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迪迪耶是被两个护士搀扶着走进分析室的。他一瘸一拐地走着，而当他说话的时候，脸上会时不时地抽搐一下，露出让人恐怖的怪异笑容。迪迪耶曾被关在一家私人精神病院长达十年，但却从未接受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治疗。那里的“砖家”将他诊断为一名“危险的性倒错者”，因而拒绝让其出院。
而今日答应与之开展会谈工作的乃是精神分析家热拉尔·波奈先生。波奈先生不仅拥有自己的私人诊所，也服务于巴黎南部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精神分析工作。他在医院会定期接待一些行事出人意表的，甚至会做出危险举动的精神病人，因而对于这一类病人他有丰富的经验。而对于迪迪耶，他却犹豫了很久才答应与之面谈。因为迪迪耶曾经是一个杀人犯。
迪迪耶在17岁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动机的情况下杀害了自己的邻居。某个下午，他独身一人在家的时候，突然拿起一把刀闯进年迈的邻居家中，并对其腹部捅了好几刀。由于事后无法提供任何杀人动机，他被裁定为免责且无需进行药物治疗，而被关在这家郊区的精神病院中。
据医院专家所说，迪迪耶在会谈的时候从未提及过那次残忍的杀人案件，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声称对此事毫无印象。而当与熟识他过去的护士待在一块时，他就开始“犯”病，表现出一副极其焦虑的样子，以致于让该案件变得愈发难以解释。然而奇怪的是，在被囚禁了十余年以后，迪迪耶却突然要求给自己找一位精神分析师。
这一申请的动机看似十分合理。在医院，相较于对医职人员的恐惧，这个三十岁不到的大小伙子仿佛置身春宫，被围绕在一群女病人当中，简直过上了“性福”生活。除却他对女病人的调戏给医院的管理造成困扰以外，他还声称自己时常感到一种无力感，并向医生抱怨：“貌似这种情况应该交给精神分析师去处理。我需要去做一下精神分析。”
应该接受他的这一申请吗？经过集体讨论，护士们最终还是决定为他八抬大轿聘请一名精神分析师。仅仅是因为这位从未承认自己杀人的杀人者和其他人一样，企图过上“性福”生活吗？
事实上，自从迪迪耶被关进医院以来，他就从未再有过暴力行为，也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症状表现。因此医院一直以来只是对迪迪耶进行简单的看护工作。
而在主治医生看来，这一貌似荒诞的申请说不定能打开探索这位奇怪病人的大门，因此就欣然同意了他的申请。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是否有精神分析师愿意接收这位不正常的病人才能决定。
对分析家波奈来说，他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面对一个某天突然不受医院管束的病人。他还不得不以一种友好中立的方式去对待来自病人可能出现的突发移情，更何况病人的付诸行动在十年前已经造就了一桩惨案。
而波奈之所以同意与之会面，是因为对“砖家”的诊断持怀疑态度。波奈在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后，又在拉普朗什的指导下对性倒错的问题进行了精神分析研究。正是这一专业背景的训练让他敏锐地察觉到，迪迪耶并不是“砖家”所描述的那种“危险的性倒错者”。
时至今日，他已经完全有信心做出这一结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幻想世界导致了这个年轻人的犯罪行为？他会不会在某天忽然回忆起那犯罪的时刻？又或者他只能够简单地向分析家说说话而已？
当迪迪耶第一次跨进分析室的门槛时，波奈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位病人从那天开始就将跟他密不可分：在往后的日子里，波奈发表了数篇与这个个案相关的文章以及一本专著（《内疚：对杀人者的精神分析》），也从未停止反思这段临床经验，将这一个案深入理论化并撰写专著，为精神分析事业添砖加瓦。
波奈将迪迪耶被两名护士搀扶进来的那一刻称为自己的一段“无休止的分析”的开端，即便在病人离开后也从未真正结束。直至今日，三十多年以后。
令波奈吃惊的是，这位年轻人说话的时候显得十分主动。虽然他的脸上不时露出略为可怖的抽搐，然而当他说话的时候，谈吐却十分流畅，毫无侵略性。他对事物的观察和联想也十分敏锐，展现了异常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毫无保留地指出自己对分析设置的不满：例如只有半小时的会谈时间，以及分析家的沉默等等。
病人的谈吐让波奈不由怀疑其要求做分析背后的真正动机，他总是话说到一半又欲言又止：“您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直到会谈的第六周，病人报告的一个梦让波奈开始相信他们的分析工作已经在进展过程中了。这是迪迪耶报告的第一个令人着迷的长梦——尽管他在做分析进展过程中经常做梦。
迪迪耶的母亲一直住在疗养院里，医护人员禁止迪迪耶去探望她，迪迪耶为此感到十分痛苦。因此迪迪耶做了这样一个梦：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体的一部分逐渐疏离远去，又在某一时刻完美地重合到了一起。就在院子里，就在床上，他所钟爱的母亲忽然一分为二，两张母亲的脸惊骇地瞪着他。
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梦境成为了分析治疗真正的开端。同其他个案一样，这段分析有陷入僵局的时候，也有原初场景不断闪现和重复的时候。在这每周两次的五年过程中，迪迪耶最初是由两名护士陪同而来的，后来在主治医师的许可下独自前来。迪迪耶那错综复杂的过去随着分析的进行逐渐展开。迪迪耶总是低着头，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下不连贯地讲述着自己的梦境，而波奈则坚持不懈地记录着。
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会谈，因为波奈从不让迪迪耶在躺椅上进行分析，而是直面交谈。迪迪耶总是在晚上离开病院前往波奈位于巴黎十二区的私人诊所。波奈即便很忙，也总是尽量为他抽出一段时间。从未有病人让他愿意在工作中投入如此之大的热情。
然而，由于这段奇遇充满风险，为了不被病人操控而掉入陷阱，波奈总是不断提醒自己，他并不必把病人的痊愈谨记于心，也不应时刻记起多年前那个受害者的悲惨命运。他应该从分析经验中提炼出一种知识，从理论的层面上去回应这段特殊的治疗中的种种疑问。尤其是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能否揭露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了杀人凶手？在迪迪耶的个案身上，波奈预感到答案是肯定的。
在分析过程中，一个被忽略的人物逐渐浮出水面——迪迪耶从未见过的奶奶。经由他的讲述，奶奶在家庭中的位置逐渐清晰起来。奶奶是意大利人，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而她的长子正是迪迪耶的父亲。迪迪耶的父亲从小在奶奶的鳏寡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父亲长大后爱上了一名名叫弗朗索瓦的女士，想要和她结婚，这遭到了奶奶的强烈反对。奶奶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父亲最后决绝地出走他乡，甚至更改了姓名。迪迪耶的父母最后在法国结了婚并一共育有11个孩子。在这个与祖国彻底断裂的异国他乡，父亲禁止家里面说意大利语：奶奶作为与祖国和母语的一个连接，对父亲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但她仍然占据着一个位置，侵凌着第十个孩子迪迪耶的无意识。
很多年以后，在迪迪耶杀害那位不幸的邻居之时，他对邻居的一个目光印象深刻 :那个年迈的女人用一种令他难以忍受的目光透过窗户望着他，仿佛那个记忆中本不存在的奶奶穿越了时空，正用一双眼睛盯着自己一样。
另外，案发当天，父亲试图代替迪迪耶去自首，仿佛感觉到了这个案件指示着某些东西，即那个被他“流放”的母亲。他以为已经让这个女人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然而实际上却一直挥之不去。迪迪耶的案件就是一次集中式的显现。
在波奈的生命中，有一个创伤性事件是他自己在做分析时始终无法修通的。然而却在多年以后，当他面对迪迪耶的遭遇时，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回响。波奈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老大尚在哺乳期就骤然逝世。老二出生后，父母为他取了跟老大同样的名字。三年后波奈出生了。在他九岁的时候，老二也不幸离世。于是波奈就成为了这对不幸的父母家中唯一尚在人世的孩子。波奈曾在自己做分析时充分讲述了这段悲伤的往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倾听迪迪耶时产生了某种共鸣。
迪迪耶是家中的第十个孩子。在他的一个哥哥去世的时候，父母迅速领养了一个孩子用以“替代”哥哥的位置。随后，童年的迪迪耶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不幸跛足并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医生并没有找到该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迪迪耶不得不经常去医院接受治疗。
因此，母亲对身患残疾的迪迪耶相较于其他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她总是陪伴着他，疼爱他，保护他。据迪迪耶自己所说，他是母亲最“偏爱”的孩子。母亲对迪迪耶而言无疑是一个好妈妈。然而她同时也是一个坏妈妈：她就像波奈的母亲那样，总是试图用其它孩子“替代”那些逝世的孩子。而这正是波奈自己在接受分析时业已解开的症结所在，也是令迪迪耶深感恐惧的郁结所在。
在他们的母亲身上，都对自己的孩子存在一种无法支撑的矛盾情感。迪迪耶做的那个分裂成两半的母亲的梦正根源于此。迪迪耶在过去所面对的正是母亲那两张截然不同的脸。而父亲很少对迪迪耶提起他那位深爱却又在生活中将其抹去的奶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迪迪耶的谋杀行为是试图抹杀残留在他记忆中的奶奶形象的微弱印记。而那位让他感到深爱又害怕的母亲，既能赋予孩子们生命，又能将他们在生活中抹去：失去一个孩子又收养了一个孩子，仿佛她拥有一个主宰肚中孩子们的生杀大权一样。读者是否还记得，迪迪耶曾对着受害者的肚子狠狠地捅了几刀？
波奈从未知会主治专家关于分析的进展。因为在他看来，迪迪耶所说的话以及展现出的无意识动机与其危险性的评估并无关系。然而他却发现，随着分析的进展，迪迪耶逐渐发生了改变，而这些变化被他的主治医师记录了下来。
迪迪耶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平和，不再对医护人员感到惧怕，也不再对医生满口谎话。因此，医院对他的拘禁也变逐渐得越来越宽松，允许他在更远的范围内自由行动，无须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去见分析家和自己的家人，甚至允许他接受职业培训。
在被拘禁了15到20年以后，他终于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通过分析，他终于发现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丧失了理性而做下了如此残暴的举动。
然而，一段分析的真正完成还意味着，波奈必须让迪迪耶明白，他并不只是这段业已过去的命运的无辜受害者，他仍是这场犯罪的始作俑者。迪迪耶必须能够把这一事实讲述出来。在分析的这些年间，波奈等待着这段叙述的出现，同时也在为此担忧着。迪迪耶已经能够在会谈或梦境中偶尔涉及这些，但仍然只是一些碎片化的片段，仍然需要把它们整合到一起，以联结成一个完整的事件才行。
那些迪迪耶从未向警察、法官和医生谈起的犯罪场景，他最终在会谈的时候向分析家说了出来。对波奈来说，这是分析有效性的关键证明。
事实上，在迪迪耶之后，波奈接也收过其他有犯罪前科的来访者，他们对作案过程的描述有时比迪迪耶案要更加凶残可怖，然而他都能泰然处之。因为对迪迪耶的治疗让他明白了那些叙述对创伤的修复是必不可少的。但迪迪耶作为他的第一个具有犯罪背景的分析者，实际上曾经对他作为一个分析家的功能和位置产生了诸多冲撞和困扰。
作为一名分析家，我们是否应该倾听杀人者的倾诉呢？我们是否能够保持作为一个分析家的中立立场，用简单的“嗯嗯”去回应那些残忍的叙述对自身人性的折磨？
三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当波奈坐在那间分析室做着个案记录时，他忽然回忆起那次会谈，仿佛是刚刚发生过一样。用迪迪耶的话来说，他本应在三十年前就走进这间小小的分析室的。
分析家作为一个倾听他者的角色，他必须让来访者自由言说而不施加评判，将其放置于真理的位置。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受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因为他不可能在倾听那样残忍的叙述时完全无动于衷。最后，分析家终究无可避免地拥有道德的立场。因为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不可能在倾听这样的描述时不施以任何道德性的谴责。那次会谈让波奈耗尽心力。
在经过多年的分析以后，主治医师认为迪迪耶不再具有攻击性，而准许他离开了精神病院。波奈从此也再未与他碰面会谈。波奈认为自己在与迪迪耶的移情关系中实现了与其付诸行动上的人性“互通”。他隐约瞥见了那谜一般的晦暗人性，然而他相信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东西，借由它我们能够看到杀人者作案背后的相似之处。
来源：《他们偏爱的病人：分析家的17段非凡个案史》（Leur patient préféré：17 histoires extraordinaires de psychanalystes）。主编：Violaine de Montclos；年份：2018；出版社：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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