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1953年1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解决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些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很重要，根据回忆简记如下：
军委筹备这次会议的时候，我还在朝鲜战场。回国前夕，接尚荣同志打来的电话，说军委已决定会议于12月上旬召开，且已经为我报了名。回京后，为做好参加会议的准备，我来不及休息，抓紧处理部内的工作。
12月3日，我先后向聂总、彭总报到，汇报在朝鲜期间的工作。他们都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彭总还说:刚收到傅连障同志一封信，说你的伤情不轻，建议批准你休息段时间。
我即向彭总表示，坚持参加完这次会议后再说。
我和连障同志很熟。他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兼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分管保健工作。我回到北京后，他马上前来看我，劝我好好休息。因为离开部里半年多，需要尽快熟悉情况，我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相拒，表不还是边工作边治疗为好。谁知道，他见说服不了我，就到彭总那里“告了状”。
12月7日，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始。第一天，由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彭总代表军委作报告。会议期IHI，我头刷痛烈，连服3粒止痛药，都无效果，勉强听完了报告，没有办法，只好请假，住进北治疗经检查确诊为脑震荡后遗症，必须静养。医生还说，治疗得越旱，恢复得越好。这时，我想起了连障同志的劝告。这种纯真的同志情谊，真使人难以忘怀。连障同志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后来，毛主席亲自批示，为连障同志平反昭雪。我在总后工作时，也尽最大努力，但未能查清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悬案。每想起连障同志的不幸逝世，心里总觉得痛惜不已。我在北住了将近50天。一直到次年的1月25日，病情稍有好转，我即要求出院，正好赶上26 日的闭幕会，聆听彭总的总结讲话。所以，这次会议我仅仅参加了一头一尾，中间大段时间是请假、缺席，会议的主要文件都是在治疗期间抽空阅读的。
为什么选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于部会议这个名称呢?因为开国之初，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1951年又增补了林彪和高岗。这种体制，虽然实际上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但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没有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至1954年9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才重新成立。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用这种会议的形式，把军队党的高级干部集中起来，研究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这会议形式，类似于后来经常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出席军事系统党的高级f部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f部，共123人。这些同志，今天多已不在人世了。
这次会议，是在军队建设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时期过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尽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有着一系列亚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会议作出了正确的答案。
会议明确了今后一个长时期我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这就是朱德总司令在开幕词中讲到的根据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把我军建设成为“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指示精神，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提到更高的水平，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水平口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把实现军队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
我在北住院时，正巧刘伯承院民也住在这里。我前往看望，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实现军队现代化的一些想法，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搞现代化不能“爬楼梯”，要“坐电梯”。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探刻，特意写进了当天的日记。可惜，实现军队现代化的方针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走了一些弯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明确并得以认真贯彻。
会议还决定，对我军的制度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确定我军在和乎建设时期将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宫薪金制和军衔制，即通常所说的“三大制度”。后来，也有的把实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加上，称为“四大制度”。
关于兵役制问题。在战争年代，斗争环境残酷，兵员消耗大，我军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依靠革命根据地，依靠地方党组织，号召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一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就要长期为我军服务。我们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新中国建立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原来的征兵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因此，《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我到作战部不久，聂代总长就组织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要求拟定实施方案。1952年8月，聂总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就实行普遍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问题提出建议。
11月25日，聂总主持总参例会，再次研究实行义务兵役制问题，确定成立兵役法编审委员会，成员有傅秋涛、萧克、萧华、萧向荣和我。后来，又成立了兵役法研究会，由聂总任主任。当时，军委设有人民武装部，傅秋涛同志任部长。由其负责提出兵役法的初步方案，报请土述两个委员会审查实行军官薪金制问题，军委也讨论过多次。因为作战部部长要列席军委例会，对于方案的形成过程，我也知道些。最初研究论证时，我们在彭总那里开了好儿次会。但彭总只是听大家的意见，迟迟不表态。从他平时的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他是赞同军官实行薪金制的，但考虑到国家经济建设任务很重，不愿加重国家的负担，同时，对红军时期“官兵夫吃穿薪晌一样”的优良传统很有感情，也不愿扩大军队官兵之间福利待遇的差距，因而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彭总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但情况变化了，完全像红军时期的办法也不行。怎么说服彭总呢?一次开会，赖传珠说:“彭总啊，你没有孩子，我们可有一大堆小孩要养活呀。”
用了个“激将法”，果然有效。彭总没再说什么，很快就同意了实行薪金制的方案。实际匕解放后彭总也抚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经济负担并不比我们轻。
对实行军衔制，颁发勋章、奖章，军委很慎重.参照苏联做法，先后提出过几种不同的设想，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反复研究过多次，最后才确定方案。
实行三大制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针，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相继完成立法程序。1954年1月，国防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规定从1955年1月起，全军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军官服役条例》，确定干同年9月开始实行。同年7月，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这些制度的实行，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军的全面建设起到r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3年的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把训练工作、干部培养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彭总在总结讲话中明确强调:“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训练干部是“最主要的、长期的、经常的工作”，“是中心工作的中心”。听到彭总这样讲，我心里十分赞同，和平时期打仗的实践少，军队就是要靠训练来巩固、提高战斗力。
对干军队的政治工作，这次会议也给子了高度的重视。彭总在报告中，专门讲了政治工作问题，要求继续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注意部队的思想领导，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把我们部队的政治觉悟提高到新的水平。
他还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更进一步地与各项业务和军事技术相结合，给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以有力的保证，这样才能发挥其对军事建设的重大作用”。
在这次会议E,聂总作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部署了全军统一组织编制的工作。会议还研究了武器装备发展、司令机关建设和后勤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要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的会风很好。朱总司令在开幕词中就提出:这次会议是党的会议，大家应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充分交换意见，商讨问题;对军委的领导，也应多提意见，以帮助军委改进工作，使今后伟大的建军任务能完成得更好。遵照这一要求，与会问志解放思想，敢于讲真话，敢于讲不同意见，敢于开展批评，对军委、总部的工作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其中，有的同志对军委作战部负责的战史研究工作提出批评。会后，我和尚荣同志还专门研究了改进的办法。这种会风，体现了我们党良好的民主作风，是避免决策失误、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
后来，研究军史的学者、专家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是我军建设与发展的里程碑。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它对于新中国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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