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之死
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
孙中山与长子孙科
一、为求和平促统一，孙中山抱病北上，并拒绝提前下车而坚持与拥挤的民众见面
1924年12月31日——除旧迎新的日子，但是，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灾难深重的中国，虽然废除了帝制，实行了共和，但军阀割据的硝烟并没有散尽，帝国主义的蹂躏并未停止。中国，像一头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巨狮，艰难的、痛苦地挣扎着，期待着……
沉沉的雾霭中，一列火车载着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从南向北，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北京。此时，躺在车厢里的孙中山脸色蜡黄，形容憔悴，身体极度虚弱，腹部的剧痛让他难以辗转入睡。自从一个多月前——10月13日离开广东之后，中山先生一路北上，先是乘永丰舰抵达上海，又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而后抵达天津；今天又由天津乘火车赶往北京。漫长路途与车船的颠簸和不停的操劳，使得58岁的孙中山感到极度疲倦，加上长期折磨着他的肝病逐日加剧，他已病体难起。虽然在天津暂作停留，但二十多天的休息并未解除他的长途劳顿，减轻他的病痛。
透过挂着冰花的车窗，孙中山隐约看到了古老的北京城。这座历经元、明、清三朝的封建帝都——冰雪覆盖着她的神秘，阴云笼罩着她的残破。忽然，他那深邃的眸子一亮，憔悴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愉悦，他猛地坐起，久久地凝望着窗外，13年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推翻盘踞在这座帝都里的封建皇帝宝座和结束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枪声，又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畔。作为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为那场如火如荼的推翻封建帝制的深刻革命感到由衷的自豪，他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感到欢欣鼓舞。但很快，他的目光又黯淡下来：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古老的中国大地并没有因为帝制的结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出现和平、兴旺的曙光，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也并没有从此走向美满、幸福的生活。两个月前——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战火再起，直系将领高举反奉旗帜，发动北京政变，导致奉系军阀迅速溃败。此后，北方政情大变，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又互相猜忌、争夺的局面。此次不顾劝阻，毅然接受冯玉祥的邀请，抱病赴京,共商国是，以求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可是没料到自己的身体竟病到如此程度……孙中山再一次手按腹部，在宋庆龄的扶持下，痛苦地倒在床上……
四十多年的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孙中山身体健康，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肝病。其间，他为革命四处奔走呼号，足迹遍及日本、美国、英国、越南、新加坡、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以及国内许多地区，而且多次被捕、被囚、流亡异国。长期的奔波操劳，倍受煎熬、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初期的病症也未得到应有的治疗。特别是在两次护法运动接连不断的南征北战中，他亲率军旅，赴战前线，使得他的身体再次受到摧残，原有的病患进一步加重。1915年10月25日，与宋庆龄结婚后，由于受到了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的调理，孙中山的病情曾一度好转，胃病几乎痊愈；可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异常沉重的打击，在永丰舰蒙难的五十多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之后，在中国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势力多次耍阴谋，致使他的病情加重。据宋庆龄回忆，右派“使他愤怒得甚至食不下咽，有许多次，他身体上因气愤而感到剧烈的痛楚，终于成病。”这时，由肝炎恶化而致的肝癌，已经过早地侵入了他的机体。
这次离粤北上前，他的肝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多次劝阻，带病北上。可是，他已经不堪长途跋涉、车船颠簸之苦了；沿途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演说等等，更让重病之中的他精疲力竭。12月4日，从日本神户启航，饱受了几天几夜风浪之苦之后，他抵达了天津大沽口。那天，尽管朔风凛冽，地冻天寒，他还是坚持着站在船头，脱帽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致意。结果，他受了风寒，当晚，他肝病发作，呕吐不止，腹部剧痛，并伴有高烧症状。虽经多方医治，病势依然有增无减，他终于病倒了。
鉴于孙中山日益恶化的病情，随行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等人，不得临时决定，推迟进京时间，以便孙中山养病和休息。可是12月18日接见段祺瑞代表后，他的病情更加恶化,那天，段祺瑞委派叶恭泽、许世炎两人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已经卧床不起的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他们。当他得知段祺瑞向外国使团表示“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匆忙召开抵制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后，他异常愤慨，并强忍病痛，厉声对两人说：“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孙中山的凛然正气面前，叶、许二人不敢作声，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劝孙中山不要太过激烈，免得激怒了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激得孙中山火冒三丈，他一下子坐起来，气愤地说：“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气愤和激动使他病情急剧恶化。
列车继续行进着。一路服待左右的宋庆龄小心翼翼地帮他服了药，然后又为他掩了掩毛毯，并轻声地说：“请先生再休息一会，到前门站时，我会叫你的……”孙中山深情地望着夫人，顺从地躺下了。
这时，从天津开始负责保卫孙中山一行的冯玉祥代表、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走进孙中山的车厢，轻声地对宋庆龄说：“夫人，前门火车站聚集了十余万学生和民众，他们都是欢迎总理的。现在总理这么虚弱，我们担心总理受不了欢迎人群的拥挤。为了总理的健康，是不是请总理提前在永定门车站下车休息，然后再接见民众？”
望着似乎已经入睡的孙中山，宋庆龄为难地说：“恐怕这样不行……”
双目微闭的孙中山听到了夫人与鹿钟麟的对话，睁开了双眼，喘息着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此次北上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不解的。”说着，他已经起身下了床，但一阵旋晕，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宋庆龄和鹿钟麟立即上他扶住了他。
勉强坐定后，孙中山的眼前又浮现出此次北上沿途各地群众热情欢迎的感人场面和一致要求打倒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统一的激昂情绪──
11月17日，他乘船离开广州，经途香港到达上海，成千上万名群众聚集在码头，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久久地回荡在黄浦江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等巨幅标语在寒风中林立、舞动……
11月23日至28日，他先后抵达日本长崎、神户，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掌声如潮，人海般的爱国华侨和日本人民，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他的到来……
12月4日，他到达天津的那天，天津一派节日景象，市民们自发地悬灯结彩，燃放鞭炮，两万群众聚汇在大沽口码头翘首迎候……
紧按剧痛的腹部，孙中山坚强地站起来：“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列车继续向前，并缓缓驶进前门站。
二、孙中山依然坚持向欢迎的民众现场发表演说，但被阻止了，可拥挤的人群使得他的汽车寸步难行
北京前门火车站，座落在故宫紫禁城正南的前门的左前方。与飞檐翘壁、雕梁画栋，具有浓郁民族建筑风格的前门相比，前门火车站的塔楼独具异国特色：灰白色的塔身，高耸的穹窿，拱形的门窗；更为独特的是，塔楼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时钟。
并不算大的前门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彩旗飘舞，十万民众从清晨就开始等候在凛冽的寒风中，期待着一睹国父的容颜，期待着向这位革命领袖表达他们的尊敬和拥戴。人们手中挚着的各色小旗上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标语：
热烈欢迎国父抵京
国父孙中山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车站塔楼上悬挂的两条巨幅垂帐更表达了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景仰和向往之情：
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
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列车终于驶进了月台，广场上黑压压的欢迎人群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鼓乐齐鸣，响彻云霄。
这时，身着黑色锦袍、头戴黑色礼帽的孙中山在宋庆龄及随员的簇拥下，面带微笑走下列车。
这时的孙中山依然发着低烧，身体相当虚弱，但他还是迎着刺骨的北风，顽强地健步走出了车站，走向了欢呼雀跃的群众欢迎队伍，并频频脱帽向群众致意。
对于第一次亲眼目睹孙中山的北京人来说，此时的孙中山比照片上更慈祥，更坚毅，更活力四射、精神抖擞，他的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开国领袖的诱人风采。而谁会想到，此时的孙中山正拖着病体迈向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面对热血沸腾的学生和民众，孙中山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这位忧国忧民的老人禁不住泪眼模糊。他忽然想向热情的人们发表演说，便回头向汪精卫示意，可汪精卫却面露难色。早在北上的途中，孙中山便多次提出，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他不仅要同欢迎的群众见面，而且还要向群众发表讲话，并认真地起草讲话提纲和《入京宣言》。但是，考虑到孙中山的病体现状以及北京寒冷的天气，他的这个想法被随员和宋庆龄一致劝阻。现在孙中山又提出这个愿望，随员深为他的健康担忧。
“将已经拟好的书面讲话和《入京宣言》发给人们，不是一样的吗？先生的身体要紧……”挽着孙中山手臂的宋庆龄轻声地说道。
听到夫人关爱的劝阻，孙中山无奈地服从了接待人员的安排，恋恋不舍地离开欢迎人群，走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
激动的人们自动地躲向两侧，闪开一条车道，孙中山一行乘座的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缓缓地向北、然后向东驶去。
从前门火车站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只有不远的路途，但沿途的欢迎群众太多，车子不得不放慢速度，一路竟用了半个多小时。
三、孙中山强支病体坚持工作，直到二十多天后才不得不因病情恶化统一住院，而他宁死不进东郊民巷
孙中山到达北京以后，病情日趋严重。但繁忙的国事，让他无暇顾及治疗，宋庆龄和随员们多次住院治疗的建议，都被他坚决拒绝。1月25日早晨，在经历了一整夜腹部、呕吐和高烧折磨的孙中山在药物的作用下终于安静下来。冬日最后的阳光透过垂地纱窗，柔和地射进孙中山的卧房，此时，静静地躺在床榻上的孙中山，面色苍白，眼睑浮肿，双颊消癯，入京的近一个月时间，他浓重的眉毛、鬓须以及头发，似乎全都花白了。他的右手习惯性地捂着腹部，紧闭着双唇，神情十分痛苦且坚毅……宋庆龄疲惫地站在他的床前，时时用手在他的额头上测试着体温，或为他盖紧被子……
在孙中山的卧房的隔壁，彻夜未眠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等人坐立不安，愁容满面。虽然孙中山病情的急剧恶化，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对病势恶化之快、之猛，他们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这紧急关头，他们一致认为，火速将孙中山送往医院，以便立即确诊并治疗；但在选择哪家医院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孙中山病因的正确诊断、有效治疗，更关系到孙中山安全保卫是否万无一失。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滑过，医院的选择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时，刚刚获悉孙中山病情的苏联政府应邀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孙中山亲自委托的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忽匆走进房间。还未坐定，他便恳切地说：“我建议送苏联医院，在那里，先生将得到最科学的诊断和最有效的治疗……”
鲍罗廷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苏联医院里不仅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而且医疗设备在当时的北京绝对是一流的；同时，苏联政府始终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那里的安全保卫也有必要的保障；加上苏联医院地处东郊民巷，同北京饭店近在咫尺，免去了病人因路途遥远所致的颠簸之苦。随员们一致认为，苏联医院是孙中山诊断和治疗的最佳选择。
东郊民巷位于崇文门西北侧。自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各国先后在这里安营扎塞、大兴土木，开使馆，办医院，建教堂，逐步形成了一个只准外国人出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特殊区域。在那里，各式教堂林立，各色国旗飘舞，各国语言交杂。英、美、法、德等国的使馆就建在那里，苏联医院也设在其中。
房门轻轻打开了，宋庆龄缓缓走了进来。自从进京以来，她不仅帮助孙中山料理国事，同时又承担了照顾和护理孙中山的责任。她又是一夜未眠，明亮的眼睛里泛着疲惫而忧伤的血丝。
宋庆龄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点头称是：“现在，最紧要的是确诊，并实施对症治疗，否则……”她哽咽了，两行泪水扑簌而下。
似睡似醒的孙中山听了夫人转达的随员们的建议，突然睁大眼睛，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声音微弱但坚决地说：“我不去那里，我不去那里！我不进东郊民巷！”
在孙中山的心中，东郊民巷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作为毕生致力于推翻帝国义义列强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追求民族独立、统一的革命领袖，他对东郊民巷及那里的帝国主义列强代表恨之入骨。
无奈，随员们再次磋商，最后选择了崇文门北门内的日本协和医院。这次，孙中山点头同意了。
经过紧张的联络，1月26日上午，病情已经相当危重的孙中山被送进了这座由日本人开设并管理的医院。
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民，孙中山始终怀有特殊的感情。早在青年时期──1895年10月，他在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便北往日本，那一年，他才29岁；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逃亡日本。他的一生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5年11月，他在日本横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
1897年夏，他在美国，英国等地宣传革命之后，再次回到日本。从此至1903年秋天的6年多时间，他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奔波的足迹遍及东京、横滨、长崎、神户、马关等地。期间，他先后吸收了大批华侨参加兴中会，有效地扩大了革命团体的阵容；创建革命军事学校，训练干部，准备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1905年7月，他自法国回到日本，联合了黄兴、邹闳等革命志士，共同致力于反清革命；同年8月20日，他所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并被推举为该会总理；同年11月，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亲自撰写《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06年青夏和秋冬时节，他两次赴日本，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
1910年6月，在受到日本政府的驱逐之后，他秘密潜入日本，与黄兴等人谋设秘密机关，分管各地革命团体行动。
1913年春天，几次革命失败之后，他再赴日本，积极筹备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22日，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总理。
1915年10月25日，他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1916年4月27日，他自日本返回上海。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以日本为革命根据地，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人民也对孙中山充满了景仰之情。
四、在协和医院，孙中山的腹腔被切开了，又很快被缝合了，外科手术已无法挽回肝癌晚期的孙中山的生命了
孙中山的到来让协和医院的日本医护人员被喜交加，他们在为孙中山病情感到悲痛的同时，又能为医治孙中山的病痛，拯救他的生命感到十分荣幸。
这所医院几名最负盛名的医生为孙中山进行了认真而全面的查体和会诊。从他们惊讶和忧伤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病情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他们一方面责怪随员们为何此时才将病人送入医院，一方面对孙中山抱病坚持工作的顽强毅力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很快，医生做出了初步诊断：
1、肝硬化、肝浮水
2、门静脉高压
3、高热
经过紧急商讨，医生们决定立即对孙中山实施腹部外科手术。
然而，医生和随员们没有告诉孙中山病情诊断结果，但从立即采取手术这一紧急治疗措施推断，孙中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危重。他对医学了如指掌──1886年，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学堂学习医学；半年之后，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6年之后──1892年，他以名列全校学生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这所学院，并获医科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开设药局，在两年的医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躺在手术台上，他的神色安祥、镇静，没有一丝对手术的恐惧。这时，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两个结果，一个是接受手术之后，他会转危为安，恢复健康，他希望是这种结局，因为他珍惜生命，更珍惜几十年奋斗的革命成果，有多少工作需要他去做啊！另一个结果是，他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接受手术治疗也不会根本医治，甚至不能走出手术室。尽管这种结果是残酷的，但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其实，他对死亡毫无畏惧，四十多年出生入死，几度死里逃生，几度大难生还，为了祖国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想到这里，他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了的忧虑──他为尚未成功的革命忧虑，他为灾难深的同胞忧虑。
幽深的长廊中一片寂静，长廊的尽头的手术室大门像野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噬咬着宋庆龄的心。她清楚孙中山此次次手术必定凶多吉少，不由得泪眼模糊，她有千言万语要对丈夫说，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望着极度悲哀的夫人以及儿子、战友，孙中山微笑了，神色轻松地说：“不要紧的……”
手术车被缓缓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已经整装待命。
望着自己熟悉的无影灯和个个“全付武装”的医生，孙中山的声音十分微弱但口气却十分从容和坚定：“开刀吧，我不怕痛！”
手术开始了。然而，这可不是一般的手术，而是关系到孙中山生死的非常手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非常手术。在手术室隔壁的休息室里，宋庆龄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在莫斯科，通过鲍罗廷得知消息的斯大林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全中国人民也在焦急地等待，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们也在焦急地等待……
孙中山的腹腔被切开了。就在这一瞬，在场的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布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带──肝癌的表现已经显而易见，而且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
切除癌组织已经没有可能了。医生的眼里噙着泪水，只在肝脏上切下一小块组织后，立即将腹腔缝合──医生清楚地意识到，手术已没有任何作用和价值，肝癌已达晚期的孙中山，生命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肝活组织化验结果很快得出了结论：肝癌。
这个结论虽然早在宋庆龄的预料之中，可当她面对真实的化验单时，她还是如遇五雷轰顶，顿时晕了过去。其他随员倾刻泪如泉涌，在场医护人员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五、手术后的孙中山并未得到应有的休养，病情急剧恶化，只得口述了三份遗嘱以防万一
1925年1月27日晚，在麻醉药物作用下昏睡了25个小时的孙中山，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手臂，同时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
宽敞的病房空旷而寂静，他甚至能听床边输液瓶中药液的嘀嗒声。病床边，那个骄小美丽的身影，是他的夫人宋庆龄，她正蜷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他轻声地呼唤着夫人。听见熟悉而亲切的呼唤，宋庆龄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紧紧地拉住孙中山的大手。
看着年轻夫人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顿时涌起无限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之后，10年来，这位才貌双全、柔中有刚的年轻夫人，始终坚定地追随自己的革命事业，同自己一道时而同谋救国大计，时而共赴炮火硝烟，时尔转战南北，时而流亡异邦，吃尽了苦难，受尽了奔波，没有享受一天安宁的生活。此次自己抱病北上，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如果没有夫人的精心照料，也许自己的病体会更遭……想到这里，孙中山用力拉着夫人的手，轻轻地安慰道：“你不用悲哀，我会好起来的……我不会有什么事，革命还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离不开革命，我不会死的……”
这时，腹部一阵剧痛袭来，他宽阔的额头上渗出汗珠。自从进入协和医院，特别是走上手术台之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身患绝症，已经踏上了人生的最后征程。他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除了念念不忘尚未成功的革命之外，就是担忧夫人将来的生活。
孙中山伸手试图为夫人擦拭已经纷纷而下的泪水，但他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达龄，你别哭，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听着孙中山声音微弱的安慰，宋庆龄也忍不住了，她悲痛欲绝：“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
这时，门轻轻被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
“谢谢你，医生。我自知时日不多，请你真实地告诉我化验结论……”孙中山恳切的目光和话语让医生左右为难──病情对病人保密，特别是对危重病人保密，是医生的责任，而眼前的这位老人不仅仅是病人，更是伟人，告知真实结论，也许对他的事业更有利。于是，在征询了宋庆龄意见后，医生坦诚地说：
“先生患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生的配合，我们将尽全力减轻你的痛苦……”说到这，医生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听了医生的话，孙中山轻松了点了点头，神情安详而平静，既没有获悉绝症的恐惧，也没有生死将尽的悲哀。这位饱经人生忧患的革命者，紧紧地攥攥双拳，坚毅的目光闪耀出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豪情。
尽管术后的孙中山已难以起床，但他还是强忍着腹部剧痛，坚持每天倾听随员们的汇报，并由宋庆龄阅读，通过各类报纸了解革命运动。在手术至辞世的那些最后日子，他一天也未放弃工作，通过谈话、写信和致电等方式，指导广东革命政府的工作。
1月31日，手术后第5天，孙中山的体力稍有恢复。这时他念念不忘深恶痛绝的“善后会议”又萦绕在他的脑海。躺在病榻上，他向身边的随员指示，国民党员要拒绝参加段旗瑞提出的“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当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2月1日这天，是孙中山腹部刀口拆线的日子，但是他从早忙到晚，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当天上午，段旗瑞公然拒绝了孙中山1月17日提出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一意孤行，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得知消息后的孙中山气愤至极。面对段旗瑞的反革命嘴脸，孙中山毫不退让，他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发表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并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作完指示之后，孙中山疲惫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始终睁大着眼睛思虑着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局势。
中午刚过，汪精卫急匆匆走进病房，轻声向孙中山转告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决定，并详细介绍了东征的部署。孙中山为此消息欣慰不已，他立即向汪口述了给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电报。他喘息着说，自己“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告急”；他希望前方战士“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于外”；他表示，自己“引须南望，不尽欲容”……
2月24日，已经出院住进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的孙中山，病情再次恶化。自广州、上海等地来京探视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在悲痛之余，“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以便到万一危急的时候，请示大元帅签一个字，作本党永远遵守的信条。”孙中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天下午，孙中山先后用汉语和英语向汪精卫、鲍罗廷、陈友仁三人口述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前两个遗嘱表现了他爱国爱民、坚持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是指导日后国民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是孙中山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自入京以来，孙中山始终致力于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旗瑞的“善后会议”。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虽然这时的孙中山已经无法亲临大会，但当他听到宋庆龄阅读了报纸上的会议消息，他十分欣慰，他甚至勉强撑起病体，执意要亲自翻阅报纸。
3月10日，孙中山病势危重，但当获悉广东东征军在黄埔军校学员和东征农民军的配合下，打垮了陈炯明叛军，攻克潮安、汕头时，他已经消瘦得不堪忍睹的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意，并立即指导随员电告留守政府代行大元帅之职的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六、弥留之际，孙中山在三份遗嘱上补签了名字，并反复嘱托子女和战友们善待孙夫人
1925年3月11日，天气十分寒冷，本已是早春时节的北京却一改往年的风和日丽，变得风沙阵阵，雨雪交加。这是北京初春少有的恶劣天气。这天早晨，孙中山的病情突然恶化，他腹部剧痛，频繁呕吐，已经不能饮食了，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坚持着，他要走好这人生的最后一步。经过整个上午的紧张抢救，孙中山的病情不仅未见减轻，反而迅速加剧。
临近中午，孙中山将在京的全体随员召集到自己的住处，除了夫人宋庆龄及公子孙科、女婿戴思赛之外，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戴季陶、何香凝等十余人，一齐肃立在病床前。
孙中山吃力地睁开眼睛，环视四周，艰难地张开嘴唇，声音微弱地说：“现在，要与你们分别了……”大家听到此话，顿时悲痛万分。
孙中山接着说：“前几日所预备的那几张字拿来呀！今天到了签名的时候了……”孙中山急切地要在自己的遗嘱上签名。
汪精卫听到孙中山的话，立即将2月24日由孙中山亲口叙述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的记录呈到孙中山面前。
孙中山看了一眼这两份遗嘱，示意汪精卫当众宣读，于是，汪便轻声地读了起来：
本来，孙中山在2月24日口述的《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三份遗嘱，经汪精卫和鲍罗延整理之后，当即就表示马上签字。但当汪精卫打开房门去取笔墨时，在门外客厅中的宋庆龄以为事毕，便立即走了进去。当孙中山看到宋庆龄极度伤感的神情时，便立即改了主意，并对汪说：“今天不要签字，过几日再看罢。”可是今天，孙中山自知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便急着要在遗嘱上签字，以完成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汪精卫
证明者：宋子文 邵元冲 戴恩赛 孙 科
吴敬恒 何香凝 孔祥熙 戴季陶 邹 鲁
家事遗嘱
余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
此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 汪精卫
孙中山在闭目细听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勉强撑起身子，斜依在枕头上，接过汪递过的毛笔。但是此时的孙中山，气喘吁吁，双手颤抖，于是，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握笔的右手，在两份遗嘱末尾 “三月十一日补签”一行字前，签上了“孙文”两个字。之后，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邹鲁、吴敬恒、戴季陶、邵元冲、何香凝、戴思赛等人，在“证明者”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稍作休息之后，孙中山又在宋庆龄的扶持下，在由鲍罗廷记录的自己英语口述的《致苏联遗书》签了名。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完之业，移交于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残民地状况之羁绊。
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和必继续前此于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签字完毕后，孙中山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无力地躺在了床上。众人久久地站在床前不肯离去，他们在同这位革命领袖做最后的诀别；而后，他们泪花朦胧地缓缓退出孙中山的卧室。
窗外，雨雪弥漫于整个天空，乌云笼罩在人们的心中。下午，孙中山又分别召孙科、戴思赛及何香凝于床前，咐嘱儿子和女婿要关心善待宋庆龄，并把宋庆龄托给何香凝。他反复叮咛他们，要“关心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等等。孙中山虽然已立下家事遗嘱，但他清楚，自己奔走革命数十年，不治家产，不谋私财，身后不名一文，他所遗给夫人纪念的一切，只不过是两千余册书籍、一幢华侨捐赠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除此，别无他物。在同何香凝说这番话时，他的口已经不清，舌头也硬了，在场的宋庆龄失声痛哭。
何香凝含泪水说：“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甘苦，万一先生病不能愈，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含泪握住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便昏迷过去。
七、1925年3月12日9时10分，孙中山的生命之火熄灭了，年仅59岁
刚刚闭上双眼的孙中山
入殓前的孙中山
宋庆龄在孙中山灵床前
当晚10时许，从昏迷中清醒的孙中山仍旧挂念着许多事情，为此，他再次召汪精卫、孙科、陈友仁等人至病榻前，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向他们询问广东方面北伐的情况。为了安慰孙中山，汪等四人只致告知北伐进展十分顺利，前线不断告捷。闻听此言，孙中山十分高兴。接着，他又问起国民会议的筹备情况，国内对段旗瑞“善后会议”的反映等等，汪等人都一一作答。
沉思良久，孙中山拉着宋庆龄的手，像是对汪，也像是对所有人缓缓地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和平统一的。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说到这里，他再也不能自持，一时泪如雨下。突然，他呼吸急促，喘息不已，再次昏迷。
“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寂静的房间里，昏迷中的孙中山偶而醒来，反反复复地呢喃着。
当3月12日在午夜钟声中敲响的时候，孙中山民进入弥留之际。
凌晨1时，孙中山频繁翻转，躁动不安，喉中哼哼作响。从他口中不时发出的微弱声音，宋庆龄听到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不一会，孙中山突然痰往上涌，便再也不能言语。
3时10分，孙中山喘息加重，接着气息转微。闻迅的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人分别火速赶到，默默地立于孙中山的病榻前……
天亮了，风止了，雨雪停了。红彤彤的旭日缓缓东升，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闪眼的金光，也给新的一天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大地苏醒了，万物苏醒了，可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身白色衣装的孙中山却再也没能醒来。
9时10分，孙中山双目向上直视，瞳孔迅速扩散，面色渐变灰白，四肢渐冷。一支巨炷在燃尽了最后一滴心血之后，悄然熄灭了生命之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永远地闭上眼睛，终年59岁。
孙中山一生各个时期的伟人风采
少年大志
风华正茂
1905年赴欧洲寻求革命真理
1909年5月在法国巴黎
1911年12月从海外返回国内，在香港
1912年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
1913年赴日本考察
1916年离日回国前
1919年冬在上海
1921年1月
1924年
八、巨星陨落，山河悲恸，几十万民众争相瞻仰国父遗容，公祭大殿内外挽联如云、白花如海
条条挽联寄托哀思
巨星殒落，天悲地恸。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无不沉浸在巨大的哀痛之中。13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自发地涌至铁狮子胡同孙中山逝世地，悲痛欲绝，痛哭失声。他们用临地赶制的花圈、挽联、条幅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期待着能够瞻仰国父遗容，寄托哀思。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唁电、唁函，雪片般飞至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孙中山的逝世极为悲痛，在发出唁电的同时，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其中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旗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次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革命根据地——广东。”
孙中山逝世的当天夜里，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行辕口门，车马云集，室内灯火通明，极度悲伤的国民党在京所有领导人正在召开会议，紧急磋商治丧事宜。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组成治丧办事处，协调组织治丧事宜：
——长期保留孙中山遗体，以供后人瞻仰；
——在南京紫金山修建孙中山陵墓；
一—在北京中央公园内设灵堂举行公祭；
——孙中山遗体暂移至香山碧云寺、待陵墓建成后正式安葬。
……
同时，治丧处立即通电中国国民党党员左臂佩戴黑纱，停止一切娱乐活动7日，以志哀悼。
在征得宋庆龄及孙中山其他亲属同意之后，孙中山各项治丧事宜有条不紊地拉开了序幕，而这一系列治丧活动的泛围之广、规模之盛、礼仪之隆、参加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均绝无仅有。
3月14——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和宋子文等人，护送孙中山遗体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并亲视遗体入殓，所用殓具是一口美式玻璃盖楠木棺。往防腐处理后的孙中山，神情安祥、脸色如常、内穿西式衬衣，外罩民国大礼服，足登皮鞋，头戴大礼帽，十分威武和挺拨。
3月19日，在宋庆龄及国民党要人、政府官员的护送下，孙中山灵柩自协和医院移至故宫西侧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现中山堂）。
24日清晨，中央公园大门洞开，为期一周的公祭开始。
中央公园一改往日轻松、欢快的气氛，公园大门、社稷坛大门及大殿门口，均临时搭设了素雅的三彩牌楼。灵堂设在大殿内，正中的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遗像，遗像上方的匾额上写着“有志完成”，两侧的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被松柏、鲜花簇拥的棺柩摆放在大殿中心临地搭建的灵龛内，灵柩东西两侧，宋庆龄等人垂首而立，轮流守灵。
大殿内外，摆满了花圈、花蓝；四周墙壁和殿柱上，挂满了挽帐、挽联。由宋庆龄、国民党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撰写的挽联悬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宋庆龄的挽联是：
志在求大同，热爱黎民热爱我；
星沉乱方寸，痛哭社稷痛哭君。
宋哲元的挽联是：
开中国新纪元，其事千古，其各千古；
与卢梭相辉映，泰东一人，泰西一人。
胡汉民的挽联是：
博爱无穷，革命造共和，尽瘁犹为民众死；
知行不二，遗书遍天下，创垂自与昔人殊。
章炳麟的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孔祥熙的挽联：
奉令谒尊灵，念三年旅榇多惊，有缺省瞻惭重托；
同侪承大业，虽此日中原初定，愿依奋厉竞全功。
阎锡山的挽联：
人群进化，天下为公，壮志竟未申，大厦栋梁归后死；
国难方殷，台星遽殒，平生期不负，十年蓝筚愧元功。
蔡元培的挽联：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张作霖的挽联：
读遍中华廿四史，讵少英豪，扫清君主淫威，谁曾倡首；
唤醒同胞亿万人，弥留付托，抱定民生主义，死不灰心。
杨杏佛的挽联：
行二百年独创名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
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
章炳麟的挽联是：
孙朗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是我家政物，恐灵修浩荡，开关无旧人明素。
其中的几幅冲天垂地，格外引人注目：
邵力子：
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李宗仁：
举数千年帝制扫荡无遗，改良政治，铸造共和，盖世景勋猷，岭海苍茫钟间气；
为中百兆民族牺牲以死，功在国家，名垂简册，周年逢纪念，河山黯谈有余哀。
鹿钟麟：
但凭奋斗精神，能将五千年古国改造共和，所谓立德立言立功，惟我公当之无愧；
正值风云变幻，不为四百兆同胞憖遗一老，幸留民权民生民族，各主义久而弥光。
冯玉祥：
要固三秦革命根基，争独立，争自由，全凭热血精诚，相率就死，数将士人民暨先进国同志，高冢千秋，甘为牺牲殉主义；
恰值二年哀祭时节，哭总理，哭国殇，对此青天白日，誓承遗愿，与工农阶级和共患难弟兄，兼程并进，最后奋斗策全功。
许也英：
四十年建革命之勋，立志艰贞，身可毁，家可破，国不可亡，三民五权，大名礼著；
八千里徇合肥之清，征人况瘁，声相应，气相求，面未相谋，刀仞一篑，遗憾难忘。
而在近6000幅挽联中，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一幅长联可谓传世之作：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看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立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揭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
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和外国友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向孙中山遗体，有的失声痛哭，有的掩面而泣，灵堂内外哭号震天。自3月24日至4月1早日，前来吊唁的团体和民众川流不息，络绎不绝；公祭处共收花圈七千余个，挽联近6000幅，横条幅五百条，唁电、唁不计其数，签字留名的吊唁者共计74万6千余人，机关团体共计1千二百余个。
孙中山的逝世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震动，引起了巨大悲哀。斯大林以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名义发来唁电，表达了他悲痛之情，并坚信孙中山的未竟事业定能实现。唁电在最后指出：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将永存，孙中山的事业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农民心中，永远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心惊胆寒。”
在北京举行公祭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苏联莫斯科，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法国巴黎及及东南区各地，也都举行了追悼大会或追悼活动。
孙中山逝世之后，苏联大使馆率先降半旗致哀；随后，驻北京的所有外国使领馆均下半旗致哀。
九、从中央公园到香山碧云寺，三十余万人的送葬队伍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
公祭活动结束后，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自中央公园移至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入殓，待陵墓建成，再正式迁往。这天，北京倾城下半旗致哀。
上午11时，在33响礼炮鸣响之后，孙中山灵柩移出灵堂，移入停在公园门口的协和医院的专用黑色灵车。在政府陆、海军仪仗队及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宫兵护送下，送灵车队经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又过玉泉山，于下午4时25分到达香山碧云寺。
宋庆龄身着丧服，面罩黑纱，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列；最后是政府官员、各界人士代表以及绵延了几公里的由30万名学生、军人、工人和市民组成的送葬队伍。依山而建的碧山寺的至高点——金刚塔内，布置得与中内公园灵堂无异，安放灵柩的石龛上方，悬挂“有志完成”的横额，两侧悬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对联外侧，分别悬挂长联一幅：
功高华盛顿，识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厝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至此，孙中山的丧仪告一段落——他的灵柩栖留在碧云寺，直至4年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建成后，才于1929年5月26日离京安葬。
十、在经过技术处理之后，孙中山遗体由碧云寺移出送，由30万人护送往前门火车站，护灵队伍走了13个多小时
1928年年底，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孙中山陵墓终于竣工。座落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占地两千余亩，自正门“博爱坊”而入，过广场，迎面而立的是孙中山栩栩如生的全身铜像；循着苏州花岗岩砌就的、共分大小10个平台的台阶拾级而上，是碑亭和刻有孙中山手迹“天下为公”的陵门。安葬孙中山灵柩的飨堂建于最高平台处，中门长额为孙中山“天地正气”的手书笔迹；堂外两侧立有华表；堂内正中是孙中山坐式汉白玉雕像；飨堂之后的墓室，呈钟形，直径约17米，高10米，外壁采用来自香港的花岗岩岗砌成。陵墓四周苍松挺拔，碧柏浓绿，罗汉松、五彩松、新会葵、血桂等名贵树木枝繁叶茂。
1929年5月26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人潮如涌，挽帐高悬，成千上万的北京民众顶着烈日，聚集在三年前迎侯孙中山抵京的站前广场，恭送孙中山灵柩南下安葬。这天凌晨0时40分，孙中山灵柩在典礼之后，由16名扛夫自碧云寺移出。此时，哀乐大奏，礼炮鸣响。1时整，由骑兵队、哀乐队、灯旗队和宋庆龄等亲属、政府要官专车队及骑兵队组成的送灵队伍，自碧云寺西门开始，一路浩浩荡荡地经万寿山、过西直门，向前门火车站进发。
在此5天之前，为了长期保存以供后人瞻仰，人们不仅对孙中山遗体进行了特殊处理，而且改用铜棺，改着寿衣。
——5月21日，孙中山遗体处理完毕。据当时承担处理任务的协和医院美国医学博士史蒂芬说：“总理遗容与生前无异，肌肉也软如常人，骤视之，如安睡状。”他还说，此遗体可保存千年不坏。
——5月22日上午，为遗体更换衣着。根据史蒂芬博士的建议，遗体改着长袍马褂，而遗体原来穿着的民国大礼服、大礼帽等衣物，均装入原用的楠木旧棺内，封存于碧云寺金刚塔的石龛内，成为“总理衣冠冢”，以为永久纪念。
——5月22日中午，孙中山遗体正式奉殓铜棺。孙中山逝世之后，苏联政府曾派人专程送来一具精致的玻璃盖铜棺，但协和医院专家经检验认为，该棺质料脆薄，外皮为金属质，易于传热，不适于遗体的永久保存；而且该棺过于狭小，与遗体不相适应，于是，未能使用，先存放于铁狮子胡了的行辕内，后移往碧云寺，供人参观。今日所用铜棺，是专门从英国购置。铜棺呈古铜色，外壁熠熠生辉，长两米有余，高和宽均过一米；棺盖上铸有中华民国国辉，棺下缀以金色垂幔，极为庄重和精美。
经过13个多小时的行车，孙中山灵柩在30万人的护送下于当日下午两时许到达前门火车站，并移入灵车。
下午5时整，车站钟声大作，军乐齐鸣，载着孙中山遗体的灵车在前后6列专列的送护下，缓缓开动……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5年前，孙中山扶病北上，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5年后，他的灵柩还是从这里启程南下归葬。
北京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四处奔波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顽强而坚定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最后遗训，同时，他在71天与疾病抗争所表现出的顽强毅力和无畏精神，也永远为后人铭记、传诵。
参考书目：
《孙中山传》 尚明轩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79年第一版 1981年第二次印刷
《宋庆龄传》 尚明轩 唐宝林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0年8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军政名人的最后岁月》 范小方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近世名人大出殡》 常人喜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