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早期开始,政府官物的采办又有了新的制度:抽税法和科率法。任土作贡的旧法逐渐被替代,唐宋两代地理志书对各地进贡物品和数量都极为重视,元代以后同样的内容便从地理志书中淡出,正是地方土贡制度变化、消近的表现。
北宋早期,官廷使用越窑瓷器既见于前揭文献,也有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越窑秘色瓷器为证。但是,北宋晚期官廷用瓷的来源却有了变化,越窑已不在其中。
《说》卷一八引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云：
密器: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者,不得臣庶用,故云秘。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密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密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密,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密烧造,名日官窑。中兴渡江,有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密。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客,亦日官密。比旧密大不侔矣。
《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引宋叶寘《坦斋笔衡》: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密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密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密烧造,名日官密。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密,比旧密大不侔矣。
在这两处记载中,所列供应皇室用瓷器的窑场均无越窑。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各地的贡物中仍有越州进贡的'秘色瓷器五十事',而且官修地理政书《元丰九域志》始成于元丰三年(1080年),在不断增添、修改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以后颁行四,书中依然把越州进贡瓷器五十事视为制度,说明神宗时期(1068~1085年)越州进贡瓷器的日制并没有变化。
但元初成书的《宋史》已没有越州进责瓷器的记载,而《元丰九域志》记载的同样也进贡瓷器的河南府、邢州、耀州三地,在《宋史》中仍被列为瓷器进贡地,说明《宋史》没有记载越州向宋宫廷进贡瓷器并不是作者对地方进贡瓷器之事的疏漏,这种变化极有可能是越州从元祐时期(1086~1093年)以后不再向北宋宫廷进贡瓷器的反映。至此,越窑在向宫廷进贡了至少二百年从唐光启三年到宋元祐元年)后,不再和官廷有关。北宋晚期官廷用瓷仍然是青瓷,淘汰定窑白瓷是因为其有芒口属于质量的问题,据此可以推知宫廷不使用越窑青瓷的原因不在于瓷器的颜色,而应当和越窑青瓷自身的质量有关。
北宋晚期越窑生产迅速全面衰落固然有生产技术、销售市场等多种原因,但其衰落时间正好和越窑瓷器从宫廷用瓷器行列中濙出的时间相同,正是在这个时期北宋中央开始自设官審烧造官廷用瓷器,这也许可以说明没有官府的支持是北宋晚期越窑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南宋初年,低岭头窑场生产类官窑瓷器,是政府南迁浙江后命令余姚烧造的结果,并促成越窑生产在短期内的繁荣。这种回光返照现象,正好从另一方面说明官府的需求与支持在瓷窑场生产兴衰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通过上述对瓷器生产与官府关系的考察,可以认为,至少浙江地区的原始青瓷容场和越窑场的兴衰都和官府的需求与否有直接关系:官府的需求、规范产品标准和直接参与生产管理是窑场快速发展并臻于鼎盛的原动力之ー。反之,窑场的产品从官府需求物品行列中淡出,或者是官府管理场生产的体制受到破坏必然会导致生产技术衰退,从而造成窑场生产的落。这种现象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的共同特征之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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