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主义与儒家思想（二）
尽管存在主义与儒家传统有如此相通之处，但二者仍属于两个世界不同的思想体系。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生的哲学，那么存在主义就是死的哲学，死在存在主义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只有先行到死才排除开一切偶然的和‘暂先行之的’可能性。只有自由的为死存在才干干脆脆地把目标给予此在并把生存推入其终结性中。”
这就是死，死是起点，亦是终点，死统治着一切。在存在主义中，此在必须有此对死的先行领会，才能获得自由，获得本真的存在——“溺乐、拈轻避重这些自行提供出来的近便的可能性形形色色，无终无穷，而生存的被掌握住的有终性就从这无穷的形形色色中扯回自身而把此在带入其命运的单纯境况之中。”
何谓生存的被掌握住的有终性？就是决心去死，决心向死生存。何谓生存的本真性？就是命运的单纯境况。这就是存在主义，这就是向死生存的死的哲学，其要获得的就是这种单纯的境况，可是，什么又是生存的单纯境况呢？
这是存在主义最大的问题。
虽然，海德格尔也强调共在，在但对常人的排拒，对流俗的排拒，使得在向死生存中，几乎将此在彻底碎片化、原子化。在无所关联的死中，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在只对自己负责中，获得自由，获得死的自由。
死不仅作为生的终结存在，甚至成为生的目的——为死存在，推入其终结性中。
决心去死，以死求生，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只有当死、罪责、良知、自由与有终性同样源始地共居于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中，一如共居于操心中，这个存在者才能以命运的方式生存……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就其存在在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其实际的此之上。”
一句话，我必死去，我有何惧。正因如此，我才获得了彻底地自由与对常人的超越。
如果仅仅如此，存在主义也仅导致的是个体的彻底的碎片化、原子化。共同命运——天命的提出，使他最后不可避免的、宿命地滑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深渊。
“但若命运使然的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本质上共他人存在中生存，那么它的演历就是一种共同的演历并且被规定为天命。我们用天命来标识共同体的演历、民族的演历。天命并非由诸多个别的命运凑成，正如共处能被理解为许多主体的共同出现一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处，在对某些确定的可能性的决心中共处，在这些情况下，诸命运事先已经是受到引导的。在传达中，在斗争中，天命的力量才解放出来。此在在它的‘同代人’中并与它的‘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这一天命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演历。”
受谁引导？这就法西斯主义开了个大大的天窗。
从对常人的排拒，对共处的警惕到对天命——共同体的绝对信仰——诸命运事先已经是受到引导的，从对此在的良知、独立与自由的推崇到将此在交付到“同代人”并与“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并由天命完成此在最后的完整性，这其间存在怎么样的理据，以怎么样的发生机制推演，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天命的提出使海德格尔走向了它的反面。
以严谨著称的德意志民族为什么疯狂在战争中或说在战争中疯狂，海德格尔难辞其咎。
正如孔子所言，直而无礼则绞。任何理论如何缺乏生命的融合入或一些基本范畴的介入都可能在推向极致时走向它的反面。那么，东方的儒学能担当的起这一融合的使命吗？
不能！
独以儒学，独有东方，无法担当起这份重构生命的重任。
因为对死的避而不谈，而死本身又不可避免的存在，使得我们耽溺于生中，并因基本的“畏”的缺乏，甚至肆无忌惮——为了名、利这两个生的最大润滑剂或说最大诱惑，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实用理性发达致极，左右逢源成为智者的象征。
不要看圣人们说了什么，那是圣人的先知。而要看在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们做了什么——在实际生存境遇上，极权专制的社会体制使得那怕是浸润于圣贤之道中的士大夫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卑躬屈膝，更别论斗筲之徒的阿谀与弄权，也别论农民式的狡猾，市井小民的算计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
所以，我们要的是东西方碰撞中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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