不得乱翻，必须原封不动，等候接收。
对于如何对待外侨及领事馆人员，也作出了具体规定，明令采取保护政策，其合法权利完全予以保障，不许侵犯。按中央指 示，在军管时期，为了防止特务与坏人捣乱，我军应有派兵保护 其领事馆安全之责任，并应派人向其说明我们的此种责任。
如他 们不需武装保护，则由其出具证明文件，说明发生意外，我们不负责任。但在站岗保护其领事馆时，对其领事馆出入人员及领事馆内部，都不实行人身和内部检查，而只应注意有无捣乱分子在 领事馆附近或向领事馆捣乱。
应教育部队，对领事馆人员，需以 礼相待，不得调侃讥笑或故意留难。如发现他们之中有特务间谍嫌疑和破坏行为，亦应报告上级处理，不得擅自行动。
最后，还提出了警备部队应注意的若干事项等等。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补充，于进入上海的前一天，即5月26日发布了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常州，我还专门阅读了关于上海的各种调查材料，以多了 解一些情况。据材料上讲，上海的电力行业，80%为外商所有， 许多经营业都是外商在操作。所以，要顺利地接收上海，确实不 仅是军事仗，而且是政治仗、经济仗，也是外交仗。联想到我军 进入南京后，接连发生的一些涉外事件，受到中央批评的教训，这次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克服与避免。
5月6日，军委又给粟裕同志和我发来电报，重申：“何时占 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
并令我们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 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 大批从海上运走。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原来的方案，我们迅速拟制了围攻上海的战役计划。
讨论中，大家认为攻上海有3种打法。
一是长围久困，二是 突击市区， 三是钳击吴淞。
长围久困，虽可解决敌军，但几百万 上海的老百姓将随之受苦。
突击市区，主要是考虑从苏州河以南 地区一下插进去，从里往外打，可收奇效。因当时我军侦知，汤恩伯在现今上海的淮海路、南市区一带设防较弱。
据说，上海的资本家曾凑了几十万块大洋，央求汤恩伯不要在苏州河以南主要市区打仗，最好在苏州河以北与我军作战。但实行此案，上海市 区就可能在激战中被打烂。
最后，均倾向于先在外围打，集中力 量钳击吴淞。
我们决心集中9、10两兵团8个军，首先扫清上海 外围敌之据点，然后从市区北面与浦东两个方向，实施迂回，直指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阻止敌军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待接 管工作完成后，如敌继续顽抗，再按上级命令，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
考虑与选定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上海完整地回到党和人民手中。卡住吴淞出海口，就好像卡住对方的脖子一样， 尽可能地把市区的敌军调出来，大量歼灭在吴淞周围地区。
这 样，部队的损失可能要大一些，但为了完整地接管上海，就必须 把苦战、硬战、恶战放在上海外围打。我们还考虑到，在攻打上海时，要努力使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物尽量少受损失与破坏，明确规定部队一具进入市区作战，不得使用火炮等重武 器。
陈毅司令员还形象、风趣地说：进上海，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又要捉住老鼠，又不要撞坏一件瓷器。总之，是要实现军政全胜。
8日晚11时，野司移至苏州。第二天上午，粟裕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叶飞、韦国清、刘培善关于10兵团部队作战准备和苏州军管情况的汇报。
午后，收到军委复电，同意我们5月7日上报的围攻上海的作战部署。我乃告10兵团并致电9兵团，并请他们注意封锁出海口，待命行动。
就在我们积极完成各项战役准备时，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上海 地下党的同志们，也在为上海的解放夜以继日地工作，除组织工 人、学生护厂护校，保护民主人士，组织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外， 还为我军送来了敌军的防御工事要图。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可以 想象，为搞到这些情报，他们要冒多么大的风险!我和司令部的同志研究后，当即将其送给了两个兵团司令部。
向上海外围的进攻战，于5月12日发起。
上海守敌共有8个军20万人，其防御阵地分为三层：以南 翔、华薄、七宝、华泾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至北蔡为浦 东外围阵地。
以吴淞西北的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 场、真如、虹桥、龙华至黄浦江为浦西主阵地，以高桥向南经高 行、洋泾、塘桥之线为浦东主阵地。
在市区以国际饭店、四行仓 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30多座高大建筑 为坚固防守据点，在各重要路口，以钢筋水泥活动碉堡和沙袋构 成众多工事，组成核心阵地。
在上海周围，总计有4000余座碉 堡、万余个野战工事，加上各种障碍物等，构成了十分严密的防 御体系。
其兵力部署是：6个军20个师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2个军5个师防守浦东地区，并有海、空军的支援。
开始，北线10兵团一路急进，先后攻占了浏河、太仓、昆 山和嘉定，南线9兵团也占领了平湖、金山、松江、青浦等地， 进逼川沙，威胁沪敌侧背，南北两路大军进展都较顺利。
随后 更加激烈的战斗，在吴淞西侧的月浦、刘行一带展开。这里是敌 军防御的主阵地，有的阵地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守敌52军 在海、空军支援下，依托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以绵密的火网封锁我军的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向我实施反击。
我军多次组织强攻，均未奏效，付出了重大代价，仅28、29军就伤亡近9000人。
这时，粟裕同志问我：“敌军防御工事图发下去没有?”
我 回答：“早已转给两个兵团了，并要他们发起战斗前很好地研 究。”
我一查，10兵团司令部收到后，没有把图及时送给第一线 指挥员，否则，我军的伤亡可能会减少一些。
我在战后反思，当时野司机关对10兵团攻击吴淞的作战行动，要求也过急，只考 虑要迅速抢占吴淞，对时间的计划安排不够周密，如果能多给一天的准备时间，部队在行动时可能部署得更完善些。
5月16日，我们研究了4天来的战况。从总体上讲，进展还 比较顺利，特别是从南线发起进攻的9兵团，很快就突破了敌军 的防御，正向浦东的川沙等地发展进攻。
北线的10兵团因处于 敌军防御的强点上，受到一些损失，但也大量杀伤了敌人，正准 备再次发起进攻。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敌军不得不从市区调出第21、51军等部，来增强吴淞和浦东地区的防御。
根据粟总的指示，我起草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下发各部 队，要求并强调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 择其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 突击一点，以对壕作业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进攻的办法等。
我进攻部队也及时总结了前段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改变战术，取得了明显效果。
至22 日，我军已先后攻占月浦、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川沙、周浦门龙港和高行等上海外围敌军的防御要点。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我9、10兵团共歼敌51、123军、暂 8师等部2万余人，占领了敌军的外围阵地，部分突入了敌军的 主阵地，追使敌陆续调集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造成了我攻取 市区、全歼守敌的有利条件。
但也由于我军避开市区，仅以主力一部从敌军两翼实施突击，地区狭窄，部队不易展开。这样，就使敌有可能集中力量，坚守上海市区至吴淞通道两侧的阵地，使 我军每攻一点，费时较久，消耗较大。尽管最后市区守敌已倾巢出援，但我军受接管工作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直接对市区发动进攻。
围攻上海的作战，牵动着全局，其指挥上的复杂性，也是空前的，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 一方面要等待做好接管的准备，这个条件不具备，军委不会下命令攻打市区。贸然进去了，接收旧政权需要干部，几百万人的生活，需要大批粮食、煤炭等物资，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陷入被动。所以，在作战中，节奏不宜太快，需要稳扎稳打，稳步前进。
另一方面，从渡江以来，中央军委、毛主席在指挥我军转入战略追击时，始终对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保持着高度 的警惕。我们三野攻击上海时，以二野作为战略预备队，集结于 浙赣线上，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5月18日，中央军委 曾电示我们，要注意侦察援沪敌军中有无外籍人员。当我们向军 委报告并请示，黄浦江上有挂着外国旗帜的舰船向我军攻击的处 置办法时，军委又专门复电指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 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 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要有充分的精 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同 时，也明确了对其他情况的处置办法与原则。因而在这个问题 上，又需要部队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早点解决上海守敌，则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5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 时间地区限制，我们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 楔入吴淞，南线先解决苏州河以南与南市区之敌，尔后会攻苏州 河以北的敌军。并询问接管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完成。
总前委当日复示：进入上海的各项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粟裕遂于5月19日主持召开作战会议，我们商定，增调7 兵团23军、8兵团25军及特纵炮兵大部，分别加强和配属9、10兵团，并令24军做好参战准备。
当晚，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不 宜拖得太长，如接管准备工作就绪，可于25日前后开始总攻。
我 乃告9兵团，首先肃清浦东之敌，尔后，以3个军歼灭苏州河以 南之敌，并电告23军于23日赶到松江集结，并派特纵陈锐霆司 令员去10兵团研究部署炮兵火力等问题。
20日，中央军委又来 电告诉我们：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 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
为做好攻击准备，总攻时间以选择在 5月25日至31日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6月1 日左右。如何适 当，由你们决定。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 如吴淞阵地不利于攻击，亦可采取攻歼其一部分，放弃一部分不 攻，让其从海上逃去。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后再行攻击，攻击前必须做好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5月21日，粟总和我拟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第一步，以9兵 团之30、31军和20军主力，迅速攻歼高桥和浦东地区守敌，控 制黄浦江东岸阵地，23、27军和20军一部积极钳制浦西之敌；
第二步，以9、10两兵团全力夺取吴淞、宝山和苏州河以南市区 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
第三步，聚歼退缩于江湾地 区的残敌，达成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
2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我们的部署，令我们即照此执行。
5月23日，我们查明，汤恩伯等已登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 挥退却，苏州河以北敌之主力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市区之 交警总队亦已北撤。粟总和我即令各部迅速发起总攻，大胆楔入 敌之纵深，截歼逃敌。
经过4天的激战，我军迅速占领了苏州河 以南市区，直逼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江湾、高桥等外围据点，也已被我全部攻占。
我随栗裕同志经南翔于27日晨抵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开设 指挥所，继续指挥市内的战斗。当天下午3时，残留在苏州河北 杨树浦的数万敌军，迫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 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
上海市区全部解 放后， 野指挥所又移至北四川路原日军的港口司令部旧址，继 续指挥部队向浙东、福建地区进军。6月2日，25军解放崇明岛，上海之战胜利结束。
在上海战役中，我军共计歼敌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1300余门，坦克、装甲车110余辆，汽车1100余辆，舰艇11艘 及大批军用物资。汤恩伯率54军等残部约5万人先期登轮 出海，逃往台湾、定海等地。
上海战役，是我军渡过长江以后进行的最为激烈的 一次战 役，也是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经济中心，我军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军政全胜。
成千上万的同志为了上海的解放，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他们。
在上海 解放50周年时，上海市 组织编写了《热血丰碑 ——解放上海烈上英名 谱》 一书，记载了为解 放大上海光荣牺牲的有 名有姓的烈土7785名。 其中，军队指战员7613 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 工72名，为迎接解放而牺牲的上海地方烈上100名。此外，还有不少烈士，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来!
正是 这些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铺平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功勋。
上海解放后，全国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我军在各个战场上， 正在展开胜利的大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即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处于由革命战争到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转折关头。
在华东战场上，国民党残余军队分向福建和浙江舟山群岛败 退。他们以台湾为基地，在福州、厦门、漳州和浙闽沿海岛屿重 新组织防御，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
舟山群岛方向，有 敌3个军10个师，共6万余人；福建方向，有敌3个兵团10个 军27个师，共12万人；另有空军3个大队、海军舰船50余艘， 依托舟山、台湾等岛屿，配合其陆军行动，并对我东南沿海城市、港口实施轰炸与封锁。
这时，沪、宁、杭地区刚刚解放的百余座城市正在接管过程 中。我们既要建立新区政权，剿灭残余土匪，还要追歼退向沿海的逃敌，军事斗争任务十分繁重。
根据中共中央、毛主席赋予第三野战军的任务，我们研究决定：以第7兵团主力进攻舟山群岛，一部兵力保卫浙江沿海海防和杭州等城市的警备；第8兵团驻守南京、镇江地区，并负责清剿苏南、皖南残匪；第9兵团在上海市及淞沪地区布防；第10兵团准备向福建进军。
1949年6月7日，我们正在召开兵团负责同志会议，突然间我的肚子剧烈疼痛，实在无法忍受，在地毯上直打滚。卫生部副部长李振湘闻讯赶来，让医生给我注射了一针止痛，但仍疼痛不止。
李部长把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内外科主任请来会诊，初步确 定为阑尾炎，便连忙把我送进上海中山医院。经著名外科专家、 院长沈克非教授检查，确诊为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原来前一段老是肚子痛，就是它在作祟!
沈院长立即给我做了手术。手术后，他对我说，因为阑尾处已化脓了，这次只是把脓排掉，待休息3个月后，再行手术切除阑尾。过了一个月，医院又对我做了全面检查，发现还患有陈旧性的肺结核，必须住院。这时我才明白过去为什么老是咯血。事到如今，只有听从医生的安排了。
在迎接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我却躺在了病床上心里十分着急，时常思念着部队和战友们。
一天，粟裕同志来看我。不等我问情况，他就说，毛主席6 月14日和21日两次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要“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让我们研究“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 夺取?用什么方法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并要求我们向他作出报告。
粟裕同志还说，毛主席强调目前几个月内华东的 主要工作：
一是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解放的广大地 区；
二是占领福建及厦门；
三是帮助二野西进；
四是准备占领台湾。
毛主席还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能拔 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 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航商业界。因此，无论从军事上， 还是从政治经济上看，都必须把解放台湾的问题摆到重要的日程。毛主席希望我们能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
我听后，十分高兴。过江以来，我们都抱定“将革命进行到 底”这样一个信念，决心彻底消灭国民党军。现在看来，只有迅 速攻占台湾，铲除蒋介石负隅顽抗的最后基地，才能最终实现这 目标。
我对粟总说，我们要抓紧准备，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尽 快解放台湾，把蒋介石的残兵败将收拾掉，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不然将贻患无穷。粟裕同志连连点头，看来他有许多话要说，可能见我的病情较重，没讲更多，只告诉我，因二野马上要进军西南，三野指挥机关7月份将迁往南京，让我先安心在沪休养。
粟裕同志的到来，既对我是个安慰，也给我增添了“心病”。 毛主席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日 程表”,我怎么能长期住在医院 呢?因此，身体刚刚有点好转，便出院去参加第9兵团在上海召 开的军事会议，研究攻台作战的协同、配合问题。
硬撑了几天， 身体还是支持不住。由卫生部部长崔义山联系，将我转至澄衷疗 养院。这里是上海郊区，医疗设施与环境条件都适合肺病的治疗 与休养。
8月19日，三野前委正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让我离职休息半年，并决定由8兵团政委、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袁仲贤代理野战军参谋长。
对组织上的关怀，我十分感激，但心里总是不安。过了一段 时间，我又去医院复查。医生认为，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建议再 入院做第二次手术——切除阑尾。因住地离已被我们驻沪医院接 收下来的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近，我便在这里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另外，我的肺病经药物治疗，也有所好转，院长影克和医生 护士们照料得很周到。尽管如此，我仍觉度日如年，总感到自己病得不是时候，希望能早日出院，投入工作。
我让人找来一些有关台湾历史与地理的书籍，仔细阅读。从 书中得知，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和康熙皇帝统一台湾，两次都是派水师先攻澎湖，打掉敌军水师主力后，使台湾门户洞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敌军才投降的。
当然，我们现在要打台湾，各种条件都已大为不同了，方案的选择，肯定比那时 要多些。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由陆地作战转向渡海作战，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特别是海军刚刚组建，空军还没有成立起来，力量悬殊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仗怎么打，值得很好地研究。
收音机是我病中的好朋友，它随时带给我四面八方传来的胜 利消息。每天我都要听几小时，特别是我各野战军向华东、西南、 中南和西北进军的情况。今天报告进占这个城市，明日宣布又一个地区新生，我的家乡也解放了，心里真高兴。
10月1日，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 一大早，我就起了床，守候在收音机前，直到下午，终于听到了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的盛况，特别是听到毛泽东主席向全 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 了!”
作为一个巾国人， 一名老战士，此时此刻，心潮激荡，联想近代历史上祖国的衰败、屈辱，回顾20多年来人民和军队的 英勇奋斗，深深地感到这一天来之不易。但同时，又想起毛主席 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何况我 们这个第一步也尚未完成啊!不知何时才能重返工作岗位，参加扫清沿海残敌，筹划攻打台湾，把这“第一步”走完。
我从6月上旬发病住院，转眼4个多月过去了。10月下旬， 我重返工作岗位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10月28日，我来到南 京。此时，二野司令部在萨家湾原国民党行政院办公。
袁仲贤、 周骏鸣等同志来看我，谈到这几个月的情况，特别是讲了金门作战失利的情况，说粟司令员和他们发了电报给中央军委，并告10 兵团和福建省委认真总结教训，准备再战。
他们走后，我即去粟 裕处报告已出院归队，并请示工作。粟总对我讲：别太性急，逐 步介入，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同时，又谈了东南沿海作战和准备打台湾的问题。
第二天，我参加了前委会议，听粟裕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 精神。
首先，他讲了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情况，根据协议，苏联 将对我国进行援助，特别是帮助进行重工业建设，这是我们今后 建设标准化(即后来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发展国防力量 的重要条件。
他说，苏联将派出大批专家和顾问援华，军队和地 方都有，我们要注意尊重他们，虚心学习，团结合作。
其次，是军队干部调整配备的情况。粟裕说，中央决定，刘伯承、林彪等 将从西南和华中军区调中央工作，还准备以刘亚楼为空军司令 员、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许光达为工程兵司令员、陈赓为炮兵司令员等。后来，有些人事安排又作了调整。
前委会议还讨论了部队的整编和教育问题。会议开了一天，因我长期病休，猛然转入工作，甚感疲劳。
也就在这天，毛主席签发了《关于攻击金门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在不远的时候，各级 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
10月30日 到11月2日，第10兵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党 委书记叶飞同志代表兵团党委作金门失利的检讨，他说：此次金 门战斗中，3个精干的建制团全部损失，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 次，其责任不能推向下面，而应该由我们负主要责任。
第一线的 指挥员也作了深刻检讨，请求给予应得处分。三野前委没有再追 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而是同他们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准备 再战。
粟裕同志还向中央军委写了检讨报告，承担了金门作战失利的领导责任，认为自己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不能辞其咎。
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在仗未打好，特别是作战失利时，各级领 导尤其是高层领导从不推卸责任，诿过于人。这样，也有利于激发调动下而准备再战的积极性。
11月3日, 我看到10兵团的金门战斗详报，9日又得知舟山 方向攻击登步岛受挫的情况，心情很沉重。仅一水相隔的金门和 登步岛都没打下来，在金门还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看来，渡海 作战对于我军确实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去征服 台湾海峡，把红旗插上台湾宝岛?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 但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我别无选择，必须竭尽全力，和同志们同心同德，尽快研究渡海作战方略，攻克此难关。
这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搞调查研究上，查阅东南沿海的水 文气象资料，研究金门和登步岛的全面情况，并听取司令部各业 务部门的详细汇报。我感到，解放台湾，可以说是全国解放战争 的最后一役，也是最困难、最复杂的一仗。
其关键，就在于作战 方式同以往完全不同了，在战略指导上需要有相应的变化。如果 像解放战争初期那样，以内线作战，以运动战的打法来对付敌军，显然是不行的。与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相比，也大为不同，单纯强调争取战机、以少胜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作战 区域由陆地转向了海洋，不渡海，就不能登陆。我们的作战力量 虽以陆军为主，但也要有一定的空、海军参加，没有制空权、制 海权，陆军是过不去的。同时，渡海登陆作战，组织指挥上也比 以往作战复杂得多。
因此，解放台湾将是一场由陆海空军协同 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作战方式以及战 役力量、指挥协同上的这些重大变化，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于是，我向粟裕同志建议，召开一次参谋长会议，或者叫军 事教育会议，统一军区部队的认识，确立渡海登陆作战的指导思 想，研究渡海登陆作战的具体问题。
粟总认为很有必要。11月26 日, 我组织司令部研究了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会议准备。当时把 渡海登陆叫做两栖作战，首先，我们组织对两栖作战理论的学 习，做好学术上的准备。
我和作战处处长王德等同志，到华东军 政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请一些教研室、研究班的教员特别是部分海、空军的同志参加。
我还专门请国民党起义将领王晏清到会，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作战概况及其经验教训，请原国 民党陆军大学的赵秉衡教授讲两栖作战的基本原则等，提高司令 部人员两栖作战的理论水平。
同时，我还与担负攻台作战任务的 9兵团干部共同研究在两栖作战中存在哪些难题，请部队同志放开讲，困难究竟在什么地方，组织机关研究解决。有些解决不了的，请上级统筹考虑。
12月18日，军事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是我华东军区部 队研究攻台作战、布置1950年军事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分军事、政工、后勤3个会同时进行。
第一天，我致开幕词，政治部 主任唐亮、后勤部部长邝任农、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陈士榘和军委四局局长童陆生分别作了报告。
第二天，我作了1950年军区练兵作战和武装建设意见的报告，周骏鸣作了加强部队纪律性问题的报告。
与会同志还听取了参战各部队领导的情况介绍。华东军区司 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石一宸、31参谋长高锐、21军副军长吴泳湘和28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分别介绍了金塘、厦门、登步岛 和金门战斗的详细情况，认真总结了渡海作战的经验教训。
22军参谋长来光祖报告了攻击定海的准备问题；9兵团副参谋长王斌 报告了部队两栖作战训练情况；华东海军副司令员林遵报告了 海、陆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介绍了舰船性能、战术原则和敌我舰 船对比情况等；航空处张占文报告了华东空军情况，着重讲了海 上防空和陆空联络；赵秉衡教授和原国民党伞兵总队刘农酸团长报告了地面部队与空降部队配合作战的有关问题。
会议期间，我们安排在南京附近长江的燕子矶江段进行了演 习和试验，请与会同志参观学习。主要科目为破障和登陆，根据 渡海登陆作战时可能面临的敌情，我们设置了4道副防御设施。 演习分队演练了用大剪子等工具和爆破的方法破敌副防御，用装甲车辆引导和支援步兵登陆等课题。
我还主持召开了司令部部务会，进一步理解和领会军委意 图，研究攻打台湾问题。
我们从攻台作战所需的4个方面条件进 行了分析： 一是陆军，二是海军，三是空军，四是内应。
具体地 说，就是我们陆军准备的情况怎么样?海空军是否占有优势，尤 其是能否夺取局部的制空权?对台方面的策反工作进展如何?
当 然，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应当说，有两个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进行。我要求作战处立即拟制对台作战方 案，加紧计划浙闽沿海公路、机场、通信网和起渡场的建设，组 织弹药前送。并搜集整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演习资料，制定部 队进行两栖作战训练的计划，组织有关部广门、工厂研制渡海作战 所需的船艇等。部务会后，还专门下发了《两栖作战中司令部工作的指示》,加强了对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指导。
这次军教会议，跨了年度。1950年1月17日，大会结束时， 我作了总结讲话，从8个方面讲了两栖作战问题：
一 ,两栖作战 面临的问题；二，两栖作战的战斗动作指挥；三，两栖作战的组 织领导；
四，两栖作战的教育；五，两栖作战的物质保证；六， 战役发起的时间；
七，金门、登步及厦门战斗主要经验教训；八， 两栖作战中司令部的工作。
主要强调了两栖作战是一种海陆空联 合作战，是渡海登陆中的一·种岛屿争夺战。敌人凭岛据守，兵力相对集中；而我军则因数百里的航渡，战力减弱，部队机动、隐蔽及火力支援均十分困难。
因此，不能把守海岛的敌人与他们在 大陆上溃败的情况同样看待，必须有应付意外情况的物质(船只)、兵员及思想准备，要把数个岛屿的情况联系起来看，要向坏处做打算、从好处做努 力，处理好过去我们熟悉的 一套与陌生的一套的矛盾， 必须解决分散起渡与同时攻 击的矛盾、宽正面的多处登 陆与登陆后集中作战的矛 盾、高速度航行与航行管制 的矛盾、涨潮起渡与退潮攻 击的矛盾、超短波无线电多 配与互相干扰的矛盾。
要学会新的一套，在战斗指挥上 注意把握“慢、猛、稳、钻、 钳、闭”6个字等。这次会 后，部队中迅速展开了渡海 登陆作战的各种训练，掀起 了研究渡海作战战术技术的热潮。
在我们召开军教会议时，粟裕同志在杭州开会，后到上海参 加华东局会议，又去北京汇报。他对我们的会议十分关心，曾经 回来过一次，给大家作了报告。
他要我们认真学习、掌握陆海空 联合作战的新的作战方法，强调在渡海登陆作战中，要树立以陆军为主的协同思想，不能单纯依赖海、空军，因为这是由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军事教育会议刚结束，粟裕同志从北京回来，主持召开了前 委扩大会议，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渡海作战准备问 题的指示，讲这次他到中央开会，专门研究了解放台湾所需舰船的建造、征用、购买及空军支援等问题，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经中央研究确定，攻打台湾所需的海空军系统由中央负责准备， 陆军系统由我们三野负责准备，攻台作战的时机，也要依我们的准备情况来定。
大家讨论后认为，从目前华东军区的准备情况 讲，主要的困难是船只问题，当然，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要 加紧准备，包括战法的演练，兵力的调集，通信联络的组织，以及建立气象通信网等。
1950年初，我先后几次去上海，与9兵团研究作战方案和部 队训练问题。回宁后，将该部所需的船只及粮食、物资等，除在 华东军区范围内调剂解决外，还电报中央，请求国家统筹解决。
围绕攻台作战的保障问题，我参加了供给、军械、卫生、机要、 情侦等方面的业务会议，分别向他们提出了要求。还专门研究了 防空司令部的组织和全区气象部门的组成，并协助华东海军建立了气象部门。
3月上旬，粟裕同志又赴京开会，行前，我向他汇报了攻台 准备情况及存在的困难。中旬，他从北京写信回来，讲了中央的 考虑：鉴于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相当长，各种作战装备及物资需 要量也很大，所以将攻台作战时间推迟到1951年。尽管国家经济情况还很困难，但为了解放台湾，准备拿出60至70亿斤粮食充作战费，另以1亿美元作军事借款，来购置装备。
因渡海登陆 作战迫切需要有空、海军的配合，军委已决定，这笔款项以购买 飞机为主。要我们马上布置华东海军司令部，对船只方面的需求 进行研究，所需兵舰、大炮等武器装备，均由这1亿美元中计划 解决。
向外购买兵舰时，统一由中财委负责联系，但华东海军届 时要派出懂舰船的人员， 一起到海外购船。另外，还要继续打捞与修理现有舰船。建造船只时，也要通盘考虑，在攻台作战中能渡海，能登陆，战后也能继续作经济建设之用等。
我们召开前委会传达并讨论了粟裕同志的信。接着，我带着 这封信到上海，向9兵团、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华东海军的领导同 志进行了传达。
大家听后， 一致拥护中央的决策，在国家经济尚 很困难的情况下，既果断地下决心，也适当地推迟了时间，我们 一定要抓紧准备，决不松懈。同时，大家对中央发展空、海军的 计划，也感到非常正确，从今后渡海登陆作战的需要看，没有制 空权和制海权的确是不行的，所以， 一定要发展空、海军，首先 是空军，力争取得局部的制空权、制海权，以确保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
3月下旬，我们召开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座谈会，进一步研 究攻台作战问题。司令部汇总了前段的准备情况，拟订了初步计 划，编制了预算，呈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
不久，军委批准了这 一预算。在座谈会上，我们还请专家汇报飞螺推进器、火箭炮的 试制、无线电遥控爆破船只试验等情况，着重研究了军事技术上： 存在的具体问题，以能尽快定型制造。
但技术问题的解决实属不 易，有时经千百次试验，也不一定能成功， 一次试射火箭炮时就 发生了炸膛事故，幸亏没有伤着人。无线电遥控爆破船虽已试验成功，但对于战时如何抗敌电磁波干扰问题尚未解决。
4月10日，粟裕同志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今年不打台湾和西藏，西藏很可能和平解放，对台湾要继续抓紧准备。
党中央、毛主席下了最大的决心，以国家年产600亿斤粮食的十分之一来作攻台 的战费，特别对购置武器装备的款项作了大幅度追加，达到3亿 美心。
另外，为攻台登陆作战之用，还决定组建伞兵部队，计划从每个军调一个连队，以战斗骨干组成。这样，我们第三野战军要抽调12个连，还要完成一个师部和两个团部的组建工作。
4月下旬，我们发出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部署了第7、9、10兵团、军区军兵种部队和指挥机关的渡海登陆作 战训练。
纲要规定，从1950年7月开始，到1951年5月，训练 期为11个月。同时，我们加紧军区海军的整编，组建新的舰队， 组织部队抢修福建、浙江境内的公路，还拟制了空军机场修建与使用的方案，修订了攻台作战海运计划等。
5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席全军参谋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到 伟大祖国的首都。其间，粟裕同志从南京打来电话，要我把攻 台准备情况再向中央军委作个汇报，并提出希望能增加第四野 战军的3至4个军参加攻台作战。
我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简 要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并请示需要统筹解决的有关问 题。
5月31日，朱总司令代表毛主席约见了我。朱总司令问： 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我答有3个问题： 一是夺取局部制空权； 一 是运输船只的筹集；三是登陆突破问题。
朱总司令爽快地说，不 要太着急，船只、装备及兵力，特别是空军，我们来统筹。你 们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时刻牢记这一点，全军对你们都寄予厚望。
自1949年6月，中央军委、毛主席赋予我们解放台湾的战 略任务以后，华东军区部队始终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多方面的准 备。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战略重心转移，攻台行动 暂时搁置。可以说，这是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第一阶段。
其基本特点是，围绕攻台战略意图，上下一致，整体协调，边进军，边准备。归结起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首先，审时度势，正确领会中央军委的意图，把握战略重心。
根据 上级确定的攻台方针，把战略指导的重点始终放在向福建进 军、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上，力争在上述地区获得较大战果，在大 陆和沿海岛屿上多歼灭一些国民党残余军队，为最后解放台湾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迅速调整部署，组建部队，进行攻台兵力的准备。从 1949年7月中旬开始，将9兵团的20、26、27军，再加23军集 中整训，作为陆军渡海登陆作战的突击力量。同时，按照中央军 委的计划，抽调部队组建空、海军和其他兵种部队，这也是进行 渡海登陆作战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们从22、24、29、32军各抽一个师改为空军与装甲兵部队；在开封组建了我军第一支伞兵部队，后来与15军部队合编，组成了现在的空降15军；编组了华 东海军第1、第2舰大队，这是我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战斗舰艇部 队，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海军第5、6、7舰队。
后来，为解放 舟山群岛又组建了第4舰队，并以29军85师组建为水兵师，担负海军陆战队任务。
第三，研究、提出了攻台作战方案。起初，我们制定了以9 兵团的4个军为主，实施攻台作战的预案。后来，随着对渡海登 陆作战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于1949年秋又制定了以8个军攻 台的作战计划。年底，再次决定增加兵力，准备以12个军约50 万人参加攻台作战。
1950年3月，粟裕在北京与海军司令员萧劲 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会商攻台作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修改 完善，向中央军委呈报了攻台作战方案。就在全军参谋会议即将 结束时，粟裕又到北京参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其间，他再次向 中央军委提出了增加攻台兵力至16个军的请求，要我们考虑并准备新的作战部署与方案。
第四，选定攻台作战的指挥员。自从我们受领了解放台湾的 战略任务后，经过一年的准备，我华东军区以渡海登陆作战为中 心的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因考虑到攻台作战是全国和全军 的重大战略行动，战役规模空前，需要陆海空三军的协同，所以，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粟裕还建议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组织指 挥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全力协助。后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
第五，加紧准备运载工具，解决空中掩护问题。攻取台湾的 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准备情况，特别是海、空军的 准备情况。就陆军来讲，主要是渡海船只的准备程度。因为要解 决“过得去”、“突得破”和“站得住”,必须有足够的运载工具。 当时，我们以很大的精力征集民船，并进行改造；
就海、空军来讲，均处于初创时期，主要是能否尽快形成作战能力，早日参战。
海军能够具有一定的护航和运输能力，空军能够夺取渡海作战中的局部制空权。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华东军区海军的建设，并成立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等，完成了苏联空军战斗部队进驻华东地区的各项保障工作。
第六，立足现有装备和部队进行作战。解放台湾需要陆海空 三军联合作战，虽然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加快建立和发展了 空军和海军，但作战能力十分有限。
因此，当时我们反复统一认 识，确定攻台作战仍需以陆军为主体，各军兵种间密切配合，但 不互相依赖，深入探讨如何以“现有部队(陆军)和现有装备(机帆 船、木帆船)渡海作战”,是我们在作战准备中始终贯彻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第七，深入研究军事技术，反复试验，突破难关。我们成立 了两栖作战领导小组和专门的军事技术研究室，从大学里调集了一些物理、化学、工程、建筑学的教授，并抽调了一个师的部队， 在长江中进行各种试验，如用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驾驶爆破船，来克服敌人的副防御设施，等等。
第八，下大力做好对台工作，争取内应，始终不放弃和平解 放的努力。处于败退之中、惊魂未定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分化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政府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宣布撤出侨 民，准备采取“脱手政策”。
所以，毛主席提出，要准备在1949 年冬或1950年夏夺取台湾，如能得到岛上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内 应，则解放台湾的时间可能提前；若内应条件不具备，主要是依 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需要建立一支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空，海 军，则解放台湾的时间就可能推迟。
他还强调，夺取台湾除了陆 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 把握更大。还有，争取内应条件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紧密相连， 我们也力求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能取得“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那样的效果，实现祖国的统一。
说实在的，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我们对一举登陆成功、迅 速解放台湾，是充满信心的。然而，就在我们厉兵秣马、弯弓待 发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随之，美国总统 杜鲁门派第7舰队布防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我们解放台湾。世 界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我国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重心必须作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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