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枪声》，系杨秀山根据贺龙1961年2月2日同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我们的部队到了广东，三河坝战役使我军遭受很大损失。
我和朱德、叶挺都分散了。
我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的。
到上海以后，党中央本来决定要让我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决定1927年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走。
但是，11月16日机关被蒋介石匪帮破坏，敌人知道我已经到了上海，我一时不能活动，结果伯承、林老他们先走了。
过了十几天，我想，我文化程度较低，到外国喝洋墨水也来不及了，搞了半辈子枪杆子，还是搞暴动，组织红军，接着和蒋介石干吧!
要干，就要回湘鄂西才合适。
但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湘鄂西的党组织和工作情况以及暴动、组织武装斗争的情况，只知道贺锦斋已经在南昌失败后入了党，并要求党派他到长江中游搞游击战争。
后来他带了一批南昌失败后留下来的同志又到武汉弄了几条枪，就搞起来了。
贺锦斋是我的堂弟，又是南昌起义时我指挥的二十军的师长(即第一师师长)，打仗很行，可当时思想并不是有多少马列主义的，是旧军阀主义，对过去的失败不服气，以为总会搞起来的。
其实，我要搞武装斗争，除了革命因素外，也有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何键这帮东西从心里不服气的思想，总想再搞武装来和他们斗一斗看!
我很清楚，当时沿长江到湘西一带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全是我过去的部属。
国民党四十三军老五师，除了师长以外，其他旅、团长也都是我熟悉的人。
同时，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是可以收编改造的。
只是两湖党(即共产党)在敌人破坏之后，还有多少力量?却不清楚。
我想应当抓枪杆子，应当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
我就把想法和周逸群谈了。
逸群是我入党介绍人之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是二十军的师党代表[第三师师长]。
南昌失败以后，又是和我一起到上海的。
所以，我要他向周恩来谈谈。
我说：“在上海，党负责安全，上了船，我负责安全。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
谈了四五次，中央批准了。
我们就准备走了。
走前准备搞两打驳壳枪，但没搞成。
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交代给逸群，我在一旁听见了，记住了一个“谢弄北里十七号”。
我们带了两个同志由上海坐船到汉口。
我是资本家打扮，短胡子也剃掉了。
逸群打扮得像个管账的先生。
谁也没有注意我们，就上了船。
1928年1月15日到汉口后，去东方旅馆，我们的两个接头关系都被破坏了，我记起了“谢弄北里十七号”，但没有介绍信，就硬闯进去了，见到郭亮同志的爱人，他们还以为我是侦探呢!
由刘鸣先来与我接头，他是叶挺的副官长，我们当然认识，他看到是我，真是吓了一跳，可也很高兴。
就这样，与武汉党接好头了。
当时，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
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
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怎样组织?都不清楚。
只知道农民协会。
搞军队的方法是北伐军式的。
到了汉口后，与郭亮同志接好头，准备走，又没有钱。
第二天两个地下党员来了，一个管军械，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子弹和重机关枪；
一个管军需，把五万块钱带到党里来。
同时，武汉三镇又要组织暴动。
我原来的一个团长蔡申熙在招兵，想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要我当总指挥。
我就准备参加暴动。
省委开了会，有郭亮、周逸群和我，研究并接受了南昌暴动的经验，成功则好，若失败则快走，去沔阳会师。
江南的拉入湘东，我主要搞鄂西。
又开省委书记会，书记是郭亮，讨论如何发展游击队，发展党。
省委的经费由游击队供给。
不巧，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即1928年1月15日)的前夕，敌人破获了一个印刷机关，搞到我们全部暴动计划。
而我们所住的郭亮家又是印刷所的铺保，我们只好转移。
这时满城大乱，敌人沿家喊，要各家准备美孚油灯、水和沙土等，叫嚷说：“共产党要暴动了!”
不巧吧，又凑巧。
二十四日晚，贺锦斋派一个姓黄的和我的两个侄子来找省委送金子。
原来，贺锦斋已在藕池发展百余人枪。
他要国民党四十三军五师的三个团起义，团长们不愿意，说要等我来。
贺锦斋就单独干起来，抄了一家银号，搞到一千多两金子，送到汉口。
贺锦斋给湖北省委送了三次款，都碰上省委正困难的时候。
这时，我们就决定去洪湖。
我们包了一只船，搞了两支枪，一些子弹。
一支打得响的我带上，一支打不响的别人带上了。
当时，码头上敌人检查很严，还叫嚷着要捉贺龙。
我穿着皮大衣，围着围巾，戴着黑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皮大衣让敌人搜，还冲他们笑笑说：“喂，看我像不像贺龙啊?”
敌人看我像个资本家，哪敢搜查?
点头哈腰地让我上了船。
一上船，我的两个侄子就认出我来了，我没作声。
船上有“袍哥”组织，管船的账房先生也认出来了，我即教给他一套话，准备应付敌人。
开船的时候没有拉汽笛，船到鹦鹉洲，敌人的划子来检查了，船夫装作修汽笛，我藏在船的后舱里。
账房送了点礼给敌人，就混过去了。
这是二十四日走的。
越是大摇大摆的，就越没有问题。
腊月二十六日(1928年1月18日)，船到新堤。
新堤驻军是国民党军李觉部，周围也驻满了敌军，真有戒备森严的样子。
我们打听到观音洲有敌人的团防（国民党的县区地方武装）队伍，只有十几个人，十多条枪。
我问周逸群同志：“把枪搞来如何?”
他有点犹豫说：“手里无枪，杀不得人。”
当时我们有20多个人，其中有十几个工人，还有给鲍罗廷当过警卫员的，打仗的经验有，可就是手里没有枪啊!
我说：“去拜客嘛!”
到了观音洲，就找团防队长。
这个队长还真列队出迎啰。
我抓住团防队长的手，就说：“我是贺龙，来借枪!”
他瞪着眼睛，吓得发抖。
一个团防兵要动手，被卢冬生一枪打倒。
这样，就搞了10多条枪，200发子弹。
团防队长哆哆嗦嗦地说：“总指挥，这，这，我怎么交代……”
我说：“好办，给你打个收条!”
就真地给他开了个收条啰。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二十七日下午到反嘴，看见沿江有一家茅棚子，站着一些人喊船。
我说：“迎上去!”
结果，是贺锦斋他们，就会合了。
他们已有170多人，100多条枪了。
在反嘴会合，经阴历年。
周逸群去调查地主，有四家罪大恶极的土豪，晚上就给他们“拜年”，将他们杀了。
这时取名叫四十九路红军的旗帜也打出来了。
到了下车湾，湘鄂边前委决定找当地党组织，在这里搞个基地，开展游击战争。
这天下着毛毛雨，我站在门口看见来了一只船，船上一个人，下船就奔我来了，冲我一鞠躬，叫我总指挥。
原来这人是党员，下车湾人。
他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有十几个党员组织了一下，与石首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但中心县委不承认。
我叫他再去找中心县委，说我们在这里。
当时，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是李兆龙，组织部长刘革非，宣传部长李良耀。
第二天，李兆龙来了，他说各县党组织皆已破坏了，只有七个县委组织了这个中心县委，正在坚持地下斗争。
找到组织就好办了。
于是准备在江陵、石首、华容、监利、安乡五县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但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交通员没有能够把决议传到各县，有些交通员被敌人捉住了。
当时，党还有两支秘密武装：
一支是吴仙洲的，吴是石首人，30支枪，60人；
另一支是萧人鹄的，萧是河南(应为湖北黄冈)人。
他由武汉到洪湖只带了四支枪，就组织了一个军三个师。
军部一支枪，每师一支枪，共19个人，会合的时候已经发展成100多人，100多支枪了。
我们就开展了武装暴动。
有一夜，我们打了七八个团防，消灭了一部分土豪劣绅。
撒到砖桥后，又搞掉了土匪文大哥部百余人，暴动时的暗号是“镰刀”、“斧头”。
声势越来越大，江陵陈先博，石首屈阳春也都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武装来的。
我们后来再到反嘴、下车湾，部队已有300余人了。
此时沿江土匪很多，专打农民协会。
前委便在车湾开会，吸收中心县委参加，决定全力保护农民协会，先消灭土匪，因为他们是地头蛇，比团防和国民党军还厉害。
车湾会议还决定，没有在群众中暴露的党员要隐蔽下来。
中心县委指挥部队还比较顺利，当时部队中没有党组织，只有个别党员。
那时政治工作叫精神讲话，内容是摘反革命报刊中对我有利的材料讲。
行动是参加暴动，消灭土匪。
几个星期就把土匪消灭光了，搞了100多支连枪。
这样，我们便有500人，300支枪了。
决定：第一，整土匪；第二，整恶霸；第三，整土豪。
2月份消灭了土匪，得驳壳枪百余支。
在车湾找来一个最大的土匪头子张烟灰，他有七八十支枪，100余人。
贺锦斋过去与他有点联系，利用这个关系把他弄来，想不费什么伤亡把他搞掉。
我和周逸群、卢冬生接他，请他吸鸦片烟。
这家伙身带连枪两支，警惕性蛮高。
因为他是四川人，我就向他说了一些四川有名的军阀，并且说我就是贺龙，不要把我认错了。
他立刻尊敬起来。
我借着看他的枪，就把枪要过来了。
卢冬生动手把他打倒，后来收了他那批土匪的枪。
不久，又缴获了国民党一个骑兵团五六十支枪。
部队也发展到五六百人，即组织了三个大队。
听说监利城没有多少敌人，在敌军内部的党员也准备兵变内应，就去打监利城。
结果打响之后，才知道敌人正好换防，一下子就增加了敌门炳岳（1891—1944，字湘文，河北东光人。保定军校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历任旅长、师长、军参谋长、骑兵第七师师长；抗战开始后，任骑兵第六军军长兼第七师师长、包头防守司令、绥西警备司令、军训部骑兵监等。1944年8月在重庆病逝）的两个团。
一开始就打伤了我两个大队长。
部队撤下来到调关后边一个镇子，在焦山河开了两天会，决定把队伍交给石首中心县委，我们带20人进湘西开辟根据地，扩建武装，准备6月在石门南乡会师。
焦山河会议中，关于上山(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的行动方针有过争论，但由于我们考虑到原来在上海时，中央提出在鄂西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倚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
会上大多数同志，如中心县委李兆龙、刘革非等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决定去湘西。
前委开会时，周逸群同志是领导，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边前委时，前委书记是周逸群。
在焦山河会议上决定萧人鹄同志率部队回洪湖，其他武装由中心县委领导。
中心县委的任务是领导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沔阳的叛徒。
贺锦斋由我带走。
后来洪湖段玉林（1900—1932，湖北省石首县人。黄埔三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7年底，受党的派遣，回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历任石首县游击中队长、江右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六军第二纵队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江右军总指挥、红三军第八师师长等职，为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六军作出了重大贡献。1932年6月，在湘鄂西“肃反”中被夏曦错杀于监利新沟咀）的部队就是在吴仙洲和贺锦斋的两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搞起来的。
当时，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是在革命失败之后，中央指示要搞武装斗争的时候干起来的。
我们打土豪的方法也简单，搞了很多的银元、铜元、绸缎、粮食，分给群众，群众不要，我们就到城外沿途撒东西，群众才要，成千上万的人来领东西了。
我们还沿途贴标语，宣传我们党的口号。
老百姓开头很奇怪，说我们也是穿便衣的，和土匪一个打扮，可是不要钱，不糟蹋老百姓，所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们那时就很听党的话，为什么?
受了大革命的教育。
反革命那样杀我们和人民群众，我们也有报复性。
我们没有悲观失望，相信革命一定成功。
不然，革命活动就开展不了，队伍也拖不动。
在石首焦山河会议后，我们于1928年2月底回湘鄂边的桑植县。
途经连云溪、毛草街、张家湾等地，那里都驻满了敌人。
我们绕过他们，到了澧县境内，在一个村子里搞饭吃，留一个人在外面放哨。
不久，来了二三十个敌人抓鸡。
我以为是来抓我们的，跑出去一看，敌人一个排长立正向我敬礼，原来他是我以前的一个部下。
我问他干什么，他双脚立正，规规矩矩地回答说：“报告镇守使(1925年贺龙当过湖南澧州镇守使)，我们来搞点东西。”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
这个排长恭恭敬敬地执行了。
敌人倒挺“负责”，我们在他们警戒之下，安安稳稳地吃好了饭，睡足了觉，然后才继续上路奔石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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