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6年，美国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王晓鸣博士，与中科院几位古生物学家一起，在青藏高原北部，荒凉的柴达木盆地干旱的古盐湖沉积地层中，取出了一些古鱼类的化石。他们将化石带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林奈学会外籍会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当化石修理出来后，大家几乎惊呆了：它全身遍布着超常粗大的骨骼，几乎没有多少空间可供肌肉生长——这在现生鱼类中可是闻所未闻！
(a)未修理的含化石石块
(b)从石块(a)修理出来的化石,比例尺:30mm
它是一个特例吗？不是。因为在发现它的上新世距今约三百多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4条相同的鱼，以及很多零散的骨片，它们也都有着同样粗大的骨骼。而且它们并非因病夭折，因为其中三条鱼的长度均在半米以上，估计年龄应在10-15岁间——这对于鱼而言，可算得是高寿。
伍氏献文鱼(Hsianweniawui,Chang等,2008).(a)正型标本IVPPV15244,右侧视;(b)正型标本尾骨骼,右侧视;(c)正型标本头骨,右侧视;(d)骨化的鳃耙(IVPPV15012).
伍献文先生(1900.3.15—1985.4.3)，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动物分类学、形态学、组织学、线虫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和广泛建树。伍献文先生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了85篇论文，出版过5种专著，涉及有关鱼类学、线虫学和其它蠕虫、节肢动物、爬行类、两栖类，还有海洋和湖泊调查、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他对我国鱼类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国内率先阐明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并提出了新分类系统，最早组织和进行了中国的海洋与湖泊综合调查。伍献文先生是首批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国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鱼类学科研精英。在伍先生6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他教导和培养出一大批学生和助手，如唐世凤、薛芬、张孝威、易伯鲁、金祖怡（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第一代学生中有刘建康、曹文宣、陈宜瑜3位院士；伍老的第二、三代学生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是目前我国鱼类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伍献文先生与他的学生们（图片来自网络）
1921年，伍献文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以后，厦门大学成立，他转到厦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并接受了近代动物学的基本训练。1925年秉志教授来到厦大讲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伍献文先生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边给秉先生当助教，一边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在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是这时期在秉先生直接指导下取得的。与此同时，伍献文先生又跟随何博礼教授(R.Hoeppli)学习线虫学，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肺部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先生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1929年伍献文先生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的罗勒教授(L.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三年的刻苦钻研，终于伍献文先生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记载了中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对比目鱼类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详尽的描述，不仅在国内同期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也受到国外同行的称赞。这篇论文直到现在仍是研究比目鱼类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秉志教授等动物学界先辈的努力下，中国的动物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继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之后，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在南京成立。伍献文先生回国后被推荐主持该馆的动物学部工作。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与方炳文先生、常麟定先生等同事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教科书中未曾记载过的新物种。这期间，他在继续进行鱼类和蠕虫类研究的同时，又开展了对河蟹、蝎类等方面的研究，所发表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蛛》等论文，都是国内学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1934年，自然博物馆改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称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内容较前更为广泛。1935年6～11月，伍献文先生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及海洋生物调查。这是我国自行组织的第一次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考察了山东半岛沿海和渤海的渔业资源，海水的氯化物含量、酸碱度、硅化物含量等，留下了详细的测定数据和记录。虽然规模不大，许多工作因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未能继续和整理，但它却是我国海洋考察、研究工作的开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动植物研究所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几年艰辛开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伍献文先生和同事们为了保存多年积聚的珍贵标本，曾将包括模式标本在内的一些特别重要的标本隐藏于夹墙之内，但最终也在战火中散失殆尽。后来他们从长沙赶到广西阳朔，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据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动摇伍献文先生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他完成了《漓江的鱼类》一文，其中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鱼类新种。1939年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迁到四川重庆北碚，这才有了稍为安定的科研环境。然而，粤汉全线沦陷，烽火进逼桂黔，调查祖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已难以实现。伍献文先生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验室内。从1940年到1947年，伍献文先生和他早年的学生刘建康、张孝威等，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黄鳝和其他几种鱼类的气呼吸机理的研究报告，比较详尽地从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鱼类气呼吸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他们还进行了纹胸鮡吸着器的组织学、鲤鲫鱼杂交、鳑鲏鱼的胚动现象等有关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工作。这一批印在当时内陆土制纸上的科学文献，既记下了我国早年鱼类学家们的艰辛历史，也标志着我国鱼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动物研究所搬到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和动物研究所的全体职工一起，抵制了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拒绝了将研究所迁往台湾的阴谋，从而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令伍献文先生万分惊喜的是，上海刚刚解放不到两个月，他就接到参加新中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的邀请。摧毁旧世界的炮声还在耳边轰鸣，建设新中国的宏图已展现在眼前，漂泊半生的伍献文先生感到无比激动，他决心将自己的后半辈子完全贡献给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此后，他又参加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根据统一规划，中国科学院拟成立一个研究所，研究海洋和淡水水体。当时任中科院筹建处副主任的钱三强教授广泛征求意见，最终采纳了伍先生的意见，取名为水生生物研究所。既可以和产业部门的水产研究所工作有所分工，又符合研究所以学科命名的先例。1950年联合组成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先后分设青岛、厦门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先生被任命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以后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发展并独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属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迁到我们武汉市武昌区的东湖之滨，成为一个以淡水生物学为主的研究中心。
伍献文先生他所直接领导的鱼类分类组的同志，按照他的规划，跋山涉水，足迹遍及祖国的每一角落，从东北的三江平原到海南岛的万泉河下，从青藏高原的冰川雪河到东海之滨的溪涧，采回了大批鱼类标本，在水生所内建成了收藏有30余万号标本的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博物馆。他们用大量从模式标本同一产地采来的地模标本代替流散在国外的中国鱼类的模式标本，开创了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在拥有大量标本的基础上，伍献文先生紧紧地抓住占中国淡水鱼类一半的鲤科鱼类作为研究对象，同他的助手们一起开始了艰巨的整理工作。1964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印行，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外学者发表了专文评论。1976年《中国鲤科鱼类志》的下卷出版。《中国鲤科鱼类志》全书共70万余字，系统地描述了分布于我国的鲤科鱼类113属，412种，并附有精美的图片。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这部著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并被评为1982年全国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出版时，伍献文先生已经78岁高龄，伍先生和他的助手解剖和观察了鲤亚目中有代表性的78属123种鱼类的骨骼，并引进和使用了国外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分支系统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1981年，伍先生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论文，回答了鱼类系统学上的一大难题，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篇论文引起了国际鱼类学界的普遍关注，十几个国家的数十位学者纷纷来信索取有关资料，许多学者建议在中国召开有关鲤亚目鱼类研究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该结果已被加拿大尼尔森(J.S.Nelson)教授引用于权威性专著《世界鱼类》1983年第二版中。
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卷）（图片来自网络）
伍献文先生除在鱼类学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外，他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上所作的贡献，也深受国内外专家的推崇。他描述了淡水自由生活线虫14种，其中包括9个新种与新变种。他鉴定和描述的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的寄生线虫共计61种，其中包括3新属，即鲨鱼刺唇线虫(ParaleptusscylliiWu,1927)、海南肺旋尾线虫(PneumospirurahainanensisWuetHu,1936)和鮟鱇鱼蛔线虫(IchthyascarislophiiWu,1948)以及23个新种，有关的研究论文曾在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权威性刊物上发表。由于他的深入观察，对许多特征进行反复比较研究与分析，因而鉴定的种类绝大多数是确实可靠的，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这些材料得到了国际著名蠕虫学权威、前苏联斯克里亚宾院士(K.ESkrjabin)和日本著名寄生虫学权威山口左仲教授(S.Yamaguti)的认可，并在他们的线虫学专著中引用。
伍献文的生活十分俭朴，他从未想到添置什么财产，只购置保存了数千册珍贵的图书和资料，后来他把部分自藏资料陆续交给水生所鱼类研究室资料室，部分图书直接捐赠给水生所图书馆。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伍献文先生毕生的业绩，学习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严肃、严格、严谨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于创新，鞠躬尽瘁的工作作风。
正是这些伟大的爱国科学家们，正是他们的探索追求和辛勤工作，推动祖国母亲发展的巨轮；他们的生活平凡朴实，他们有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他们就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一群人，是不能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
参考文献：
1.Chang M, Wang X, Liu H, et al. ExtraordinarilyThick-Boned Fish Linked to the Aridification of the Qaidam Basin (NorthernTibetan Plateau)[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 105(36):13246-13251.
2.张弥曼，MIAO DeSui. 青藏高原的新生代鱼化石及其古环境意义[J]. 科学通报，2016：61（9）：981-995.
3.陈宜瑜. 怀念伍献文所长[J]. 水生生物学报, 1985, 9(3):195-202.
4.伍惠生. 记中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奠基人——伍献文[J]. 湖北文史资料, 2000(2):112-126.
5.黄建伟. 忆君心似西江水, 日夜东流无歇时——记中国科学院原武汉分院院长伍献文[J]. 武汉文史资料, 1999(7):12-16.
6.孙定瑜. 缅怀党的挚友伍献文先生[J]. 武汉文史资料, 2011(Z1):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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