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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回忆录——《三》

§参加苏维埃斗争
  1929年初,贺龙率领红4军攻下鹤峰县城,宣告成立了湘鄂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5月红军进入桑植,6月初攻占桑植县城。红4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
  贺民英带着我们从鹤峰回到桑植,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我被派回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
  我这是第二次搞农会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我是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贺龙和红军作靠山。
  我向乡里的贫苦农民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宣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成立了乡农民协会。开始农民们不晓什么是苏维埃,还以为是个大人物的名字呢。我按照刚刚学到的一点知识,解释说:苏维埃就是工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
  不久,我被乡农会推选为代表,到县城参加桑植县农民协会并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就在筹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传来消息,驻永顺敌军向子云团前来攻打桑植城,苏区军民立即准备迎战。
  早几天,向子云先派其团副率一个营进攻,在南岔被歼。向子云不甘心,亲率主力气势汹汹地扑来。

血,说:“有了这玩意儿,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灵了。”
  针对向下云骄横而愚蠢的特点,贺龙军长摆下一个埋伏阵,把部队拉出城外,隐蔽起来,又叫红4团特意打扮了一番,人人头缠红布帕,梭镖大刀也都挂上红布条。
  敌军渡过澧水,逼近城垣,发现是座空城,以为红军被吓跑了,大摇大摆地向城内开进。
  突然间,枪声大作。贺桂如率领埋伏在梅家山制高点的红1团首先发起
  攻击,隐蔽在城内的小部队也向敌人袭击。陈宗瑜团长率领红4团出现在东门外,头缠红帕的战士们高举着挂红的梭镖大刀,象一条跃动的火龙,沿着东门外300多级的石阶昂然直上。
  东门楼上的敌人吓慌了,两挺水机关枪一枪没放,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神兵来了!神兵来了!”
  敌军人踩马踏,乱成一团。有些胆大的也顾不得打枪了,只是拿出唧筒把乌鸡狗血往红军战士身上喷。我们的战士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吞丹画符的“神兵”了,而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的神兵”,不管那一套,冲上去就缴枪抓俘虏。
  在红1团和红4团的勇猛攻击下,敌军大部被歼,贺龙军长命令特务营乘胜追击。
  向子云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回逃,跑到赤溪渡口时船只早就被红军撑走了。敌人象一群被赶急了的鸭子扑通扑通往河里跳。
  那天天气热得很,跟在敌人后面紧追的特务营营长贺沛卿是个胖子,更是热得受不住。他右手提着驳壳枪,左手拿着大蒲扇,一边追一边扇。这事后来被老百姓传得神乎其神,说:“红军神兵团厉害,扇子兵更厉害,一扇子能把几十人扇到河里去!”
  敌团长向子云抓住骡子尾巴冒险巡渡,刚到河心,一股急流涌来,把他吞没了。
  这一仗,向子云全团覆灭。红军自身的伤亡却微乎其微,只是“神兵团”一些战士的衣服被乌鸡狗血弄脏了。
  第二天,桑植城召开庆祝赤溪大捷暨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大会。校场坪上扎起三个台子:一个是农民协会的,一个是苏维埃的,一个是红军的。台下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各乡的代表和县城附近的群众都来了。农民来的尤其多,农民协会那个台子上的人也最多。“苞谷佬”们第一次挺起腰杆,登上台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正在开会中间,忽然“轰”的一声,农民协会的台子因为上的人太多,压断了支柱,垮了下来。
  当时有的农民就说:“哎呀,不吉利,农民协会长不了,要垮台了。”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也有人争辩说:“台子垮了,可以再扎起来,我们农民组织起来,拿起刀枪跟着贺龙闹革命,当红军,垮不了!”
  此后,红军迅速扩大到4000多人,新设了1路、2路指挥,新编了2团、5团。红军主力向大庸、慈利出击,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进一步开展,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纷纷建立起来。我每天跟着县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农会主任陈昌厚到各乡去开展工作。
  有一次,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带着我和20来人的赤卫队,到长瑞乡去惩办几个有劣迹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三伯父廖清斋。
  我的三伯父是个不务正业的痞子,干过一些欺负人的坏事。一年前贺戊姐到我家老屋场躲避敌军,他借口照顾我们,骗戊姐说:“你把家里的牲口、东西都给了别人,别人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结果他把戊姐的家产全骗到自己手里,我们却仍要东躲西藏。真是乘人之危,掳人钱财。吴天锡主席带领我们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把我三伯父法办了。
  我们返回县城时,又抓了两个兵痞子。吴天锡押着兵痞子走前头,我和赤卫队走后头。
  半路上天黑下来,那两个家伙突然拔腿猛跑。
  吴天锡在前面边追边喊:“快开枪!”他们三个穿的都是白衣服。不知是谁在后面开了一枪,误把吴天锡打死了。
  以后,农会主任陈昌厚把我和他的警卫员贺炳炎带到县苏维埃工作。红军在慈利、大庸出击,攻打大庸县教子垭团防的一处寨子,打了一个多月没能完全打开,敌军调集大批兵力围攻上来。
  9月间,红军主动退出桑植县城。我也回到贺民英队伍上,跟随红军一路转移。
  红军退到桑植边界的樟耳坪,遭到敌军重兵袭击。突围时红1团团长贺桂如、红4团团长陈宗瑜不幸中弹牺牲,部队伤亡了几百人,不得不退往鄂西鹤峰等地。
  这一年秋天,我已满18岁。
  初涉人生的18年,我从我的家庭,从桑植,从湘西,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了我思想的启蒙,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给了我人生的理想,叱咤风云的贺龙更为我树起一个英雄的形象。
  他那种敢于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的宏大气魄,那种追求真理、忠于革命的坚定信念,那种失败了再干、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那种不图高官厚禄、不惧艰难困苦的斗争精神,都对我产生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使我走上拿起刀枪跟贺龙的革命道路。
  我始终是把我的18岁作为参加革命的起点。这不仅是因为我从此长大成人,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色游击队员,一名苏维埃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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