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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五则

李健吾的《坛子》

李健吾(1906—1982)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他是“京派”文学批评的翘楚,又是译介福楼拜作品的高手,还以《这不是春天》等剧作名扬一时,唯独他的小说很少被关注。说无人关注,当然也不确。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 小说二集》就选入他 1924 年发表的小说《终条山的传说》,并在《导言》中赞曰:这篇小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1]。

奇怪的是,《终条山的传说》并未收集,虽然李健吾 1928 年 3 月就在北新书局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西山之云》。手头这部《坛子》, 1931 年 4 月北新书局初版,已是李健吾的第四本小说集。《坛子》共收入九篇小说,即短篇《影》《在第二个女子的面前》《最后的一个梦》《猎》《机关车》《坛子》《又一身》《末一个女人》和中篇《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大致可代表李健吾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

最后一篇曾得到李健吾老师朱自清的高度评价。朱自清先是“即拟此书的文体”,写了书评《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开头就说:“我已经念完勒《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得故事。我说,健吾,真有你得!我说,这个兵够人味儿。” [2]后来又在《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中再次肯定小说“是一个理想的故事,可是生动极了。全篇是一个兵的自述,用的也是北平话,充分地表现着喜剧的气氛,徐志摩先生的《太平景象》等诗……都还只是小规模,他的可是整本儿。”

李健吾自己也较看重《一个兵和他的老婆》,收入《坛子》已是第二次,《坛子》出版前两年就先由岐山出版社出版以这篇小说为书名的单行本。小说写一个旧军排长的自述,怎样救下一个差点被凌辱的年轻女子,怎样下决心“明媒正娶”这女子,又怎样遭到丈人的误会与反对。小说最大特色是“全篇多为土语或下流人话” ,特别是小说中“得”字从头到尾,颇为别致。白话新小说如何恰到好处地使用方言土语,这篇小说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且引其中一段主人公的自白:

我是一个一无所能得闲光棍。我坐在菜畦旁得石凳上,看着西面天上一颗顶亮得星星已经出来,慢慢一个一个都跟着散了出来,仿佛头一个是老大哥,领头得。月亮在云里露了雪白得脸,象它们得妈。四下安静极了。一忽儿有狗乱汪汪,接着像让人喝住了得声音。一忽儿在树影里闪出灯亮儿,说不清往那里儿去了,这时我心里不禁难过起来,想到了从前,在这世上没有两个人爱我得:妈爱我,可惜我刚十四岁她便死了,东飘西荡,如今做兵,升到排长,年纪慢慢大了,将来生死还没有准头。那怕有人恨我也好……

有必要指出,《坛子》书前有题词页,印着“献与玉手”四个字。“玉手”是女性的可能性较大,李健吾为什么要把《坛子》献给她呢?已知他的姐姐、初恋和夫人都无“玉手”之名。咨询李健吾两位女儿,她们也不知道。这个题词成了一个谜,也再次证明我以前说过的,作家著作题词页上的题词,往往可能隐藏着我们不知的秘密。而如果未见初版本,连李健吾还有这个题词也不知道了。

于赓虞的诗

于赓虞(1902—1963)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有“恶魔诗人”之誉。他是河南西平人,沐浴了五四新文学的洗礼,喜爱新诗,一生总共出版了五部新诗集,即《晨曦之前》《骷髅上的蔷薇》《世纪的脸》《魔鬼的舞蹈》和《孤灵》,起自 1926 年,止于 1930 年,短短五年,平均一年出版一本,不可谓不多产。然而, 1930 年以后,他就基本上停止了歌唱。

《晨曦之前》是于赓虞的处女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二本线装新诗集(第一本即大名鼎鼎的《志摩的诗》), 1926 年 10 月北新书局初版,列为“无须社丛书”第一种。此书形式别致,“卷首”(序言)为一首四句诗:

我生活于人间犹如死尸沉寂的,/ 无语的躺卧于荒草无径的墓地;/ 我凄泣于人间犹如夜莺微弱的,/ 寂冷的低吟于幽邃寒森的古林。

“卷末”(后记)也是首四句诗:

我不曾向人轻意的微笑疏忽的发言,/ 这宇宙呀只是一个冷厉骄矜的面颜;/ 空空漠漠的消逝了一去不返的芳年,/ 不曾不曾折下来一朵黄花留作纪念。

新诗集常有“序诗”,但“卷首”和“卷末”均是诗作,在现代新诗集中恐怕绝无仅有。而于赓虞奇崛沉郁、忧愁伤感的诗风,由此也可见一斑。

于赓虞最后一部新诗集《孤灵》,也是北新书局出版的,时在 1930 年 7 月,为毛边本。我所藏的还是签名本,扉页左上角有作者钢笔题赠:

敬请丙辰先生评正 赓虞

“丙辰先生”无疑是指杨丙辰。杨丙辰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北大、清华的第一代中国籍德语教授,冯至、李长之、季羡林、杨业治、田德望等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都出自他门下,他自己也译有席勒的《强盗》、歌德的《亲和力》和霍普特曼的剧本等。杨丙辰长期被埋没,近年才逐渐为内陆学界所关注。而于赓虞赠书杨丙辰,请杨丙辰“评正”,也可见他当年的交游。

朱自清后来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 诗集》,选入于赓虞的《影》《飘泊之春天》等五首诗,并认同沈从文所说的于赓虞“表现的是从生存中发出厌倦与幻灭情调”[3]。但朱自清把于赓虞归入前期新月派一群,却未必恰当,他只是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 · 诗镌》上发表过几首诗而已。

当然,我前面说于赓虞 1930 年以后停止歌唱,系指他不再出版新诗集而言,并非绝对,他后来偶尔有感,仍再执诗笔。抗战胜利后,诗人臧克家到上海主编《侨声报》副刊《学诗》。1946 年 9 月 12 日《学诗》第一期上就刊出于赓虞的《金字塔》一诗,照录如下:

经了千载的风雨,/ 日月不息的照临,/ 听无数欢笑,叹息,/ 你这哲人的哲人。
你这沉默的神工,/ 含着人类的悲欢,/ 时间虽对你搔首,/ 但你仍微笑无言。
似游云我来这里,/ 对你点头与微笑,/ 在你胸上写了名,/ 我又似云般去了。

于赓虞 1935 年 4 月赴伦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一年后回国。想必他途中曾到埃及游览过,才写下了这首诗。《金字塔》全诗三段十二行,借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胡夫金字塔,饱含对“人类的悲欢”的沉思。现代新诗人中,大概只有徐志摩在《梦游埃及》《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等诗中写到金字塔,专以金字塔为题的,除了还未到过埃及的郭沫若在《女神》中有首《金字塔》外,似只有于赓虞这首,虽然还不能算他的一流之作,毕竟很难得。

《封锁》删节文字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祯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混身一滴滴沁出汗来,象小虫子痒痒的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4]

上面这两段文字来自何处?凡是读过张爱玲(1920—1995)短篇小说《封锁》的,或许会记得这两段中的吕宗桢和翠远正是这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莫非这两段话是《封锁》中的内容?但是,如果查阅《张爱玲全集》,无论是大陆版还是台湾版,在《封锁》中均见不到这两段文字的踪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封锁》是张爱玲登上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文坛的首批佳作之一,刊于 1943 年 11 月上海《天地》第 2 期,《天地》是另一位当时正走红的女作家苏青主编的。《封锁》发表时间与脍炙人口的《金锁记》正好在同月,比另一篇也脍炙人口的《倾城之恋》晚了两个月,比她正式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也只晚了半年而已,可见当时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正处于井喷期。而胡兰成也正是读了《封锁》,惊讶于这篇小说“非常洗练”“精致如同一串珠链”“简直是写一篇诗” ,才对作者刮目相看,顿生前去拜访的冲动。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张爱玲不写《封锁》,后来的事会不会发生,恐是个未知数。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这两段文字正是《封锁》“天地”初刊本的结尾两段。《封锁》写在战时因封锁而停驶的电车上,中年银行职员吕宗桢向萍水相逢的未婚女教员翠远调情,翠远也颇有点心动。但电车开动了,一切又恢复了常态。这两段文字就是写吕宗桢回家后对此事的回味和惆怅心态。1944 年 8 月,张爱玲把已经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结集成《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初版,列为《传奇》最后一篇的《封锁》末尾,这两段文字保留着。一个月之后,《传奇》再版,这两段文字仍然保留着。

然而,到了 1946 年 1 月,《传奇》增订本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初版时,这两段文字被删去了,显然是作者自己所删。从此以后,张爱玲小说集的各种版本,包括 1954 年 7 月香港天风出版社初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1968 年 11 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初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等在内,这两段文字统统都消失了。当然,作者有删改自已作品的自由,但《封锁》最初收入单行本时,这两段文字并未被删,再版本也未删,直到增订本问世时才删去。作者把自己作品收入集子时加以修改,是很常见的,但收入集子后再作修改,并不多见。也许张爱玲最终还是认为这两段文字有点画蛇添足,删去之后,《封锁》戛然而止,反而更具冲击力?不管怎样,这两段被删文字为研究张爱玲小说版本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关于《郁达夫选集》

郁达夫(1896—1945)生前只出过两本选集,一为《达夫代表作》,钱杏邨等编, 1928年 3 月于上海春野书店初版;另一为《达夫自选集》, 1933 年 3 月于上海天马书店初版。前者郁达夫作序认可,后者郁达夫“自选”。

1945 年 8 月 29 日晚,郁达夫在印尼遇害。1951 年 7 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新的《郁达夫选集》,列为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之一,丁易编选并作序。这本选集的特色在于郁达夫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从《沉沦》开始,《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过去》《迟桂花》等均予收入。丁易在序中强调“诗人气质的郁达夫,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不过,在这本选集问世之前,对如何印行郁达夫作品,已有不同看法。郁达夫遇害后,由出版过《达夫全集》的北新书局牵头,新的《达夫全集》的编选工作即开始启动, 1948 年底成立由郭沫若、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李小峰、郁飞组成的“编纂委员会”,次年 1 月,《青年界》新 6 卷第 5 号还刊出新编六卷本《达夫全集》的简介。我手头有一册北新书局“一九四九年版”《达夫散文集》,以“良友版”《新文学大系散文选集 · 导言》为首,收入名篇《还乡记》《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收入一篇郁达夫 1928 年所作的《故事》,文中批评“割草似的杀人”的秦始皇,其实暗指上台不久的蒋氏政权。由此应可判断这本《达夫散文集》是 1949 年 5 月上海政权易手后出版的,或可视为新编《达夫全集》的前期成果。

出人意料的是,新编《达夫全集》马上搁浅了。赵景深后来对此有具体回忆:

一九四九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曾由陈子展陪我去看郭沫若,询问沫若是否可以出《达夫全集》。沫若认为其中黄色描写有副作用,不宜出全集,只能出选集。[5]

其实,在此之前,郭沫若已对编辑出版《达夫全集》有所保留,他在 1948 年“九月十四日”致赵景深的信中已表态:“《达夫全集》嘱任编委,有碍难遵命之处,乞谅。” [6] 虽然后来的《达夫全集》出版预告的编委会仍然是他领衔。因此,这次已经是他第二次表态了。

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1949 年 7 月 2 日至 19 日在北京举行,此后“北新”的《达夫全集》果然胎死腹中。两年之后开明书店出版了《郁达夫选集》,也可视为执行了郭沫若所说的“只能出选集”的意见。

然而,当时读者希望读到更多的郁达夫作品。1954 年 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开明书店版改排的新的《郁达夫选集》。与“开明版”相比,“人文社版”《选集》只把丁易的序移作“附录”,并删去一幅郁达夫“在东京留学时代摄”照片,酌加了几条注释而已,其他一仍照旧。书前有一则《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是“五四”以后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生前著作甚多,曾自编全集入册;但作者的作品瑕瑜互见,欲精选一册适合今日读者的选集,尚须经过精密的研究。目前为应读者需要,暂将叶丁易所选的这本选集出版,并由编辑部加以若干注释。书后附选者原序,籍以纪念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逝世的叶丁易同志。

“目前为应读者需要”,显然有所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当时在重印“开明版”《郁达夫选集》的“终审意见”中说得很清楚:

《郁达夫全集》与楼适夷同志商定,索性照丁易选的出版。……因为目前由读者给信郭老,要求出《达夫全集》。这事目前还办不到,可以先将原选集印出满足读者。

由此可知,约在 1954 年初,因读者写信向郭沫若要求出版郁之全集,才导致“人文社”决定重印丁易编选集以应急。在郁达夫作品出版上,郭沫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1957 年 9 月,“人文社版”丁易编《郁达夫选集》已重印三次,累计印数 42000 册,但郁达夫全集的出版则要到整整三十年之后了。

现代作家的短序

当年新文学作家出版作品集,书前有序,司空见惯。写长序者固然有之,鲁迅有名的小说集《呐喊》的《自序》就较长,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而他也很有名的散文诗集《野草》的《题辞》却又较短。可见序文长短,同一作者也视文情、心情而定,有话则长,无话或少话则短也。

手头有两则较短的序,很有意思。其一是诗人、翻译家罗念生(1904—1990)的散文集《芙蓉城》的《序言》,照录如下:

我是一个粗野的人,身世很平淡,但童年的回忆,并不缺乏美丽的资料(我愤恨“我的童年”)。我生长在四川威远县新乡连界场坝子地方。这集子内除了《芙蓉城》是描写成都风景,和《端阳》文中混着一点成都与资中的色彩外,全是描写这乡野的文字。《鱼猎》文中所叙及的老祖父现已经白发转青,还可以看出他当年的神采,我的父亲现在退老了,正享受着这种生活,他最近来信说:“行将养画眉鸟,以畅天机。”这书便敬献与这两代老人。

此序原载 1931 年 7 月《文艺杂志》第 2 期,不到二百字,却言简意赅,把《芙蓉城》的内容、特色和对长辈的敬重交代得一清二楚。但《芙蓉城》当时未能出版,一直到 11 年后的 1942年才由重庆西南图书供应社印行。更奇特的是,出版的《芙蓉城》一书中并无这则序,也就是说,《芙蓉城》的这则序和正文“身首异处”了。不妨推测,罗念生一直保存着《芙蓉城》书稿,但序单独发表后未能留底,以至 11 年后书稿终于可以付梓,却因战乱一时找不到《文艺杂志》而只好阙如。如果不是见到《文艺杂志》,后人怎么会想到《芙蓉城》还有这则缺失的短序?

其二是作家、诗人聂绀弩(1903—1986)的杂文集《海外奇谈》之《序》,也照录如下:

这本小书里面的文章,写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恶劣的。所谈到的这些人,都是将死,正死,乃至已死的人;他们的那些理论,更是早已死透了的理论。挞伐他们,简直像在鞭尸!鞭尸,我想谁也明白决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

我不晓得把这些文章印成一本书,还有什么用处没有。只知道如果国内读者看见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世上还有人有着那样的一些见解,也还有人批评那些见解!说不定会根本不相信。因此,把这本书叫做《海外奇谈》。

封面画采自《西游记》,聊以助兴。

作者 一九五〇,国庆日

聂绀弩此序只比罗念生的多了二十余字, 1950 年 10 月 1 日写于香港,不久他就回内陆了,《海外奇谈》则于当月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初版。此书四面出击,火气十足,大批作者当时认为的包括傅斯年、钱穆等在内的“海外奇谈”,此序同样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这样写并不奇怪。十多年后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写出了“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的诗句,就沉痛深刻多了。

聂绀弩与罗念生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我与罗先生有一面之缘,也通过信,与聂先生见面就更多了。但那时年少,根本不知有《芙蓉城》和《海外奇谈》两书,否则为这两则短序请益,也许会有更多的故事,而今只有遗憾了。

参考文献:

[1] 鲁迅 . 导言 [M]// 鲁迅 .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二集 .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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