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我去上海参加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东局常 委刘晓同志关于朝鲜战争情况的报告。
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前途也 作了分析，认为大体上有三种发展趋向：
一是解放全朝鲜；二是形成相持局面；三是被打至三八线甚至退到鸭绿江边。
我们认 为：以第二种前途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也要准备应付第三种情况。从以后的局势发展看，当时的估计还是符合实际的。
开始，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考虑并不太多，而是集中力量在准 备打台湾。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 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 月。后经毛主席批复，只同意他休息到8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 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
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 野前委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对攻台准备以及全区部 队的军事建设也作了部署。他病休后，陈毅同志由上海回宁主持 前委工作。但那时陈毅仍兼任上海市市长，那里的许多工作还离 不开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什么事都得他过问，三野前 委的工作，又要他挂帅，两面牵扯。
而粟裕病休了没多久，因朝 鲜战事紧张，中央军委又通知我们，已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 员兼政委，准备率兵出师抗美援朝。但粟裕同志身体实在不行，不能赴任，看来， 一时也难以回华东工作。
鉴此，经我提议，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三野前指，在陈毅司令员直接领导下开展军事工作，地点就在现在的淮海路， 门牌号码为1398号。
前指设立后，我就得两边跑了。开始，陈司令员也到南京来，听过我的汇报后，决定于8月上旬召开一次高干会。
会上，他亲自对1950年以来六大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并 提出了今后的八项任务。这次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华东战区当面情 况，结合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家都感到，战略重点已逐 步北移，我们对此一定要有相应的准备。
另外，我们还研究了部 队整编问题。高干会后，在陈毅同志主持下，接着召开了华东军 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遵照中央的决定，撤销了二、三野前委，成 立了华东军区党委，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
9月上旬，陈毅同志在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讲了国 际形势与朝鲜战局情况，说明朝方已请求我国援助，是否出兵， 待四中全会确定。
同时，他还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要9兵团做 好参战准备，即调徐(州)、济(南)段集结，地点在兖州附近。我 立即组织前指调整部署，具体落实。并随陈司令员到9兵团传达中央军委指示，明确任务。
10月9日，我们得知中央已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 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3天后，我在陈毅同志处看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命令9兵团经铁 路输送直达东北。后又电示行动暂停。27日, 聂荣臻代总长给我 打来电话，说情况紧急，9兵团部队即刻行动。并要我们在30日 前将棉衣等物资送往9兵团。我立即要后勤部迅速去9兵团补充 棉衣和物资。但他们赶赴兖州时，部队已经开拔，后来， 一直追到安东(今丹东),其先头第20军已入朝，棉衣都未能穿上，26、27军情况稍好一些，在安东仓促补充后便入朝作战。
10月14日，华东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饶漱石传达了赴京 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面对当时的形势，敢不敢、能不能同世界头号强国较量，这个决心真不容易下。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刚刚开始，战争创伤尚待医治，财政状况相当困难，新生的政权并不稳固，国民党残敌还有待消灭，可以说 是百废待兴。
但是，为了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业洲地区的和平，为了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创造良好的 经济建设环境，毛主席讲，必须出兵参战，索性打烂了再建设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中央还决定，我东南沿海方向从此转入防御。
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解放台湾的 计划被迫搁置下来，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在当时这也是惟一正确 的选择。抗美援朝一战，我国在与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较量 中，打出了国威军威，从而从根本上稳固了新中国的国防，保证 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历史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正确性。
从1949年到今天，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已经半个多 世纪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最 佳方案。
解决50多年前内战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 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我这个参与过谋划攻台作战的老战士的夙愿。
所以我坚信： 长征接力终不空，祖国必定九州同。我们说，不放弃武力解放台 湾的准备，这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国外反华势力而言的。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上台以来，岛内“台独”势力恶性发展，有的国家仍然坚持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和平统一和武力解决的两手准备，创造与把握有利的战略时机，适时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回顾 这段历史，应当说，新中国建立初期攻台作战准备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谋攻舟山、金门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诸省大陆已全部解放。在这个主要战略 方向上，我第三野战军的基本任务是，于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歼 灭退守沿海岛屿之敌，建立解放台湾的前进阵地。也就是说，为 了最终实现台湾的解放，就必须扫清盘踞在东南沿海岛屿上的残敌。
从上海东南的嵊泗列岛、浙江杭州湾的舟山群岛、台州湾的 台州列岛、温州当面的洞头岛， 一直到福州对面的马祖、厦门东 西的金门岛和东山岛等，形成了弧形的岛链，构成了台湾防御的外围屏障。
为追歼残敌并打破屏障，我军奉命向浙、闽沿海地区进军， 在陆续解放了宁波、温州、福州、厦门等地后，主要有两个作战 方向， 一是浙东的舟山群岛，二是福建厦门东面的金门岛。1949 年夏秋间，我军在舟山群岛方向先后攻克了大榭、金塘、桃花岛 等，只是在攻击登步岛时受挫。在福建方向，解放了平潭等岛，但进攻金门岛失利。
1949年10月底，我出院重新投入工作时，华东地区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准备攻击舟山(定海)和筹划再战金门，这也是为最后解放台湾创造条件。
舟山群岛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是由400余个大小岛屿组 成的。主岛定海，形似舟船，故名舟山。这里有我国四大佛教圣 地之一的普陀山, 远东三大渔市之一的沈家门，被称为“东海明 珠”。舟山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就是以定海为跳板，入侵我国浙江沿海地区的。
在我军解放上海后，蒋介石下令组建“舟山防卫司令部”,后又成立了“东南军政长官舟山指挥部”,不断增强这里的防御力量，企图固守舟 山，使之成为封锁长江入海口、袭扰我宁沪杭地区的战略反攻基 地。
金门岛位于厦门东面，由大、小金门等小岛组成，以“金汤永固，雄镇海门”而得名。这里扼大陆至澎湖、台湾之要冲，是 我军从该方向进取台湾的第一道屏障。所以，蒋介石视金门为 “重要的反攻基地”,甚至称“无金门便无台(湾)、澎(湖),有台澎便有大陆”,足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当时，我华东军区部队都在认真总结渡海作战的经验教训，以求认识与把握渡海作战的特点与规律。为了更好地指导解放舟山和再战金门的作战行动，我也反复研究并思考了金门失利的教训，从中探求制胜之道。
我认为，这次作战应着重记取的教训主要是：
一 、对敌情分析不全面，把敌人孤立起来看(只看到李良荣残部),未能综合研究各方面情况(如敌有海空军支援与胡琏部的 增援),当侦察到潮州、汕头地区敌第18军可能加强金门时，却未做具体准备，仍寄托在我可先敌到达的侥幸心理上。
二、不但要利用涨潮时登陆，还要掌握退潮情况，准确计算 第一梯队船只返航所需停留的时间。要建立装载、航行、登陆、 返航的指挥组织。这次登陆后返航无人管，退潮后船只搁浅在沙滩上，结果被敌机丢汽油弹全部烧掉。
三 、作战部队的数量，应为守敌的3到4倍。因为航行中可能遭受损失，所以应有强大的预备队，才能对付敌援兵与意外情况。第一梯队要不靠第二梯队增援，就能独立歼灭敌军，最低限度也要能坚持3天以上。
四、要掌握渡海作战特点，陆地可临时机动，隔海无船寸步 难行。最理想的是参战部队全部有船，最低限度第二梯队也要一半有船，不能立足于第一梯队船只返航来接。
五、第一梯队登陆后， 一定要派部队巩固滩头阵地，肃清两侧暗堡，撕开口子。此次战斗，我夜间登陆后，未能及时肃清暗堡，天亮后，敌军火力复活，对滩头阵地的巩固威胁甚大。
六 、登陆部队要统一指挥，除按预定方案打外，还要能根据 临时情况变更部署、修正计划。这次战斗开始时，按原定方案3 个团同时突击，取得了很大胜利。敌第18军登岛后与我遭遇时， 因我们未能变更部署，巩固阵地，而遭敌各个击破。其主要原因是没有统一指挥。
七、战斗计划应准备多种方案。这次只有一个顺利的方案， 没有应付困难复杂的一手。既无组织准备，又无思想准备，发生意外情况后，登陆部队建制搞乱了。指挥所在对岸既无兵又无船，干着急，无法增援。
正是由于我们缺乏渡海作战知识，又因连续胜利，特别在 领导干部中产生了轻敌、骄傲思想，不适当地提出“登陆就是胜利”的口号；还是用渡江作战的经验来指导渡海作战；
三野与10兵团首长都在忙于接管，以致对这样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重视不够，用两个不同建制军的部队去进攻，只委托一名副军长去指挥。
尽管金门战斗失利了，但参战部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与绝对优势的敌军，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搏 斗，许多同志壮烈牺牲。 一些被俘的同志回来后，在当时的情况 下，也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
1993年，有关同志组织撰写了金门战斗的专著,约我为之作序。我欣然从命，就是藉以表达对参加金门战斗的英烈们的缅怀与敬意。
在总结失利教训的同时，我们再次研究确定了舟山(定海)作战方案，决以12个团的兵力为第一梯队，分别从金塘岛、大榭岛和桃花岛向定海攻击。整个作战，由7、9兵团首长指挥。
中 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此战十分重视，11月14日，专门发来电报，强调在定海作战中，要贯彻积极慎重、集中兵力、充分准备。
与凭岛固守的敌人作战，各级都十分陌生，干部对计算海上潮汐、掌握风向，了解气候，以及如何利用暗礁、沙滩、陷泥、 悬崖、峭壁和咸水、淡水等自然条件，都还不大懂。
在知敌、知 地都不够，又缺少海、空军，尤其是缺少空军配合的情况下，立 即发起渡海登陆作战，确有相当困难。我遂将这些想法报告了粟裕同志。
粟裕很同意我的想法。1949年1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和 毛主席建议：日前，蒋军已将台湾的部分兵力移至舟山。况且， 我们也无内应条件，如果死打硬拼，势必会造成很大损失。是否 推迟攻击舟山的时间，加紧发展海、空军，以使作战时，能首先以海空力量对敌实施歼灭性打击，然后再以陆军优势兵力攻取该 岛。毛主席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并决定从成立不久的海、空军中 抽调部分兵力准备参战。
据此，12月5日至6日，粟裕同志在宁 波召集7、9兵团高干会议，研究渡海作战指导思想和陆海空军 联合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
会后，我主持司令部拟制了三军联合 作战的方案。不久，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攻击定海 的时间，“大体可以推迟至明年1月或2月间举行”,并要粟裕再次去北京汇报并商议攻击舟山的有关事宜。
1950年初，就在我们积极进行攻击定海的作战准备时，蒋军也在调集兵力，增强定海的防御。
3月上旬，粟裕同志去中央开会，临走时专门交代，要抓紧准备。我即组织司令部分别了解并 检查了参战部队的准备情况。
4月1日，粟裕从北京发来电报，说 军委决定东南沿海作战先攻定海，再打金门，为取得空军的协 同，确保夺取局部制空权，攻击定海的作战推迟到5月底或6月初进行。
4月3日，我听取司令部关于7、10两兵团作战准备情况的 汇报。主要的困难还是船只数量不足，据计算，7兵团的船只共缺939只(21军已基本备齐，22、23军尚缺)。
9兵团船只与船工缺额也很大，第一梯队以6个师，每船25人计，需船1800只，再加指挥所，共需2000只，而现仅有1135只，尚缺865只。
以水手每船7人计，2000只船共需14000人，其中舵手4000人，而 现在只有船工2546人。经反复研究，我们的意见是，舟山作战可于6月初进行，再战金门仍需继续准备。
到1950年初，舟山的敌人已增至5个军16个师，连同海空军、特种部队，共计12万人。根据敌情的变化，4月25日，栗 裕在杭州主持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定海作战方案，拟分南北两个 兵团：南面由7兵团指挥21、22、23军与24军一部组成，先攻 定海周围要点，再攻本岛；
北面以9兵团指挥20、26、27军共8个师组成，由吴淞起渡，直取岱山，由北向南，会攻定海本岛。
粟裕同志在会上特别强调，第7兵团要注意上船、航行、破 障及突击上陆诸环节上的难点问题，并决定以一个战车营配属该 兵团，除正面攻击外，还要注意以一部兵力从西面侧击。
第9兵 团在夺取岱山、长涂岛后，即向定海本岛攻击，或直插圩头，会 攻沈家门，切断敌军的退路。
他要求，华东海军和空军要尽一切 可能参战。这样，军区海军组成了第4舰队，有登陆舰10余艘， 还有华东空军第4混合旅的战斗机、轰炸机50多架，栎社、嘉 兴、虹桥等机场已可使用。
在华东地区党政机关的全力支持下， 我们在浙江地区征集到木船2000余只，还有从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和山东省动员的船只，其中部分船只已改装成机帆船， 可一次运载10万人渡海作战。
会议还确定，在北线成立陆海空 联合指挥机构，由宋时轮、张爱萍负责，在起渡航行未登陆之前， 陆军归海军指挥，登陆后，海军归陆军指挥。
野司指挥所在杭州 开设，注意利用长途电话联络。作战时间确定为5月半准备完毕，6月半或7月发起攻击。可以说，舟山作战已是“万事俱备”。
5月中旬，舟山之敌突然全部撤退，我军乘胜解放了舟山群岛。在整个解放舟山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1.2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对华东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海防的巩固 具有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将敌军的主力歼灭在舟山群岛。
分析敌军之所以突然撤守的原因：
一是由于海南岛的解放，台湾本岛失去了防御的左触角，而舟山群岛也距台湾较远，维持海上补给十分困难。
二是舟山前线我军的长期准备，以及海、空军力量的发展，使敌感到舟山将处于我三军的强大攻势之 下，乃趁我发起攻击之前撤退，以避免这部分力量被歼。
三是敌 担心其部署过于分散，我军会乘台湾本岛兵力空虚之机，越岛直取台湾。
应当说，蒋介石做了一个不失为明智的抉择。
从舟山解放到1950年7月，我军又陆续解放了东山岛、嵊 泗列岛等。这样，除台湾、金门、马祖、台州列岛外，华东大陆及东南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在福建沿海方向，我们一直关注着金门作战准备问题。 司令部对再战金门所需战费及兵力运用，也进行了大体计算和深入研 究，感到金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里距台湾较近，敌军增援 较定海为易。
所以，我们认为，应有不少于3个军的兵力参加攻金作战。那时，我军主力集中于舟山方向，10兵团虽有3个军，但还担负着繁重的剿匪任务，攻金兵力严重不足。
1950年4月20日，我们在南京召开高干会。首先由10兵团 司令员叶飞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说，金门守敌工事坚固，己有4 道副防御，陡壁有的一丈多高，还有钢筋水泥的子母堡。
敌人的 战术思想是首先求歼我于海上,次为水际滩头，再次为集团工事前。
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岛上修有环岛公路，东西约20 公里，敌防御重点在西部，东部地形复杂，山崖陡，暗礁多，须 熟练的船工领航。
小金门面积为15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大担、 二担等几个小岛。从天候上讲，这里春天多为东北风，夏天为南风，农历至五月上旬为多雾季节，到9时后始散，夏季里多台风，少则三四次，多则五六次，每次时间也比较长，所以， 一般来说春季或中秋后半月为最佳渡海时节。
弄清金门敌人的军事部署后，大家研究了作战方案。
当时有两种考虑：
一是大小金门同时打，用厦门的炮火可全部控制小金 门，但两处攻击时，我军兵力还需增加一个军。
二是以现有兵力 集中攻击大金门，攻占后再打小金门。
从战役战术上讲，我们主要的顾虑在于上船、航行时的防空问题，船只集中起来后安全 无保证；突击上陆时，怎样破坏敌人的副防御，特别是重武器如 何上去的问题。
福建地区的机场也急需修建，只有使我有限的空 军能转场福建地区，才能保证其夺取局部制空权，有效地掩护我 陆军和海军的登陆作战。作为突击登岛的主体——陆军来说，船 只仍是突出的问题。
那时，华东海军组建不久，尚未经过战斗 海军舰船都是从国民党军那里接收下来的，有的已退役了，又重 新装备起来；有的没有炮，没有瞄准镜、测距仪等器具；有的电 路完全损坏；有的则是由商船改装的。我们千方百计，征集了上 海招商局的商船，还到处联系购买，加紧修理、装配与改装，以满足部队参战的需要。
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后，我们的主动权增大了，可集 中力量解决金门守敌，遂决定25、32军调往金门方向，船只也 相对集中，基本上满足了渡海作战的需要。同时，逐步解决了机 场修建，以及公路交通不便等种种困难和问题。但由于后来朝鲜 战争爆发，中央军委规定我们于1950年年底前完成一切准备，计划于1951年解放金门，推迟了攻金作战的时间。
我军入朝参战后，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沿海转向了东北边疆，主要作战任务已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 间，我第9兵团奉调北上参战。这时，苟延残喘的蒋介石集团开 始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目标，由完成从大陆的撤退，并准备集中全力据守台湾本岛，改变为在美国的庇护、支持下，伺机反攻大陆，妄图“复国”。
1950年的“双十节”,蒋介石发表谈话，提出“建设台湾，反攻大陆”的所谓基本任务。此后，又不断地鼓吹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并陆续整编部队， 重点建设陆军，加强登陆与空降等训练。
1951年1月，他们企图 以20至30万人的兵力，攻占厦门、汕头等地，以牵制我中国人 民志愿军入朝的行动，同时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带建立反攻的前进基地。
当时，我们在东南沿海方向上，根据敌情的变化，已经转入了战略防御，准备以积极的防御行动，粉碎蒋介石集团的进攻。
1 月13日，毛主席发来电报，要华东军区迅即拿出对策。
在 陈毅司令员主持下，我们进行了研究，认为敌军若以金门为进攻 出发地，则厦门是其进攻的重点地区，我军必须坚决扼守厦门与 平潭两岛，尤其在厦门周围地区要作纵深的防御工事，充分准 备。
若敌人进攻浙江，则很可能以温州、台州或舟山为目标，尤以舟山更为重要。
第二天，我们将确保厦门的作战方案报告了毛 主席，计划以不少于4个师的兵力，首先控制厦门、海澄(后与 龙溪县合并为龙海县)、同安、晋江地区，迅速完成各项防御准 备。在上报的同时，我们向福建军区作了传达部署，并通报了华 东军区海、空军等有关单位。毛主席于1月16日批准了我们的方案。
后来，蒋介石发觉华东我军对其大规模进犯的企图已有准 备，便改变了计划，先采取小股登陆窜犯、与大陆残匪勾结的方 法，袭扰我沿海地区。遭我严厉打击后，又改变战法，对华东沿 海我设防薄弱的岛屿，采取以绝对优势兵力，实行突然袭击、抓一把就走的战术。
根据敌军作战思想的这一变化，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改变原来采取的“打掉就走，再来再打”的办法，逐步确立了“反复争夺、适时反击”的方针。
通过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岛幽防御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舟山解放后，我们下一个目标除了金门，还有东南沿海其他的一些岛屿，主要是台州列岛。我们曾提出以7兵团21军攻占 台州列岛的枢纽上下大陈的作战方案，准备由北向南，逐步推 进，逐岛攻占。
后来，也考虑过由南向北，先下金、马，再解决 浙东南沿海岛屿残敌的计划。这些计划方案，均因在朝鲜战争期 间，台湾海峡斗争形势的变化而未能实行，军委和毛主席指示我 们，要待以后再说。
直到朝鲜停战谈判签约，再战金门以及解放 东南沿海其他岛屿的问题又突出起来。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也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时，我已调军委作战部工作了，详细情况后面再说。
新中国诞生之初，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与发展经 济，为捍卫祖国的领上、领海和领空，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 队建设必须适应新的要求。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军委提出了建 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历史性任务。我华东军区按照中央军 委的统一部署，积极适应由革命战争到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性转 变，在组织指挥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同时，把现代化、正规化建 设摆上了重要日程。因国防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我这里回忆的只是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遇到的是压缩军队规模问题。从战争时期向相对和平时 期过渡，军队规模就好像“晴雨表”,是与国家而临威胁的程度 和需要担负的防卫任务相适应的。
1949年底，我们华东军区部队 已发展到121.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82.5万人。随着大规模的国 内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继续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否则将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增多，影响部队的作战、训练和正规 化建设，确实需要作出调整安排。
部队的兵种比较单一，特种兵 部队刚建立不久，还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编制体制不统 一，武器装备落后，也制约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压缩军队规模势在必行。
1950年春，我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开始了第一次整编。5 月初，华东军区召开整编复员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军委 关于精简整编工作的方针指示，我作了全区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的动员报告，明确了整编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和要求。
会议结束后，我去北京参加全军参谋会议，中心议题是全军 的整编问题。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会议，聂荣臻代总长致 开幕词，刘少奇、朱德、陈云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全国各大军区 的参谋长，西北的阎揆要，西南的李达，华中的赵尔陆，华北的 唐延杰，东北的段苏权，华东是我，分别汇报了情况，重点研究 了部队编制与复员问题。在讨论中，各大单位的同志畅所欲言，气氛热烈，意见均较一致。
但在有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在作战部队的编成上，我们曾提出每个军以四四制较好，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部署兵力都比较方便些。也有些同志认为，目前不宜作较大变动。苏军总顾问柯托大中将也讲了话。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作了重要指示，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因为是参谋会议，所以安排我们几个参谋长坐在第一排。这是我第一 次同毛主席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常摆在自己的案头。时间过得真快，如今照片上第一排的只剩下我了，真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啊!
回到南京后，我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三野前委作了汇报，并组织司令部拟制了全区部队的整编方案和复员计划，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8月5日，我们在上海召开高干会议，进行传达、学习与具体部署。
开始，中央军委确定我华东军区部队要整编为100万人。会议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展开了讨论： 是如何整编到 100万人；二是这100万人如何编成，编余人员如何复员安排； 三是野战军怎样既能达到整编目的，又不妨碍作战任务；四是地方军缩编后，如何加强治安，维持好社会秩序。
会议通过充分酝 酿讨论，确定了这次整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军区部队实际，动员老弱病残等非战斗人员复员，压缩机关、直属单位，充 实战斗部队特别是兵种部队。
我们计划将野战部队编成70万人 (10个军，44个师),地方部队编成30万人。新的编制还增大了 特种兵部队的比例，增强了师以下部队的火力，合并了机关，充 实了连队，军师以上机关人员由过去的19.5%下降为14%。
为加 强这项工作的领导和业务建设，在此之前，我们在各级司令部建 立了队列工作部门，各级都成立了整编复员委员会，保证了这项重要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底，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军委又规定华东军区要扩军25万，并通知每个连队要抽20名老战士入朝参战。于是，我们决定，争取在1951年3月底前完成此项任务，准备以10万人作为军委统一调补给入朝参战的部队，10万人组建军区的地方武装，5万人补充各野战部队编制的缺额，4月份集中编组，5月 份开始进行两个月的训练。这样，就与原来整编复员的安排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因而，整编计划又作了调整。
1951年10月，鉴于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际形 势逐步趋于稳定，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即将开始，中央军委、毛主席又果断决定，要减少军队的数量，提高质量，继续实行精简整编，并明确提出要裁军300万。
据此，华东军区于12月颁发了《华东全军整编计划》,军区部队再度进行了整编，裁减到107.7万人，初步减少了部队数量，重点解决了国防军编制、装备、员额的统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于1952年春开始，继续进行整编。这 是共和国建立以来一次规模较大、比较全面的整编。从建制单位上，就撤销了3个兵团部、4个军部、22个步兵师(含集体转业10 个步兵师)、5个三级军区、4个军分区和若干所学校等，将军区 部队减少至54.2万人，在转入和平时期军队长远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在压缩军队规模的同时，组建和扩大了军兵种部队。军队规 模的压缩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在部队结构编成上的调整 和质量的提高。加强特种兵部队的建设，既是精简整编的一项任 务，也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战争时期夺取敌军 的武器装备，在各部队组建了炮兵、装甲兵、工兵，在东北搞航 校，在华东搞海军，到共和国建立之初又统一筹建海军、空军、 防空军及炮、装、工等兵种的领导机关和部队，逐步形成了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根据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1950年2月，华东军区组成 了防空军司令部，以杜新民为司令员、高志荣为政委，辖7个高炮团。同时，还调陆军2个军部及直属队和1个陆军师、2个炮兵团，充实了华东军区海军，并成立了基地和水警区，组建了要 塞部队和水兵师。
1950年8月，我们组成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 以聂凤智为司令员、王集成为政委。按军委规定，还先后抽调2 个军部、8个师、22个团的部队交军委组建空军。
9月16日，以 第89师师部为基础，抽调部队中的战斗模范，组成了我军第一 支空降兵部队 空军陆战第1旅，以王建青为旅长(后由朱云 谦接任)、方铭为副旅长。
在此期间，还将部分部队改为公安师， 归属公安军序列。同时，在司令部里，也建立了炮兵、摩托装甲兵和工程兵等业务部门，使之成为诸兵种合成的军事领率机关。
再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就是创办军队院校，开展军事教 育。
为迅速改变部队的文化状况，早在1949年9月，三野前委就 作出过一项决定：通过办各种各类的军事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参 军，抽调大批干部办学，选拔优秀战士进学校培养，以提高部队 的总体文化素质。
我们以8兵团部为主，创办了华东军政大学， 陈毅司令员亲自兼任校长与政委。该校从1949年10月招生开学， 继而在山东、福建、浙江办起了分校。
新解放区的广大知识青年 纷纷前来报考军校，仅一年多的时间，华东军政大学即培训了3 万多名学员，为华东军区部队充实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骨干。
1950年7月，中央军委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要创建一批军队 院校，提高军队广大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适应 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也适应国家经济建 设的需要。
会议提出，要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 改造和新建适合现代化军队建设需要的各类正规的军队院校，还 明确全军要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根据军委的决定和部 署，同年11月，华东军政大学一部与华北军政大学合建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华东军政大学的其余部分另组建了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后调归军委，改名为总高级步兵学校。
此外，华东军区还办起了各类军校，如海军学校、第_航空预科学校、军事 交通学校、 工兵学校、防空学校、通信学校、军械学校、军医学校、兽医学校等共10多所。
我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没住过军事学校，长征到陕北后上了杭 大，又是个“无始无终”的学员，对学校总有一种向往之情，每 当这些军校开学，我是有请必到。有时，不用请也跑到军校走走 看看，向军校学习。
看到我军有这样多的年轻骨干在这里进行正 规、系统的学习，既羡慕，又高兴。当时，不论是新参军入伍的 学生，还是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学员，都朝气蓬勃，上进好学。 在军队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学校发挥了重要的人才基地的作 用。
有的新入伍学员学习时间并不长，就毕业分配到部队当文化 教员或担任其他工作，给部队建设输入了新血液，增添了生力 军。这些新组建的军校，为后来部队院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华东军区的5所步兵学校，以及各类技术学校，后来大多发展为 总部和军兵种所属的院校。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我也和军事院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这是后话了。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部队训练工作的地位日趋重要了， 统一的、有计划的、系统正规的训练逐步展开。
战争年代，部队 战斗频繁，训练只能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且具有一定的应急性。 我们这些人，都是通过战争实践学会打仗的，而在相对和平时 期，直接参加战争实践的机会大为减少，更多地要通过间接的实 践，以积累经验，也就是要通过平时的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 力。
因此，军事训练就成为部队经常性的工作内容，成为提高战 斗力的基本途径，这是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显著区别之一。
1950年11月中旬，我曾去北京参加全军训练会议，向周恩来副 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长汇报了华东军区部队军事训练 的情况。这次会议，也是全军统一训练之开端，专门研究布置了1951年全军的训练工作，讨论了加强军兵种建设问题。
回到南京后，我向陈毅司令员和军区党委汇报了全军训练会 议精神，并商定召开军区高干会议传达贯彻。
1951年1月16日， 高干会正式召开。我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全军训练会议的精神，并 结合军区部队的实际，部署了华东军区当年的军事工作任务。
我 强调，有计划地、系统地、按部就班地进行训练，非常重要。要 注意克服不重视学习，不严格要求，不适应新的情况等种种倾 向，在毛主席战略思想指导下，吸收新的军事科学知识。
今天， 我们不是受到“教条”的束缚，而主要是我们的理论不够，许多 宝贵经验，我们还没有把它全部整理起来，上升为理论性的指导 条令。
因此，学习军事理论，了解各兵种性能，应成为每个干部 的责任。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我们就必须学习掌握现代 化的作战技术与指挥，继承发展我军的作战经验，学习借鉴外军的经验，把我们的军事训练从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
我们采取以会代训的方法，举办了高干集训班。此后，又连 续举办了两期。因我生病去青岛疗养，开始时未能参加上。第三期，是我从青岛回来后主持举办的。
9月下旬，我又去北京参加全军训练会议。这次会议也采取 了高级干部集训的办法，总结了1951年全军的训练工作，研究 部署1952年全军训练计划。
会议开始时，聂代总长首先致开幕 词，接着朱总司令作了重要讲话，军校管理部萧克部长就全军的 训练计划问题作了报告，军委各特种兵司令员分别介绍了本兵种 的训练计划。会议结束时，恰逢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第二个国庆节，军委还安排与会同志参加国宴和上天安门观礼。
这次会议，对全军训练工作从时间、内容到实施方法上，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内容更多地借鉴了苏联军队和院校的训 练方法。在讨论中，许多同志和我都有同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 要求，我军的训练应不断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但我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苏军的情况也与我们不大一样，所以要想很快就走上正轨非常不易。
回到南京后，在传达贯彻过程中，军区各 部队的同志也觉得安排起来有一定困难。因当时党中央号召我们 要学苏联，在如何借鉴外军经验问题上刚刚开始，尚处于摸索之中，有不同的认识也是难免的。
一个月后，军委又通知我去京开会。会议确定，根据朝鲜战 局的形势发展，我军要继续进行精简整编，同时，对上次训练会 议确定的全军训练计划和内容作出调整，强调要加大文化课的比 重，把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提出，要使军队 成为一个大学校。回来后，我们再一次召开了华东军区高干会进行传达贯彻，并重新修订了训练计划。
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最初的日子里，的确没有现成的 模式可循，军事斗争的任务还很繁重，部队旧的习惯影响也很 大，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全军统一训练方针、任务、内容、方法的开始，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军事斗争也 具有了新的特点。总体上说，已从大规模的革命战争逐渐转为相 对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
国民党军从1949年下半年 开始，对我华东地区连续实施空袭，重点袭击我沿海城市，尤其 是码头、仓库、铁路、港口、桥梁、电站和军事目标，企图摧毁 我工业设施，干扰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造成我社会秩序的紊 乱，破坏我渡海作战准备，以阻挠我解放舟山、金门和台湾。
特 别是1950年1 月，国民党空军就5次轰炸上海市，2月6日，敌 军的轰炸最为猖獗，共出动飞机达160架次，炸毁4家电力公司 炸死炸伤居民1300多人，使上海市约70%的工厂一度瘫痪。
就 在这时，我们还发现敌军在岱山扩建机场，以供大型的轰炸机起 降。这样，我沪宁地区就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威胁。后来，不仅是 上海，南京也开始遭到空袭。为保卫祖国的领上、领空、领海，军区部队积极地展开了空海防斗争。
现实告诉我们，没有空中的安全，不但仗没法打，建设也搞 不成。陈毅同志曾对我们说： 一定要迅速把防空部队建设起来， 把上海的天空保护起来。他还亲自给聂代总长打电话，要求支援 防空力量。
军委很快从华北军区调给我们两个高炮团。我们自己 也组建了5个高炮团，在东北高炮学校进行突击训练后，调回华东布防，初步解决了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军委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来南京告诉我们， 苏联空军即将进入华东地区，协助我军执行防空任务。
常副司令 员说，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时，亲自向斯大林提出的。苏联 同意派出一个空军混成集团，专门协助我们保卫上海及其周围地 区。
我与常商定了机场建设的有关事宜，以及高射炮部队对空掩 护等问题。并随陈毅司令员与苏联空军专家一起到上海虹桥地 区，进行机场的勘察与修建工作，还增调部队突击抢修了南京、 徐州等地机场，建立起各级军区的防空情报站与对空监视哨，加强空勤警报勤务。短短一个月， 一切保障工作就绪了。
1950年2月下旬，苏联空军中将巴季茨基率空军混成集团 3500余人、99架飞机，分别进驻上海、徐州等地。空军政委萧 华陪同前来，我负责迎接和具体安排。
巴季茨基中将参加过莫斯 科保卫战，具有丰富的防空作战经验，听说后来他曾任苏防空军 总司令，成为苏联元帅。我在上海和他多次交谈，研究防空作战 的指挥协同问题。
由于防空作战的组织指挥、空情保障，空军与 高射炮部队的协同复杂，我们一面抓紧高射炮部队的建设，组建 起全军第一支探照灯部队，并注意组织好空军、高射炮兵和探照 灯部队之间的协同，提出了具体的协调措施。同时，还加速进行 华东各地机场的修建和组建空军场站，逐步形成了华东地区的防空体系。
10月间，苏联空军混成集团回国，又有苏联空军第144驱逐机师两个团进驻上海，与我们协助空军在南京组建的空军第4混合旅一道，共同执行上海等地的防空任务。
后来，第4混合旅北 上入朝参战，我们又抽调部队干部，协助空军组建了空军第12歼击师。在这期间，军委空军副政治委员王弼几次前来，与唐亮同 志和我谈组建空军部队需抽调的干部问题。我们军区司令部还会同军区空军司令部，研究了上海要地防空部署，重新调整了上海市防空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关系。
经过这八九个月的摸索与锻炼， 原先由苏联空军担负的空中巡逻、警戒与空战任务，终于逐步地 由我初建的人民空军部队所接替，彼此间也结下了战斗友谊。苏 军撤离时，其飞机及其他设备折价留给了我们。这是共和国建立之初一段难忘的时光。
在上海等地的防空斗争中，我们共击落蒋军飞机16架，保 障了沪宁地区的安全。特别是舟山群岛解放后，敌机来犯的次数 就大大减少了，华东地区的防空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人民空 军的一些战斗骨干，像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都是从这一时期的防空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华东军区管辖的海岸线很长，从山东到福建，有近万公里 为全国海岸线总长的67%。沿海有大小岛屿3300余个。
1950年5 月以后，国民党以福建的金门、马祖和浙江的上下大陈等20余个 岛屿为主要据点，组织海军舰艇，配合土匪特务武装，对我进行 海盗式的袭击，企图以这些岛屿为跳板窜犯大陆。尤其是朝鲜战 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一面将战火燃至鸭绿江边，同时还制造与 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蒋介石也积极准备反攻，企图在我东南沿海登陆。我华东战区的海防斗争任务就更加繁重而复杂。
我那时经常在想，新中国已经建立了，为了防止外敌入侵 这么长的海岸线，必须有计划地设防。
1950年10月，我组织司 令部制定了华东全区设防部署方案，分析研究了华东地区防务存 在的主要问题，对主要设防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各项建设提出了具体意见。沿海各军区也都据此制定了海防的部署，从而开始了华东沿海地区海防作战、剿匪和警备三结合的长期斗争。
1951年初，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中央曾分析过，如果我军 作战比较顺利，继续取得胜利的话，则美军和李承晚军可能分别 退至日本和台湾，继而由我东南沿海登陆，以开辟新的战场。
而 在我华东军区当面，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向我浙江、福建沿海地区 发动进攻，他们期待一是美军越过鸭绿江入侵中国；二是同样的 “反攻戏”能在台湾海峡也上演一回。
因此，中央军委赋予华东 军区在浙闽沿海地区设防的任务。由于我们对此项工作抓得早， 便在前一段计划安排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修改，很快将方案上报了中央军委。
1951 年1月16日，我们正在召开军区高干会议，研究当年 的军事工作方针与任务，毛主席发来电报，指示我们要独立担负 华东地区海防与国防斗争的任务。
遵示，我们又分别对福建、浙江与淞沪这3个主要方向的海防部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具体方 案，得到陈毅司令员的批准。
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于1月25日电 示：要我们在组织防御中，注意重点防守，不要分兵把守，有些 地方要有意识地让其登陆，然后给予歼灭。
我们便以福建的厦 门、平潭，浙江的舟山，淞沪的嵊泗列岛和长江口为重点，研究 提出了具体措施，比如在舟山群岛，我们经反复考虑，并报请中 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第22军2个师和1个警备师守定海、岱 山，另1个师控制温州，坚决扼守这一地区。
我们还严令军区部 队确保厦门、平潭、舟山、嵊泗、吴淞等地，其余海岸线则不要 盲目设防，处处搞工事，并明确有些地方可以让国民党军进来， 待他们进来后，再组织兵力加以聚歼。
会后，我立即组织司令部 拟制文件下发部队，部署海防重点地区的工事构筑，调整作战指挥关系，制定并落实海防战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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