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有人谈到朱总司令，他问我和其芳见过没有。
“他不像一般四川人，”
他摇摇头说，“一开口讲演，他总是说：'中国，——世界!……’”
他带着尊敬和爱抚笑了。
“是个帅才，——是个帅才。”
说完，他便立刻进入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好一会没有讲话。
当我们偶尔提到汪精卫叛国的消息的时候，尽管大家都很激动，他却照旧不动声色。
直到我们的愤怒快要发泄完了，他才忽然慢条斯理地望着我们谈起来，还一面摩挲着烟斗。
声调很轻，好像他在审核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去见毛主席，”
他显得虔诚地说，“问他最近的政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他就很肯定地告诉我，汪精卫迟早会投靠日本人的。现在已经证实，我也可以说了。”
他沉思似的笑着，眼光落在红红的木炭上面，好像正在进行深刻的思索；但他不久却又仰起脸来，轻声地赞叹道：
“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些人来比呢。”
于是他用一种略带感情、充满敬仰的调子，叙述了一些关于毛主席的事迹：他的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以及他在遵义会议当中的主张。
这些主张，得到了全党的支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根本方针政策的基础。
最后，他又谈了谈毛主席在西安事变初期，对于少数过分激动的同志如何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他只是说不能打，”
他模拟着毛主席的动作，向我们连连摇着手掌，“绝对不能打!无论如何不能打!……”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神情激动地凝视着我们，而到了最后，他是那么酣畅、哑声地笑了。
他对若干历史事件的经过知道得顶详细。
他称赞张学良，认为他很坦白，有干劲，曾经作出过第一等的勇敢行为。
但在以前，贺龙同志是看不起他的：“父仇不报，一枪不放就丢了三省，又是他妈个大烟葫芦，一天只晓得跳舞，搞女人!”
“九一八过后我们骂得他最厉害!”
他大笑着继续说，“几乎每天都骂，过草地的时候也骂，一直骂到甘肃!”
他笑得呛咳起来了。
当他缓过气来，我们又由“西安事变”转到抗战，转到抗战中的各种部队。
他对川军一般印象不坏。
“一部分在山西和八路军配合作过战的就不错。其实湖南的部队，发生的作用也相当大呢!这一点我们应该说何键多少有点功劳。我从前是很讨厌他的，只知道压迫剥削人民!”
“何键还主张过读经呢。”其芳插嘴说。
“这也是我见不得他的地方，他想把湖南的青年人全变成老顽固。还有一点我恨他的：他把我的祖坟挖了!你们还不清楚，我两个早前是把兄弟呢!……”
我们全都忍不住笑了；他也好像偶然谈起一件已经变成陈迹的趣事似的笑了起来，而且充满机趣地加上道：
“我们后来很交过几次手，每次要道谢他大批枪支!”
“说实在话，”
好久不曾开口的联络参谋这时接着说了，照例带着一种虚假神情。
“我从前对华北信心是不大的，现在倒蛮乐观了。大家都看见的，一过静乐，到处是八路军!”
“也不能那样说，沿着几条铁路，倒是给他摆满了的。”
他轻声说，感觉得有点害臊似的，因为联络参谋的话显然是言不由衷。
也许就因为这点，他忽然故意改变了话题……
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是夜深了。
到了街上，我才记起手套还留在桌子上，又转去取，在院坝里，一个人忽然从黑暗中问我道：
“哪个?”
是贺龙同志的口音。
我说明了原因。
而当我再转出来的时候，他还停留在那里。
……
天空只有很少几颗星子，一个冷冻而严肃的夜。
整整听了一天的大炮和机枪声，躲了两次空袭。
大曹村的战斗，又规模更大地开头了。
这距上一次的战斗只有两天。
根据一般的情报，河间、蠡县和高阳都有敌人增援出击。
在将近黄昏的时候，还放过一次毒气。
一个通信兵，嫩得像个小孩子样，驰着一匹红马，往村口奔过去了。
街上只有如水的月光和哨兵。
炮声很密。
我在街上站了一会儿，因为希望能够从贺龙同志那里多知道一点消息，便向司令部走去了。
我没有碰见贺龙同志，而当我退出来的时候，我却忽然听出他那紧张而又愉快的叫嚷：
“你们马上反冲锋呀!——听见了吗?——马上反冲锋!……”
他在向前线打电话。
而且就是这个反冲锋成了功，三点钟的时候，我们摆脱了敌人的合击阴谋，向着留班塞转移了。
留班塞离饶阳12里，一个相当整齐的村庄。
我们在早晨七点过就赶到了。
村中心的空地上搁着几副担架。
他就挺直地站在担架旁边，衔着烟斗，两手插在敞开的外套口袋里面。
他的帽沿、耳罩和衣领，乃至他那浓黑的胡须，几乎完全结了霜了。
他叫我们跟他一起站着去晒太阳，并又告诉我们道：
“我拢得顶早，小学校才在升旗。你看现在已经上早课了。”
他一直等到直属部队过完了才回司令部去。
我们再看见他的时候，是第三天夜里。
因为到留班塞后，他就忙着军事上的布置，不断地接见着群众的慰问代表。
他的客室里是几乎每天都坐满人的。
毫无疑问，由于两次大的胜利(即1939年4月齐会战斗和9月陈庄战斗)，一二〇师已经在冀中人民的信仰中站住脚了。
而在一般农人的嘴上，还流传着种种类似神话的传说，他们讲，老八路真了不起，一时钻在鬼子当中冲打，一时又爬上树，架起机枪射击起来……
我们是为了工作问题去看他的。
我们的要求是：我单独留在司令部，让其芳去政治部的编辑委员会，因为“鲁艺”的同学大半都在那里。
他神色懒散地倾听着，而且，我们还没讲完，便同意了。
“你看，一来就碰上烂子，从天津带照相机的事也弄来搁起了。”
他又解释似的苦笑道，“这回六团打仗，要是有照相机，多好呀!许多情形都可以照下来。你们问老乡吧，敌人往河间跑起来那种情形好狼狈呵!大家就五零四散地乱窜!……”
话头一接上曹庄的胜利，他稍稍振作起来了。
他为我们转述着刚才医务主任向他作的报告。
“好勇敢呀!”
他激赏地叹息了，“发觉了毒气，大家还是一样进行战斗。有的拿手巾沾上水往脸上一搭——又打!有的用尿，有的就把人血糊在脸上；打喷嚏、流眼泪也不管。我已经叫他们作详细报告去了，材料蛮丰富呢!”
因为我们提起那个已经成为全军骄傲的迫击炮手，他纠正道：
“头一次很好!说打庙就打庙，说打树林就打树林，——这一回要差些。”
回忆着什么似的想了一会，他静静地微笑了。
“他们的迫击炮在内战当中很显过几次灵呢。”
接着说，一直显出一副满足的神气，“一次在应城（属湖北省），敌人一师人围住我们，打了几天都打不退。那个时候，我正在害疟子。我带着望远镜去侦察，把于几子叫来，给他说，你就朝那个岩堡给我打!我想，这样一来，不但破片伤人，打碎了的岩石，也会叫敌人够受的，——没有猜到敌人的司令部恰恰就在那里!才几炮就全打崩了。”
邻室里的电话铃子嘈响起来。
因为好一会儿没有人接话，他自己去了。
我们听见他在吩咐抽一部分队伍向着安平方面警戒。
随后他回来了，但却站在屋子当中，微笑着沉吟道：
“恐怕又要搬家了。”
并不改变姿势，他沉思着，显出一种感慨很深的表情。
“要是早来三个月就好了，——这样一个水湿屋子!……”
他没有说下去，但冀中局势给他带来的苦恼，却是很明白的。
在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上，军区的同志无疑已经尽过他们最大的努力，然而，由于当时环境比较平静，所有的力量又几乎全部消耗在初期混乱情况的澄清上面，他们在作战上是比较差的，因此喘息未定的一二〇师的部队，便成了眼前敌人疯狂“扫荡”中的主要对象：这也就是贺龙同志所最担心的了。
他退到台子边去，坐下，动手修改秘书送来的电稿。
“你看，”
他忽然望着我们笑道，“现在晋东南、晋察冀、冀中、黄河沿岸，敌人都在进攻!像专门找着八路军搞呢。……”
其芳忽然提到马匹的事。
“你牵去骑呀，”
他懒懒地回答道，“骑死了又来牵呀!”
接着他又从电报的措辞上同秘书开了几句玩笑。
但这一切都是很勉强的，于是我们忽然发觉，再搅扰他显然是不行了，所以当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向他告辞出来。
而在临走的时候，他却松松爽爽地笑了。
“回去就赶块睡吧!甚么也不要管!——最好你们以后每天下午都睡它一觉!”
转移到任庄的下午，6公里外的武强县城便失守了。
听见了大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
晚上曾经接到准备出发的命令，但却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夜，准备出发改成准备战斗。
早饭的时候，他显得有点精神不济的样子，我问他睡眠怎样。
“打了一夜电话，”
他懒懒地回答道，“也睡不着，脑子里要想事呀。”
“我也是!”
甘泗淇同志插嘴说，“连饭也吃不得了。这样老得不到休息，怎么搅呀?”
“你看，老甘悲观失望了呢!——我要跟你进行思想斗争!”
他打趣着，名叫苗子的小鬼进来收碗来了。
“苗子!”
他更加大声地笑道，“我们跟甘主任的悲观动摇斗争，好不好呀?”
那个来自贵州的少年回答着。
沉闷的空气立刻变活泼了。
“老实讲，”
他紧接笑着说道，“整整一个晚上，就只有和五团取得联络这件事使人高兴了一股。他们是昨天过铁路的。不过也真可恶，还是老脾气，走到半夜，总是这个说冷呀，那个说饿呀，这一下天不管，地不管，大家停下来休息，烧水，煮饭。——敌人就隔他们五六里远宿营呢!”
甘泗淇同志嗤地一声笑了。
“乱弹琴!”
随即他们就谈论到敌情、部队的布置等，但我听起来却半懂不懂。
我退出去了。
到家不久我就听到了炮声，起初很隐约，一点钟后便逐渐清晰起来，连机枪声也听见了。
敌机在附近的村庄上盘旋着，投掷着炸弹。
第三次空袭后我到司令部去，没有见着贺龙同志。
那里空气平静而且严肃。
有警卫员在屋顶上隙望。
战士们已经笑嘻嘻地在村口做起防御工事来了。
我在街上碰着了我的马兵，他是替我牵马来的。
他是一个健谈家，长征英雄，而且和八路军当中一般马夫相似，他们是极端忠实的，但对学习有些冷淡。
在谈到空袭的时候，他扔掉烟蒂，十分骄傲地谈起来了，好像抽去闸门的河堰一样，没个停息。
“那胡子他倒不怕啊!”
他大声道，“长征的时候，你问问看，一天飞机要来炸多少次?还不是照样走我们的。有一次，恰合一个炸弹落在他的前面，他手这样一掀，就把它掀到河里去了!……”
“笑!哪个骗你嘛!我们都跟在它后面跑呢!我亲眼看见的——他手这样一掀!……”
胡子，是贺龙同志在一般干部口中最为亲切的代名。
我没有再和马兵分辩，但是我的不安，已经被另外一种感情所代替了。
我觉得我看见了农民和农民当中那极可宝贵的单纯的信心，也看到了贺龙同志在群众里面的力量，以及那照耀在他们面前的他性格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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