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一段机缘巧，怎得今生月下逢？
人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谜团，就如灵魂有无的争论。
科学家解释说，宇宙是十一维的，甚至是超维的。人，除了一个自认的主体（正本）外，至少还有十个以上的客体（副本）。科学家比喻说，在这个维度里，你的右脚已迈进门槛；而在另一个维度里，你的右脚或许还在门外。由于某种“阴差阳错”，一个维度的你，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另一个维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灵魂”及其种种传说。
我只能理解四维的宇宙，对五维已有些晕菜了，更别说十一维乃至超维的了。我们的认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很多事情我们目前不能理解，更不可能有所谓深刻的认识、准确的把握。
出生之前，我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江南，有那么一个小镇，更不知道镇上的一个女孩会成为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余光中先生诗歌中所说的，“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母亲生长在一个被称之为枫溪的小镇。十八岁那年，不知是因为支农还是支边，总之，我母亲风尘仆仆来到我了的故乡，于是认识了我父亲，于是嫁给了我父亲，于是就有了我。我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结果，我一直为自己感到庆幸。倘若母亲没有支什么的缘由，来到我的故乡，或者没嫁给父亲，不知我会“花”落谁家。
也许，我美丽的人生，装点了先生的诗境；或许是先生的诗境，美化了我生活的现实。母亲告诉我，我不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而是笑着来的。母亲说，我稚嫩而酣甜的笑，把他俩着实吓得不轻。一年后，我只有半拃长的脚印，就印在无垠的江汉平原西北边沿的小径上。小径从世界各个角落延伸，汇聚，在家乡漫无边际的山峦里，几经蜿蜒盘桓，铺展到我家门前。
以我家为基点，向东向南，是无垠的江汉平原；往西往北，则是挺拔的高山。我家就巧巧地落在这片和缓的山峦里，斜风细雨一样。站在略高一点的山岭上，能见到四周起伏有致，深浅有序的山峦，像风中舞动的长绫；粼粼的池塘，星星点点，播撒均匀，荡漾着日光云影。
打我记事起，奶奶每天都会早早地起来，穿过堂屋（后堂），跨过天井里的长石条，站在厅屋（前厅）里咳嗽。奶奶的咳嗽，就是我们的起床号。父亲母亲慌忙穿衣下地。小孩瞌睡多。我常常闭着眼睛走出卧房，坐在大门的门槛上，等着母亲来给我梳头，头没梳完，我又睡过去了。有一次，从门槛上栽了下去，还没等我哭出声来，母亲立马将我抱起来，掩着我的嘴，直奔卧房，不停地亲着我的痛处，说：“乖乖不哭，妈妈不好，让我闺女吃痛了。”我知道，只要奶奶听到我的哭声，母亲定会遭到奶奶的数落。这不是因为我母亲不贤惠，不清爽，而是母亲没给我添一个弟弟。再加上，母亲说话带着江南的水音，奶奶就说母亲发嗲。这是奶奶最不能容忍的。一天晚上，母亲和父亲躲在卧房里说私房话。父亲说，你过来这么久了，咋就改不了口音？母亲说，你当初不就是觉得我乡音好听，才娶我的？我什么都能改，就这个改不了。又说，你们这里的话，打土雷似的，恁冲。我闺女将来就不说你们这里的话，她要说江南话。父亲说，我还不是怕老妈委屈了你，笨丫头。
母亲私下里总是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还没得个人样，头发却长得那么密。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梳各种小辫。这些怪模怪样的发辫扎奶奶的眼，奶奶就沉了脸，说我妖精一样。母亲装作看不见，听不见，低眉顺眼地跟着父亲进出，或下地劳作，或去打理菜园子，或钻进卧房，用奶奶给的边角余料学做针线活。
母亲将我收拾停当，从父亲的枕头底下，掏出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裹着皮匣子，栓着挎带。母亲拧着旋钮，收音机刺刺啦啦一阵后，开始唱歌。母亲将收音机挎在我脖子上，给我一根梢头束着红布条的竹竿。我挎着唱歌的收音机，舞着竹竿，去看护秧田。在我能把路走利索时，就开始干这些驱鸭赶鸡之类的活了。
秧田在屋右侧土墩下面，离家不远。奶奶时不时地走出屋来，向我这边扫一眼。若是大雾天，我这份工作便被取消了，因为奶奶不能透过雾气，看到我的身影。那时，老家是有豺狗出没的。豺狗叼走小孩的事，根本算不得新闻。
秧田是育禾苗的田，撒下的谷种刚出芽，泛一层嫰嫰的青。带着嫩芽的谷粒，是鸟儿喜爱的食物。鸟儿们常常成群落下来啄吃，头都懒得抬一下。我就“哦哧哦哧”地叫唤着驱赶它们。然而，看着它们细小的身影，万分饥饿的样子，我心不落忍，故意视而不见，任凭它们吃饱吃够，反正人也不缺那几粒粮食。队长见了，并不和我计较，却找我爷爷发怨言，说鸟儿吃了全队人的口粮。爷爷举起搂柴的筢子，要给我梳头。我一旦做错事，或者不听话，爷爷就用柴筢子给我梳头，算是对我的惩罚。那样子只是吓唬，并不当真。回数多了，我觉得爷爷这举止倒有几分可爱。但是，吃早饭时，奶奶脸上却挂着一副可怕的凶相，拿着量布的竹尺，把饭桌拍得啪啪响。我端着空碗，站在一旁听她责骂。我满眼泪水却不敢往下落，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却不敢抬头看我。母亲气短。母亲曾无意中听奶奶说了一句，“第一炮就没打响，长得倒水灵俊俏，也是中看不中用。”母亲偷偷哭了一夜。
直到奶奶吃罢了饭，离了饭桌，母亲才将我抱进卧房，从她碗里给我匀了半碗饭。母亲说：“你应该把鸟儿赶走，它们饿不着的，它们会上山寻虫子吃。虫子带肉，比谷粒好吃多了。”我一下大哭起来，责怪母亲：“为啥不早些说？”母亲说：“没想到你比妈妈还笨呀。”我一面抽泣，一面往嘴里扒饭，嘲讽母亲说：“你才笨。爸爸都说你是一个笨丫头。”后来，我将这些话学给奶奶听，奶奶扑哧笑了，说：“羞人羞人，可不能在外面瞎乱喳。”
早饭过后，太阳已经老高了。即便有雾，这时也散了。布谷鸟漫山遍野地叫，“割麦插禾，割麦插禾”，一遍又一遍地催，好像我父亲母亲还不够忙似的。母亲当然也有得闲的时候，因为母亲有一个“知青”的身份，偶尔有一天半天的假，不像我的土著父亲。尽管父亲和母亲常常背着奶奶，一起歪在枕头上唧唧哇哇念着不是人话的书。但父亲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没有那一天或半天假的优待。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歪在枕头上读的是《古文观止》，因为我听不懂，一直认为那不是人话。母亲第一次听我说这话时，在床上笑抽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加上《古文观止》，这三本书陪伴了父亲大半辈子。
布谷鸟啼叫的时候，野蜜蜂也跟着嗡嗡地飞舞起来。母亲得闲时，会带着我去采漫山遍野的野蔷薇和金银花。我们常被蜜蜂蛰，母亲就点着唾沫涂抹。采够了，我们把花藏在衣服里，悄悄带回我们的卧房，插在奶奶以前煨汤的破陶罐里。我们的卧房立马弥漫了花香。夜里，父亲母亲躺在床上嘁嘁地说笑个没完。
这就是我的故乡。后来听到一首歌，歌词说“我的故乡并不美”，我一直感到诧异。我的故乡有石头花，有竹节草，有斑斓的蝴蝶，有红的、黄的、绿的蜻蜓，有起伏如波的山峦，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就连生长于江南的母亲，在我故乡的怀抱里，也常常表现出一副十足的“笨丫头”的疯相。
等到母亲“中用”了，我倒不中用了。——弟弟来了。弟弟每天早上都能喝一碗蜜油汤，是奶奶亲自下厨调理的，猪油加蜂蜜，再添一些米汤搅匀，搁在饭锅里蒸，不多不少，恰够弟弟一人喝。母亲喂弟弟的时候，总会没好声气地喊我“尝尝烫不烫”，等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奶奶也明白了。再喂弟弟蜜油汤时，奶奶就远远地盯着。
曾经有一位作家和一个诗人来故乡采风，作家说我故乡是藏在衣皱里的虱子，诗人说是上帝遗落的一块翡翠。在我还没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故乡。
在我五岁那年的秋天，成群的八哥和喜鹊，在门前竹园里叽叽喳喳，上下跳跃，飞舞，搅弄得竹园一天到晚扑棱棱地响，异乎寻常地热闹。奶奶没头没脑地说了句：“细女子要出息了。”
弟弟来了之后，父亲在卧房的大床边，给我搭了一张小床。我曾有过的和不曾有过的，全都归了弟弟。那天晚上，母亲伺弄弟弟睡着后，趴在我的小床头问我：“丫丫，你愿意去姥姥家不？”“姥姥像奶奶一样厉害不？”“姥姥跟妈妈一样好。”听母亲这般说，我心里掠过一丝短促的向往，笑着对母亲说：“也跟你一样笨吗？”母亲也笑了，伸手在我脸上轻轻捏了一把。母亲说：“姥姥比妈妈还要笨。”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些试探性的话。事实上，我那远方的姥姥，似乎一直在扳着指头计算着日子。我刚满五岁，姥姥就勒令舅舅接二连三，接四连五地给我母亲写信，要把我接到枫溪镇去。姥姥或许是想念闺女，或许是想念我，更可能是嫌我故乡过于贫穷，很有一副不把我接走不罢休的势头。而我奶奶却死活不肯，奶奶说：一个细女子，须得几双眼盯着，她一个孤婆子看得住她？还不把她惯得不成人样儿！但奶奶终究没有拗过姥姥。
我家门前有一口池塘，塘边歪着一棵乌桕树，斜斜的，将半个身子探到水面上。离家那天，乌桕树叶全红了。那天早上，天气格外好，蓝天白云微风。母亲将我收拾齐整了，和父亲一起送我去姥姥家。父亲搂着我，像抱着一件金贵的瓷器。奶奶踮着小脚从厨屋里跑出来，端着一碗蜜油汤，大声骂着父亲，让父亲赶紧把我放下来，喝了蜜油汤再走。已有了底气的母亲，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喝完了奶奶的蜜油汤，太阳已从东山露头，奶奶婆娑的泪水在霞光里闪着晶莹的光。奶奶拉着我的手，嘴唇直哆嗦，却硬忍着没哭出来。奶奶很坚强，这一点我很随奶奶。有一回她将我的小辫绞进了纺车，我的小脑袋跟着车轮儿转了大半圈，就是没哭。奶奶却吓得不轻，说：“笨丫头嘞，咋就不晓得叫唤？”我说：“一叫唤就哭了，我不叫唤。”
母亲搂着我在姥姥家住了几天，就跟着父亲回家了。母亲后来告诉我说，这一趟来回往返，耗尽了她积攥了好几年的私房钱。母亲几年都没置上一件像样的衣裳。
母亲担心我怯生，在姥姥面前放不开手脚；加上姥爷大前年走了，跟前没个打圆场的人，担心我受委屈，临行前一再交代姥姥别对我太严。母亲没想到，她前脚离开，我就和我姥姥吵开了。动物判别对方是否具有亲情，靠嗅气味，而人则完全靠感应，靠直觉。我见姥姥的第一眼，直觉就告诉我，我和姥姥是“冤家”。我不知道这是否与西方的星座，或者中国的属相有关，但我相信了命。这就是宿命。
我和姥姥一起，将父亲母亲送到枫溪镇汽车站，看着汽车远去，消失。姥姥抹了一把眼泪，使劲吸了一声鼻子，转身就露出了笑脸，冲着我拍手，“来，我来抱抱我的乖闺女。”姥姥的笑，让我怀疑姥姥可能不喜欢母亲，即便喜欢，装出来的。跟我奶奶喜欢弟弟一样，姥姥喜欢的是舅舅，因为我和我妈都是闺女。但是出门那天，奶奶专门为我蒸了一碗蜜油汤，泪汪汪地舍不下我，奶奶是个好奶奶；而姥姥呢，我不敢肯定是好姥姥。
我扭过身，没让姥姥抱，自顾自地说：“在家里，我跟着我妈，满山跑，都没要抱的。”末了，又补了一句“我是我妈的闺女。”姥姥的笑脸立刻就僵住了。回家的路上，姥姥走在前面，我默默地在后面跟着，谁也不理谁。晚上，舅舅和舅妈带着一个比我高半头的表哥来看我，说了几句闲话，舅妈就催着要走，说晚上风凉，别让猴儿给风吹了。猴儿就是我表哥，瘦得的确像只猴。舅舅他们一走，姥姥关了院门，把我按到一只大木盆里使劲搓洗，擦干，换衣换裤，然后拧小狗似的，提着我的手脚，将我塞进一床小被子里。被面是紫色的缎面，水一样滑溜。在姥姥洗漱的当儿，我的小手在被面上拂过来拂过去，大声唱“新娘新娘上新床，盖新被，抱新郎，甜甜蜜蜜到天亮。”姥姥在外屋笑着骂，“活宝呀，你臊不臊啊。”我大声说：“我妈教的。”
姥姥一上床，就开始问我老家这老家那的，问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还在问奶奶是不是喜欢弟弟呀，对我好不好呀？我直杠杠地回了一句：“反正比你好。”姥姥使劲拍打着我的被子，气凶凶地说：“真是你妈的闺女呀，白眼狼呀，没良心呀。”“管我啥狼呢，是你，要我来的。”“你现在就滚，滚你奶奶那里去。”“现在天黑，等天亮了，我就走。”这是我和姥姥第一次吵架，姥姥一辈子都没忘。后来，她每每提说这事，就拍着胸口，弯着腰笑，笑得直咳嗽。
枫溪镇紧傍着一条大河，叫白苇河。白苇河有一百多米宽的水面，我初到枫溪镇时，河里还有许多帆船，挂着高大的白帆，穿梭来往，疾缓有致，两船相遇时，这船上的人扯着嗓子，向另一条船上的人打招呼，说笑。如今帆船难得一见，都变成机动船了，串得跟火车一样长，突突突，冒着一股股黑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白苇河里，汊出一条小河，从北向南，穿过枫溪镇，又归到白苇河。这条小河就是枫溪河，因为沿岸散布着十几棵大腿粗的枫树而得名。而更多的乌桕树则在巷头巷尾，桥头桥尾，房前屋后蓬勃一片，以至于遮天蔽日。一经秋风吹拂，枫树和乌桕树就如一杆杆火把，将枫溪镇渲染得火红一片。枫溪河里的河水，扭捏着朝霞一样的波光。待最后一片乌桕树叶飘落，经霜腌过的乌桕果，便争先恐后地爆裂开来，露出米粒般大小的白色果仁。喜食乌桕果仁的斑鸠，成群结队地飞来，在光秃秃的枝头缩头缩尾，铁疙瘩似的，“咕咕，咕咕”地叫。
老家山多，枫溪镇桥多。出姥姥家院门，往右十几步远，就是镇上最大的一座石拱桥，乌桕桥，拱在石埠的头顶。桥头有一棵硕大的乌桕树，每到深秋，逢上风雨天气，缤纷的落叶会在一夜之间，覆盖大半个桥面，红地毯似的。若是逢上大雾，浓浓的水雾从河面漫到桥面，在桥面翻涌，如天上的云。三三两两来枫溪探访江南的外地人，会雀跃着到桥头照几张照片，然后欣然离去。
枫溪镇有上千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前门面街，后门临河。河是从枫溪河掘出的小水道。上千户人家相对排出三里巷、万兴巷、白茭巷、乌衣巷、拐子巷等记不清的巷弄；同时也夹出数目几乎相同，却没名没姓的水道，串个门总要就着桥绕行。
对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来说，枫溪镇最热闹的地方是马家祠堂。我最好的伙伴娴妩，就是在马家祠堂结上的。镇上的人一直替马家人惋惜，说马家盖了这么华丽的祠堂，人丁却不旺。马家祠堂跟马家人丁一样，慢慢冷落，萧索了。马家祠堂有一个很大的院落，院门已不知去向，院里有一个旧式戏台。以前，马家兴盛的时候，经常请苏州的戏班子来唱昆曲。
那天黄昏，太阳要落没落，余晖落在戏台上。娴妩生拉死拽地把我拽上戏台，要我和她一起唱《白蛇传》，而且她一定要扮许仙，让我扮白娘子。我羞怯不过，又不会唱，拧着身子死也不肯就范。娴妩说“到底是山里人”。娴妩知道这句话伤了我的自尊，立马给我赔不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后来，我能有板有眼地唱几句：“我与你永望交鸳颈。不记当时，曾结三生证，如今负此情。摧挫娇花任雨零，真薄幸。你清夜扪心也自惊。”我照着娴妩的姿态和腔调哼哼，并不明了戏文的意思。
晚上回家，得意忘形，在院里的桂花树下，学着娴妩的样子，扭腰甩臂地哼了几句，姥姥拿着鸡毛掸子，在院子里撵了我好几圈，“细乌豆（小丫头）妖里妖气的，不学好。”自那以后，姥姥再也不照母亲的样子，给我梳各式发辫了，而是简简单单拧几把，扭一根辫子，用橡皮筋拴了，拖在脑后。鞋子是襻襻布鞋，青面的。衣服也变成印染的粗布，要么蓝底白花，要么白底蓝花，在万兴巷何裁缝铺子里，量着身子做，还是连襟，布扣藏在腋下，半天都拧不上；裤腿老肥，步子疾一点就扇风。只是觉得我奶奶随口叫的名字“丫丫”不雅，在我入学前，她伙着娴妩妈跑到老远的乡下，找了一个叫余半仙的先生，给我改了一个名字：唐婉。可娴妩偏不这么叫，一会叫糖碗，一会叫汤碗，后来变成了醋瓶，盐罐。我顶着一串稀奇古怪的名字，在伙伴们的大呼小叫中，和娴妩一起在枫溪镇里疯张。
夏天，饭汤嘴。我和娴妩就把饭端到石埠上吃，瞒着大人的眼睛，将碗放到河水里，然后跑到下一个石埠等着。一会儿，碗顺着河水漂过来，我们用小木棍把碗拨弄回来。有时也会碰上糟糕的事，天上掠过的鸟，会把粪拉进碗里，为保险起见，就摘几片树叶盖在碗上。
稍稍晓事后，我就奇怪：比母亲小三岁的舅舅，怎么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表哥？问了姥姥几次，姥姥总是支支吾吾，把话扯得老远。春天的一个晚上，天下着雨，我和姥姥睡得早，姥姥又给我讲母亲小时候的事。我又问起这件事。姥姥说：“你舅舅结婚早。”“为啥结婚早？”姥姥气呼呼地说：“纸包不住火了，再不结婚人就丢大了。”姥姥的话，我半懂不懂的，特别是舅舅结婚和纸包不住火有什么关系呢？姥姥说，舅舅新房的泥浆还没干透，就住进去了。我顺便问起我母亲：“我妈纸能包住火，是吧？”姥姥说：“你妈要是纸包不住火，你姥爷早把她扔到白苇河里了。”听姥姥这么说，我有些高兴，看来姥姥不喜欢舅舅，因为舅舅有“纸保不住火”的过错，而我母亲没有。
那年夏天的一天，娴妩不知道野到哪去了。晌午饭时，我刚把饭碗放进河里，猴儿从桥上扔下一颗石头，把我的碗砸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饭碗，左摇右晃地沉到了河底。猴儿在桥上嬉皮笑脸的。我冲他嚷：“你屁股是不是又痒了？”姥姥用鸡毛掸子抽猴儿屁股，总是用没毛的那一头，抽得猴儿像猴子一样叫唤。猴儿说：“你把碗放到河里，你屁股就不痒了？”我说：“我是有毛的那头，你是没毛的那头，哪个合算？”猴儿说：“阿婆现在根本撵不上我，信不？”“我把院门关了，你跑得了？”猴儿气呼呼地甩了一句：“丫头片子都是叛徒。”头也不回地跑了。猴儿刚走，娴妩就跑来了。娴妩会游水，帮我把饭碗捞起来了，还给我拨了半碗饭。
猴儿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跟着舅舅学开三轮车，在白苇河码头帮人拉货，据说收入颇丰。晚上，只要姥姥关好院门，蘸着湿毛巾数钱，我就知道舅舅今天来过了。见奶奶点票子庄重的神情，我心里就欠欠的，问姥姥：“给我买新衣服不？”姥姥头也不抬，说：“做梦。钱攥着你上大学的。”姥姥说猴儿的脑子笨得连钻子都钻不进，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舅妈面前显摆我，以证明她宠我是对的。其实，舅舅蛮稀罕我的，没大没小地跟我闹。我只是见不得舅妈那张脸，一直阴沉沉的，好像从来没见过太阳。我一直认为，“纸包不住火”的责任肯定不在我舅舅，而在我舅妈。
娴妩越来越放肆。这时我们已经上高二了。学校在枫溪镇人所说的“政府路”。这是一条新辟出的大街，叫做“春风大道”。大概觉得太过别扭，后来改成东风大道，四个车道，老宽老宽的。大道两边除了我们学校和几家国营商场，清一色的政府机关。一天放午学，刚出校门呢，娴妩当着好多同学的面，大声喊我“油壶”，跟喊她妈“木马”一样，声音拖得老长。我装作没听见。我能当着那么多同学，承认我是油壶？直到进了我们的拐子巷，我笑着对娴妩说：“你再叫我油壶，我把你和班长‘闷香’的事，说给你‘木马’听。”‘闷香’是枫溪的土话，亲嘴的意思。娴妩本来是笑着的，笑就僵在脸上了，比哭还难看。从那以后，娴妩就乖了好多。
阴历八月初十的那天黄昏，白天的热气才开始消退；我还没放学，舅舅叫猴儿表哥，开着三轮车来接我和姥姥，说是在镇上一家餐馆里订了酒席，要给我过十七岁生日。难得拔一毛的舅妈，也给我买了一件比较潮的裙子，当即让姥姥收了，试都没让我试一下，说是等我上了大学再穿。舅妈说，等上大学就小了。姥姥说，小了就拿到裁缝铺改改，反正现在不许穿。猴儿已整整高出我一个头了，越发地瘦，而且黑。一顿饭吃到月挂中天，繁星满天才回家。
早在我上初三的时候，姥姥就不让我跟她睡了，说我年级高了，作业多，需要安静。姥姥在二楼给我收拾出一间屋子，说是姥爷专门给我留的。姥爷临走时，特意交代姥姥“小子要贱养，闺女要娇养”一类的话。我一直在想，倘若没有姥爷这样的交代，姥姥一定比现在凶得多。舅舅给我买了一张席梦思床，以及桌椅书柜和穿衣柜等几件家具。小屋就成了我的闺房。我几次涎着脸对姥姥说，这像模像样的闺房和粗布衣裳不相配，能不能把衣服的政策也放宽点。姥姥说做梦。她硬是把这两个字说顺了嘴。
回到家，洗漱完，已八点多。我赶紧趴到桌上赶作业。夜里，刮起一阵微风，从窗户里飘进来。我浑身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也许刚洗完热水澡，经凉风一吹，鼻子就痒痒的。我“哈哧，哈哧”打了几个老响的喷嚏。姥姥听到动静，跑上楼来，摸摸她的额，摸摸我的额，从柜子里，翻出一件白地蓝花的褂子，搭在我肩上，转身悉悉索索地下楼去了。我正感叹命苦，没得第二样衣裳穿的时候，就瞥见乌桕桥上立着一个人影。我小屋的窗户，正东朝向，斜对着乌桕桥，无论是太阳还是月亮，都不会冷落我。那人影像一幅剪纸，轮廓分明，不知他在桥上站了多久，就见他慢慢走到桥的一侧，在桥栏上坐了下来，拿出一支箫，呜呜地吹起来。
我心里麻酥酥地颤动。呜呜的箫声，像旷野孤狼的嗷叫一样苍凉，像秋日天边的游云一样辽远，更像一只随风飘荡的、忧伤的灵魂。
我趴在桌上，双手托腮，听那人悠悠地吹，清涕开始往下淌。那人歇了半晌，又“呜，呜，呜呜呜，呜——”吹起来。箫声再起，如山谷里的清泉，幽怨而缠绵地流淌，像在回忆，回忆飞逝在遥远时空里的凤凰；像在叹惜，叹惜凋落在车辙里的春花；更像是一种留恋，如春风里的柳絮，缱绻徘徊，然后如深秋的归雁，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天际。
此时，皓月当空。
夜里，我发起热来。第二天早晨，头疼得厉害。姥姥急得手足无措，去翻她的“百宝箱”，找出几颗白色药片让我服下，不一会全呕了出来。姥姥急得都带了哭腔，说“往后我不关你，也不啰嗦你了，也不拿鸡毛掸子了。你慢慢起来，我给你煮鸡蛋吃。”今天肯定是上不了学了，我让姥姥去给娴妩说一声，替我请一天假。姥姥从娴妩家回来，却要带我去灵谷寺。她听娴妩的“木马”说，到寺里拜一个师傅能祛病消灾。姥姥让小舅请来一辆面的，拉着我俩去了灵谷寺。
灵谷寺四面环山，如一朵遗世莲花，孤立世外，只有一条青石板路，顺着一个狭窄的山口，通向外面的世界。寺里有着许多廊柱，挂着绿字楹联，“梦醒水云外，花落天地间。”“缘尽本无故，意留为有情。”我不明就里，却对晨钟暮鼓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从那以后，我耳边常常会猛然地响起钟声鼓点。它似乎来自天外，也似乎来自我前生曾到过的某个地方。那钟声鼓点纯洁得如一股山泉，一滴荷露。它每敲一下，就把人的脑子敲成一片空白，凡事杂念便在它的颤音里沉淀，心静如一片无风的池塘。
从那天起，我生命里便多了一个人，他就是我师傅，法号云默，一个清秀得像唐僧的青年和尚。师傅交给姥姥一张符，我们就回家了。
从灵谷寺回来，我果然退烧了。姥姥将那张符看得格外神圣。一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我笑着对姥姥说：“我看看啥神符，这么灵验？”姥姥说：“少操淡心。吃了饭赶紧给我上学去。”
不知道姥姥把符藏到哪儿了，我翻了几次都没找到。
第二年清明节，姥姥祭完蚕花娘娘，给我端了一碗茧圆，让我快吃，吃完了给舅舅和师傅送些过去。交代毕了，进屋拧出一个篮子，上面搭着我做衣服余下的一块印花布。
枫溪人似乎格外看重先人的余荫。即便是法定的节假日，学校也不定会放假。然而清明节则不同，先生们都要回家扫墓祭祖，求得先人庇佑，希望带来好运。我们这些当学生的，便借机沾光了。原本与娴妩约好了，痛痛快快地疯一天的。姥姥却安排这样一趟差事。
我亲眼见过，有一回猴儿拧一篮子鸡蛋，将篮子抡得如车轮，鸡蛋却像胶着一样，一动不动。我过桥的时候，篮子不知怎么就脱了手，掉到桥下了。我趴在桥栏上看了半天，约摸够了往返的时间，就转身回家了。姥姥问：“篮子呢？咋没把篮子带回来？”我说：“舅妈说了，等倒腾过来了，就送来。”姥姥说：“那你师傅的用什么装呢？”我就到娴妩家借篮子，顺便把娴妩也借来了。反正娴妩没事也是瞎疯张，不如跟我一起做点正经事。
按枫溪的习俗，师傅虽身在佛门，却是自己的替身，也算是家里人，逢年过节做了好吃的，都不能少了师傅的一份。我嘴笨，担心在师傅面前话说不圆全，就把娴妩扯上了，顺便帮我拧篮子。
赶到灵谷寺，已是日高三竿。人有些燥热。上香火的人很多，和尚们奔来跑去，显得十分忙，好不容易在一溜禅房外的花坛里找到师傅。师傅在花坛里松土，花坛外摆着一堆枯枝败叶和杂草的宿根。师傅的后背印着一片不大，却十分显眼的汗渍。我清楚地看见师傅后颈脖下，有一块拇指大的红色胎记，仿佛是特意按上去的红指印。我喊了几声师傅，师傅起身，循声朝这边望。迎着光，师傅眼睛眯成一条缝，见是我，忙从花坛里跳出来。
我告诉师傅，奶奶包的蚕元，其实都是豆沙和红枣，素的。也许我的解释有些多余，师傅连说晓得晓得。我递篮子给师傅时，师傅把手反到背后，蹭了半天，显得极不自在。我斜眼看娴妩，娴妩的目光正在师傅脸上飞来飘去。师傅问了我的学习，问了姥姥的饮食起居，要去收拾蚕元，把篮子还给我。我说，篮子先你留着，有空我再来取。娴妩在一旁说，“是的是的，我们有的是功夫。”
回来的路上，娴妩说，你的师傅可真好，哪像我的师傅，一个老尼姑，眼睛鼓鼓的，像只“拉嘎布”(癞蛤蟆)。娴妩还说，她前世肯定是女儿国的国王，和唐僧的情缘未了。现在唐僧转世，怎么就偏偏做了我的师傅。一堆疯话，笑得人肚子疼。
那年中元节，枫溪镇出了一件怪事。一对瞎眼夫妻，四处寻找失散了十六年的儿子，没得路费了，就在面前搁一顶草帽，沿街卖唱。男人和女人都戴着黑眼镜，男的坐在马扎上吹箫，女人则着一身红，红衣红裤红鞋红袜，将一只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唱。夫妻俩把各个巷弄唱了个遍，也没落下几个钱。而且还是外地人，因为他们把“切饭”说成“七饭”。
我们面临高三，学习开始加码，不得空闲，让人有些喘不过气。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姥姥时不时提说那对瞎夫妻的事，也是零零星星，东一句西一句的。姥姥说，女人的嗓音真好，一腔一调都揪人心；人也长得清秀，很像我师傅。其实姥姥也是一头雾水，说这对夫妻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怎么会有失散十六年的儿子呢？大夏天的，从不见夫妻俩冒一滴汗，反而散发着阵阵寒气。姥姥四处张罗，把夫妻俩安置在了马家祠堂一间破败的厢房里。
直到上大学，离开了姥姥，离开了枫溪镇。人们依旧不知道夫妻俩的来历。听说男的仿佛姓阮或袁，女的姓刘或柳，都不甚了然，都称呼男的为阿哥，女的为阿姐。阿哥阿姐常常去灵谷寺为儿子祈福。他们住的小屋里，也设了香案，四季香火不断。阿哥阿姐就靠着一顶破草帽，一支箫维持生计。时间久了，落下的钱慢慢多了，——大部分都是熟人的接济。阿哥阿姐吹唱累了，就在街边树荫里给围着的人讲往事，人们听了很久也理不出一个头绪。阿哥一开口，就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年夏天真热，热得人要脱一层皮去……”
阿哥阿姐在枫溪镇住了一年多，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不知去向。从此，萧索的马家祠堂，更加萧条。大人们再也不让小孩子们去哪里唱戏，嬉闹。第二年，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夜里，院墙坍塌了。后来，街道改造的时候，马家祠堂被彻底地拆除了，蓄出一块空地，老太太们常聚在那里扭秧歌。
我要讲的就是阿哥阿姐的故事，我姥姥给我讲得支离破碎，我只能将这支离破碎的故事，再词不达意复述一遍。
值得一提的是，上大学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见到我师傅赐给我的那张符，第一次看到上面的几行字：
堂前燕子归来，杏花开。
一曲清箫吹梦到蓬莱。
落霞坞，飞仙羽，是琼台。
曼舞霓裳失落了金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