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罪状”，是“追随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历史上的上下级关系.是明摆在那儿的。这在“文革”中，自然是一条不小的“罪名”。具体证据有3条：
一是1960年2月，我带全家回湖南平江探亲，在平江起义旧址拍了一张全家照。为了备忘，我在照片背面写了“摄于彭总起义处”几个字。造反派抄家，发现了这张照片，如获至宝，质问我:为什么到了1960年还称彭德怀为彭总?我反驳说:彭德怀仍然是共产党员，中央一直称他为同志。他们无言以对。由于这件事，1975年为我平反时，还留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后来，造反派将抄走的影集退还回来，但缺少这张照片，不知弄到哪里去了。2000年5月，我和龄松回平江老家，在平江起义旧址彭德怀同志铜像前如照了一张，以表达对彭老总的深切怀念，也算弥补了自己的缺憾。
二是1961年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主持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组成了一个编委会，将平江籍的军队大校以上军官和地方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名字都列了进去。共7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只挂了个名，没有参加具体的工作。造反派说，这本书是为彭德怀“翻案”。
三是1957年12月，我写了《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一文，再次表达对老上级、老战友的怀念之情。因为彭雪枫曾长期在红3军团任职，造反派就把彭雪枫和彭德怀、黄克诚联系上。老实说，对前两条“罪证”，我并不在意，唯独第三条，着实刺痛了我的心。为了整我，还把早已为国捐躯的彭雪枫拉出来，给他脸上抹黑，实在让人想不通。为此，1967年9月，我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对彭雪枫历史功过的看法，认为他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希望中央给我一个答复。当时，我知道总理的处境比较艰难，但不找总理找谁呢?后来得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下，加上长期繁重的工作，此时总理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连签发文件都困难。早知道这个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增添麻烦啊。历史永远是公正的。1988年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经中央军委批准，将彭雪枫列为我军33位军事家之一。1997年，在雪枫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军委又批准出版了他的军事文集。雪枫有知，笑于九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