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长岗位上
1962年，军委调整了军事学院的领导班子。6月间，刘浩天院长调任海军东海舰队政委。7月21日，王平政委告诉我:总政箫华副主任打来电话，说军委已确定由你接任院长。9月5日，命令到了。这样，我就和王平同志一起，担负起学院的主要领导责任。当时院领导班子人数很少，副院长只有张藩一位，没有副政委。机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是训练部部长胡秉权，政治部主任萧新春，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雷绍康，院务部部长王子修。年底，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王平任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
我和王平同志1936年在陕北相识，前面已经讲过，是去韩城接电台返回途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战斗在华北地区。我任院长后，经常和他一块谈心、交换意见，都感到院校工作非常重要，责任也非同一般。学员们多是由全军选送来的优秀干部，若干年后，他们就可能走上军队的高层领导岗位。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表率行动，带领全院同志做好本职工作，建设好学院，圆满完成军委赋予的培训任务。在以后的几年间，我俩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商量，配合得很默契。我从王平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好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
对于军事学院的建设，党中央、军委中央十分关心。觉和国家许多同志来南京，都要到军事学院视察，给我们以指示。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重要有利条件。
1962年7月中旬，叶剑英元帅也到军事学院视察，对学院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使我们对学院的长远建设更有底数了。当时，林彪提出要缩短学制，说“军事学院一期三个月、五个月就行。对这个问题，总参和学院在讨论中。我向叶帅汇报时，他气愤地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就管教育处.黄埔军校的教育计划是我拟定的，难道这个常识我还不懂吗?学制，问题是改成三个月、四个月一期，那不叫培训，而是短训、轮训性质了。三四个月时间，只能轮训一个课题。我培养一个合格的军校学员，没有两年以上的时间是不行的。”他主张，军事学院的学制，完成系至少两年，速成系至少一年。我们都同意叶帅的看法。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学制还是不断地缩短。
对于学院的训练方针，院内也有不同认识。有的同志为了强调把着眼点放在未来战争上面,提出学院的训练方针应该是“立足未来，照顾现实”。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够确切，但也没有太大的把握，遂向叶帅请示。他对我说，还是提“立足现实，着眼末来”好。立足现实，就是脚踏实地。未来当然重要，但毕竟还只是设想。如果把这句话倒过来，“立足未来，照顾现实”，岂不是站在虚的地方，而只是“照顾”现实需要吗?用这样的指导思想搞训练.是危险的。叶帅短短几句话，把争论许久的问题解决了。
叶帅的指示，体现了我军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思想，也进一步明确了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
训练指导思想统一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搞好教学。首先，要把教学摆到中心位置上。为此，院党委明确规定:院领导要以主要精力抓教学，每年抓教学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4个月，条件许可时还应更多一些.要帮助教员提高教学水平，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要自己动手写讲稿，亲自上课，当“教员的头”，给教员作出样子，要亲临教学第一线，深入到教研室和学员班，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作为一院之长，在抓好学院全面建设的同时，我以主要精力抓了教材编写、教员培养和教学改革三方面的工作。
前面已经讲到，自1958年以来，编写教材的工作年年都在搞，1960年还掀起了审修编写教材的高潮。在此基础上，从1963年起，学院如进一步加大了编写教材的力度。可以说，1963、1964这两年，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材编写年。担负这一任务的同志都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他们不讲价钱，不计条件，一心扑在工作上。一连几个寒暑假，大家都没有休息，集中在一起，认真进行写作。南京的夏天是“火炉”，编写人员就在房间里摆个盆子，放上几块冰，或者搬到有冷气的礼堂舞台上，也有的干脆挪到防空洞里去写作。南京的冬天也很冷，按国家规定，长江以南没有取暖费用与设备，编写人员就在屋子中间放个木炭盆，生火驱寒。对此，谁也没有怨言。
教材的生命在质量。什么样的教材才算好教材?我曾结合自己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当学员的体会，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思考后提出了5条标准，即:要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要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要从实战要求出发;要少而精，特点鲜明，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文字精练;要易懂、易记、易读、易看。为了落实这5条标准，提高教材质量，学院还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规定各级领导都要参加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工作。教员写出的教材，先由教学组长审查，继送教研主主任，最后报送院领导。各级领导审杳后，都必须提出修改意见。凡是送给我的教材，我都认真看，细心改，及时退还。当时，有个别教研室主任审查教材不够认真，只是粗略地看一遍，不改一个字，原封不动地送到我这儿。遇有这种情况，我都退回去，要其重审。我强调:各级领导亲自审查教材，是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如果敷衍了事，既不能提高自己的学术水。更是对教员劳动成果的不尊重。
在编写教材过程中，常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有时还会引起争论。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对于学术问题，应该发扬学术民主，敞开进行讨论，逐步统一思想。有些一时统一不了，也不要紧。特别是当领导的，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不能把教员与自己的争论，看成是顶撞领导。所以，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教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有时也和我争论一番，但丝毫没有造成彼此间的隔阂。相反，我和教员的距离更加贴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既是上下级，更是战友和朋友。作为上级，我会对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作为战友和朋友，我也常诚恳坦率地提醒他们，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大家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一心为着党的教育事业，把本职工作做好。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为了严把教材质量关，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教材审查中心组”，负责对各教研室编写出来的教材进行审查，主要是看教材是否体现了编写指导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举例是否恰当，文字是否通顺、精练。因为要挑教材中的毛病，人们戏称为“找茬子组”。这个组为提高教材质量，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为使学员在学习中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遵照叶帅的指示，学院把战例教学作为军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组成了战例编写组，集中时间和精力，搜集整理我军战例资料，分门别类，系统地总结和研究我军的作战经验。
1964年5月，三总部联合检查组到学院检查工作，重点是了解教材编写情况。他f门在写给军委、总部的报告中说:军事学院“在学习毛主席思想中，不断地对现行计划和教材进行了检查和修改，专设了毛主席军事思想课程，在军政教学中重视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教材内容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思想”。这是对全院教研人员辛勤劳动的肯定.
经过大家几年的辛勤努力，到了1965年，适合军事学院教学需要的系列教材基本成熟。这套教材，包括军事与政治两大门类，共计数百种。就军事教材而言，以合同战术为主，有步兵师的进攻、水网稻田防御战斗、运动防御、伏击战斗和城市攻防战斗等，完成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航空兵、通信、情报、司令部工作、后勤等教材。还编撰了一套5卷本的《教学参考战例》，选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138个战例，附图200幅，约50多万字，颇受广大教研人员的喜爱。另外，还编写了8卷本的战例教材，以供学员阅读。可以说，从攻防战术到兵种运用，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从讲课提纲到作业指导法，都有了我们自己的、较为系统的东西，从而结束了我军军事教材沿用苏军教材的历史，在建设完整的具有我军特色的教材体系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套教材，不仅用于军事学院的教学，有的还由总部印发全军，受到广泛的欢迎，对部队的教育训练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有些同志告诉我，那时编写的一些教材，在军事学院解散后，他们一直珍藏着，七八十年代在部队和院校工作时拿出来使用，仍然很有参考价值
军事学院编写教材的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研队伍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任院长时，学院有教员600多名，军事科学研究处有20多名研究员。另外，史料处有百余名研究人员，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经过正规学校训练，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是建院之初刘帅力排众议留下来的。这样，全院共有教研人员七八百名，绝大多数是军事教员，分别编在合同、司令部、情报、炮兵、工兵、通信、航空兵、外军、防化战术、防化技术等40个教研室。政治教学方面，有史党共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等3个教研室，共有70多名教员。还有一个由10名教员组成的外文教研室教研室。主任都是抗战初期人伍的老同志，有丰富的作战和工作经验,有较高的军事、政治水平。在院校工作，我始终认为，教员队伍的编制不能搞得太紧，要大体保持二分之一的机动数，用于调杳研究、深造提高和研究学术。
1965年，研究精简学院编制时，院党委就曾明确提出:“减人也要加强教员队伍建设，要因事设人，不要因人设事”这样，军事学院始终保待着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员队伍。正是依靠这支队伍，才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当时，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年龄偏大、资历较深的比较多。其中，大尉以上军官占总数的75%,抗战和抗战以前入伍的占近60%，还有些身体不好以及不适宜当教员的，约占16%。这使我感到，为始终保持这支队伍的高质量，就必须认真抓好教员的选拔和培养。在教员培养上，学院党委采取了一些措施
——举办师资训练班，培养年轻教员。从1963年起，先后办了3期。第一期人数最多，有140名。学员一部分是本院有任教愿望并且符合条件的机关干部，一部分是从部队选调的有作战和训练经验的年轻干部。学院为师资训练班配备了较强的领导，并挑选优秀教员任教，学制21个月，除学习必要的军政科目外，还专门开设了教育训练课程，研究教学法。他们毕业后，充实到各教研室，很快就担当起第一线的教学任务。
——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教员处在教学第一线，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是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我总是鼓励教员要立足本职，发扬老院长刘帅倡导的“二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各教研室注意抓住备课、试讲、教学、编写教材、总结经验等环节，开展评教活动，互帮互学，使教员在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中，掌握讲课技巧，提高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讲一课，进一步。
——组织学术研究和讲座。学院鼓励各教研室利用自身优势，组织跨教研室的学术研究活动，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扩大知识面，提高教员的学术水平。
——组织教员轮训。学院训练任务相当繁重，每年在校学员都有千名以上，1963年最多时达1751名。教员的工作量相当大，让他们在教研室集中段时间坐下来读书，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采取办轮训班的办法，轮流抽出一部分教员集中受训。连续办了几期，效果很不错。此外，每年还抽调少量教员，送到有关院校和本院基本系、参谋系学习深造。
——采取随学员听课的办法，选修某一门课程。鉴于教学任务重，许多教员抽不出大块时间学习，而又需要在某一方面弥补知识的不足，或在某一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要求各教研室合理安排教学任务，让这部分教员选修一门课程，跟班随学员一道听课 ,讨论、作业。这种做法简便易行，教员受益非浅。
——组织教员到部队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学院的施训对象是部队干部，这就要求教员一定要了解部队的情况，及时掌握部队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为此，学院经常有计划地组织教员到部队去调查研究、代职锻炼，获取第手资料，开拓视野
——邀请部队同志介绍训练与作战经验。比如，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后，我们请参战的54军军关丁盛来院作报告，使全校人员了解这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意义和在西藏高原地区作战的经验。
为了鼓励教员钻研业务、提高教学水平，我曾提出:教员要正确领会和传授毛泽东思想;要善于概括并提出问题，会板书。要会用战例图解说明理论;要正确表达，交代清楚;要有事业家的精神。有人简称为“五要”。后来，我又把完成施训任务钻研学术好、与部队联系好，作为教员应具备的条件。1964年，叶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罗总长还提出要改进训练方法，做到思想红、方法活、本事硬。我和党委一班人结合学院教学工作的实际，就教员如何做到“红、活、硬”，提出了具体要求:红，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坚定献身军事教育的事业心，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既教书又育人活，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学用结合，教学相长，精讲多练，引导学员独立思考;硬，就是要自身理论过得硬，熟识战例过得硬，业务技能过得硬。实践表明，在不同时期根据教员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要求，使教员明确努力方向，也便于督促检查，效果是好的。
当时，在教学中存在着分工过细的现象。以军事教员为例，研究进攻的不教防御，研究防御的不教进攻，这在定时间内可能是难免的。但长此以往，把教员局限在一个方面，不利于增强教员的业务能力，也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我主张，教员要一专多能、全面发展，成为可以“互相代课”的多面手。作为合同战术教员，除了懂得合同战术外，还要懂一些兵种知识。同样，兵种教员除本身业务外，也要熟悉合同战术。因为兵种教学必须以合同战术为基础，不懂得合同战术，就很难教好课。1964年，我对教员提出了要努力“打通关”的要求。1965年，又进步提出:一定要改变“章节教员”的现状。不能像叶帅过去所讲的那样，当个'碰杯”教员，每次碰杯只喝一点儿。一门理论课几个教员去讲，各讲一段。而要当“干杯”教员，一干到底。这些要求，对教员来讲是比较高的，也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但在实践中受到了多数教员，特别是学员的欢迎。
在思想建设方面，院党委号召教员一定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是对他们的基木要求。我希望每个教员都热爱自己的岗位，热爱军事教育事业，淡泊名利，安心工作，正己育人。为了激励教员不断上进，教好书，育好人，学院坚持了过去刘帅在每年院庆时表彰先进的做法，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教员和先进教学组，着意倡导先进，树立典型，重点宣传了合同战术教研室第四教学组。这个组从1959年以来，先后担任过15个战术训练科目，完成了5期21个班次的教学任务，有2600多名学员听过他们的课，都反映很好，经常收到表扬信。我们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将其树为学院先进教员组，号召全院开展向他们学习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时，又组织全院大比武和讲课观摩，选出10名“郭兴福式”的教员。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营造比学赶帮、争创先进的良好氛围，大大激发了教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形成了全体教员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喜人局面。
可惜的是，经过10多年精心培养的这支教员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由于这些教研人员基本素质好，绝大多数同志在逆境中挺过来了。1978年全面恢复军队院校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教学第一线，大都成为骨干，有的还成长为领导干部。这也算是南京军事学院对我军建设的贡献吧。后来，大家见面，分外亲切，忆及往事，感慨万千。我任院长期间，始终关注的一件大事，就是学院的教学改革工作。因为根据总部的要求，我院从1962年起，学制由两年改为一年半。基本系第11期、12期均是按一年半时间安排教学。
1963年9月，院党委扩大会讨论教学改革问题，确定从第13期起将学制改为一年。学制的缩短，意味着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都要有相应的变动，非进行教学改革不可教学工作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因此教学改革必不可少在这个问题I，党委的认识完全一致。我与王平政委多次商量，共同提出:特别要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在启发式教学上下功夫，努力发挥学员的学习主动性，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为使全校更好地贯彻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10条教授法，王政委和我曾联名给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写信，请示印发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文献。
1964年10月全军第十次院校会议以后，教学改革更成为院党委工作日程上的头等大事。1965年，学院决定进行教改试点。这时，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平政委和张藩副院长率领千余名干部，分赴安徽省六安县和江苏省东海县参加这一运动。我留在院内抓教学。那时，院党委要开展整凤，人人检查“过关”，部系领导要检查“下楼”。在头绪繁杂的情况下，院党委仍紧紧抓住教学改革不放松。
为了推动教改，我们派人到军区部队征求对学制、教学计划和内容等方而的意见。6月5日，又成立了教改试点训练队，确定在指挥班第13期和参谋班第4期进行教改试点。
对教改试点搞不搞，曾经有过反复。就在第曰期教改试点快要开始时，由于各军区的要求不一样，认识不统一，8月下旬经请示总政领导，拟停办，准备动员已到学院报到的学员返回原部队。9月1日，又突然接到总部的通知，说军委办公会议确定已到院的学员要编班训练，继续进行教学改革试点，并要我来主持。为此，院党委又进行了研究，根据党委意图，我于11月间主持制定了《军事学院对教学改革问题的意见》。
根据上级指示和我们的教改计划，把参加教改试点的学员分为两个班，指挥班有115名，参谋班有70名。9月6日开始学习，次年3月30日结束，历时半年多时间。参加教改试点工作的，共有56名军政教员，编为两个军事教学组和一个政治教学组。另外，还有20多名各级领导和机关保障人员。
我要求犬家在这次教改中，要有革命的精神，边破边立，边教边改，大胆试验，大胆创造，不怕失败，力争成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由于这两个班是试验性教学，学员从连到师各级干部都有，有的担心在半年时间内学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在开学动员时，我专门讲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希望大家也要有这种气魄，为了搞好下一期教学，甘当“试验兵”。通过动员教育，学员的思想认识提高了，都能够通情达理，服从大局，积极配合教改试点教学改革的指导想想十分明确，就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安排学员原原本本地读毛主席的原著，同时学习有关条令。每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各有侧重，突出重点。通过读书、讨论，领会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重要论述，学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包括歼灭战思想和积极防御思想等。教学方法是贯彻启发式，坚持自学为主，在学员自学互助的基础上，由教员给予必要的讲课提示、辅导和答疑。
为增强教学效果，在统一教学思想的基鉴础上，各门课程的市点内容，由领导、教员征求学员意见后确定。编写想定，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委战略方针为立案依据，精简结构，简化程序，减少文书，重点是练战术思想、战斗作风和组织指挥战例教学，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作战过程，而是突出用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解剖和研究战例。此外，还增加了直观教学手段。兵种技术知识课，运用实物、模型、示教板在现场组织见学;地形课，主要在现地实施;战术作业，采用图示、现地、沙盘、野营作业相结合的方法，并组织学员自己动手堆积简易沙盘;炮兵运用、外军研究、司令部工作等科目，均用幻灯配合教学;课外放映有关电影，配合正课教学。在执行训练计划方面，力求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训练计划的总时间和大阶段，由学院训练部集中统管;具体执行计划，权力下放，两个班的领导、教员和学员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可作灵活调整。我们还针对参谋班的特点，增加了司令部业务的内容。
教改试点期间，我除去了一趟六安，看望王平政委率领的参加社教的同志外，其余时间都在学院跟班活动，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教改中的各种问题。全体同志工作热情高，探索教改路子的劲头足。半年中，学员班的干部积极参加备课和教学话动，教学工作插得上.手，说得上话，有效地加强了领导;两个军事教学组各包教一个学员班，政治教学组兼管两个班，分工明确。教员随课住班，从而加强了教员与学员之间的了解，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在两个班蹲点，随时了厂解教改情况。教改试点中，在学员班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实行班干部、教员、学员“三结合”，密切教、学关系，加强工作协调，使教改取得了良好效果。
1966年3月30日，指挥班第13期和参谋班第4期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前，我分别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学员对教改试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感觉到，这次教改，教学双方的积极性都很高，学习重点比较突出，教学方法比较灵活，但也有此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学制短，训练时间不够，有些课程难以学深学透。
通过这次试点，我本想趁热打铁，把全院的教学改革继续推向深入，使学院的教学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教学工作被迫中断，留下诸多遗憾。不过，这次教改取得的一些成果，为我后来主持国防大学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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